“事不三思，恐怕忙中有错；气能一忍，方知过后无忧；道理服人，那怕英雄是虎；律条不犯，甚么官法如炉。”还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这几句话。说的时候，还有着十分的得意与自信，不知道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还是前人的成句。总之，这是父亲的处事准则，是他的座右铭，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年，因为年纪太小，不谙世事，对此不甚理解；如今已过花甲，仔细揣摩，这几句话真还是很有道理。人之一生要真正做到这四点，确非易事。比之如我，“气能一忍”，便做不到，生性倔强（不敢自夸说耿直），腹中藏不住半句话，喜怒哀乐，率性而为，多少次不能忍下不可忍的一气，吃够了苦头，可死不悔改，依然故我。
至于父亲，对于他，我是非常佩服的，尤其是他虽然生性正直，嫉恶如仇。但面对许多不良的的人与事，却居然能做到一个“忍”字，是大智慧，是真本事，做儿子的永远也做不到。然而，回忆父亲几十年的苦难历程，他的处事原则又是荒唐的，是悲剧性的。
就说“事不三思，恐怕忙中有错”吧，二千多年前的圣人就告诫人们，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世人奉此为圭臬。父亲以此行事，应该是对的，可在父亲一生中，尽管遇事多思，可依然一再出错，防不胜防。比如我家世代为医，父亲十六岁时便独立行医；其医术医德，为人景仰。吾家业医，恪守一条重要祖训，即为穷人看病，不取分文，所得医酬，均为富豪及官宦家。我曾祖父为前期衡山县县令沈士登治愈独生子，其医酬是一百二十亩良田。父亲为国民党一团长治愈其姨太太，所奉医金为一筐大洋。故此，家中地产颇丰。可等到土改时，父亲成分是地主。
父亲因为以医为业，以善为本，乡亲父老，交口赞誉。所以，土改工作队甚是惠顾，只是将多余地及房屋划出，对父亲礼敬有加。父亲又在县卫生局指导下，费尽周折，于1951年建立了一个基层卫生院。由于父亲的努力，卫生院工作非常出色，几次受到嘉奖，影响较大。这个时候，父亲考虑再三，毅然辞去负责人的职责，当一名专业的医师。这一次，父亲的思考倒是正确的。正由于父亲的让贤，所以他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平安无事。但是，父亲性格却发生了变化，处处小心翼翼，事事谨小慎微，无论多大意见从不去申诉与表达；无论别人怎样对他不公，都能默默地忍受。这时的父亲，不是“气能一忍”，而是“气能百忍”了。然而，再“忍”也并非能“过后无忧”。诊所有庸医，嫉妒父的医术，终于在1969年清整阶级队伍中，被勒令“滚出卫生队伍”。父亲孑然一身，凄凉地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卫生院，回到了乡村，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几个年头。
父亲坚信“有理走遍天下”，可现实生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多少次有理说不清，让他彻底绝望了。个中细节，实在不想重述，我会专题记录的。
在父亲的座右铭中，他得意的是最后一条；也无数次地给我们念叨过“为人莫犯法，犯法最难当”，所以，要守法遵纪，不能越雷池半步，只要你不犯律条，则“什么官法”也只“如炉”了。话的确说的不错，道理也是如此。但天真的父亲却不知道，如果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随便可以象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处置你。
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父亲被推上了批斗台，当文革主任要向父亲行凶时，台下突然一声呵斥“住手”。大家一看，原来是当地名人康某。康氏其人，世代以乞讨为生，是一个专业的乞丐。然为人善良厚道，又最不信邪。他是当时唯一的自由人，他不出集体工，常年在外，谁也奈不何他。今天，碰巧回家遇上了这场批斗会；他一边呵斥，一边往台上走去，指着造反派鼻子大骂：“刘先生是什么坏人，专为人看病，积阴德的好人，你的良心喂狗了”。这个场景这样做，遇上谁都是惹火烧身。可康氏不怕，他一拍胸脯：“我八代雇农，你敢怎样。今后谁敢动刘先生一个指头，我就把那指头剁下来”。一场批斗会，就被他搅黄了。回到家里，父亲感慨万千，什么王法，什么真理，在无赖的面前，都不如康老先生的训斥。
我敢肯定，直到临死前，父亲都没闹清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自己终生奉行的处事准则是不是真的错了。所以，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再不念叨这些话了，甚至有几次对我说：你们大了，怎么做人处事，你们有自己的准则，我不管你们了。言下之意，他不反对我们背叛他的处事原则，对自己的这几条，他几乎没有了一点自信与得意，生活对他的教训太残酷太深刻了。
父亲处事原则错了吗？理性的看，一点也没错，错的不是他的人生信条，而是变态的社会。在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中，真理自然成了谬误。几十年后的今天，再记起父亲的座右铭，心中是百感交集。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牢记父亲的教导，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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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对，错的不是令尊，是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基本上就没有过对的时候。
但那个社会最后一定会让所有人（包括令尊本人），都认为他是错的。
中国人的脑子和人性，就是这样被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