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男人有二大爱好，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人从良。”恕我懒怠，不曾考证出处；但是，一直从心灵感到震撼，真不容小觑其语义之深刻与经典。
还似乎没有人给迅翁这句警言作过较为细致的阐发，在下愚钝，愿谈一点简单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般认为，“拉良家妇女下水”和“劝风尘女人从良”，表现的是中国男人两个方面的处世方式，亦或是两种不同的德行。前者是坏是恶，陷人于污泥；后者是好是善，救人于水火。但个人以为这种认识太是肤浅，甚至是以蠡测海，门外逡巡，未能登堂入室，自难窥其堂奥也。
吾固以为，上述二者无有善恶好坏之分，只是问题的两个方面；简言之，意思就是说中国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拉良家妇女下水”好理解，问题是“劝风尘女人从良”，为何不是善举，且容老夫慢慢道来。
走上卖身这条道路，当然是“生活所迫”，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是，为生活所迫就一定要去当妓女吗？世界上为生计发愁的女性多的是，为什么绝大部分没有选择这条路？可见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因素，这恐怕是人们既不承认但又的确如此的一种尴尬。当然，家贫被卖，陷于青楼的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不在这里讨论。君不见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决心清除青楼妓院，妥善安排妓女的生活出路，可还是有绝大部分妓女抗拒改造，仍然向往卖笑生涯。这是其一，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国男人很少有从心里同情妓女不幸遭遇，无不是把妓女当作买笑寻欢的尤物。若说有劝妓从良，要么是贪恋美色逢场作戏，最终是始乱终弃；要么是沽名钓誉惺惺作态，最终是水月镜花。历史上也许真有风尘女子爱上落魄秀才的故事，但最终多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张生薄幸弃莺莺的悲剧结局。世上似乎没有转过墙角就遇到了真爱，倒是转过墙角撞上墙的却有很多。
历史上，常常为人称道的是苏轼帮助妓女落籍从良的故事，这倒不是杜撰。一是元祐年间路过京口时，宴会上两个营妓郑容、高莹慕苏轼之名，求帮忙脱离青楼，苏东坡作《减字木兰花》以赠：“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令二人呈当地长官，自然达到目的。是词实为藏头词，每句开头即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
后来，苏东坡在杭州作官的时候，有个叫“九尾狐”妓女想要从良，苏东坡写下判词：“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准其从良。可是，当另一妓女援用九尾狐从良的例子来恳求脱籍从良时，苏轼却判道：“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什么意思？虽然想要从良，“此意可嘉”，但她才艺出众，如果这个妓女从良了，那么杭州官妓就没有了“花魁娘子”，故为不允。
可见，所谓劝妓从良，仍是游戏耳。连苏轼都是如此，遑论其他人了。所以，宁可相信猪上树，不可相信帮助妓女从良事。
后来，有好事者把这句话孳生为：“中国人最爱干的两件事是，叫别人读书，劝妓女从良”；感觉更是深刻。为什么？因为这叫人读书和劝妓从良，都是自我感觉道德优越爆满，或者是流于假仁假义，为自己挣点“流量”；或者是费力而不讨好，对方未必领你这个情。
而且，这读书还不象为妓，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简言之，只要自己愿意，是女皆可为妓；但心中再向往，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书。这绝不是说读书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读书如同百工，有个人的潜质问题；譬之不是谁都可以学唱歌，谁都可以学开锁一个道理。
故是，不要把读书看得那么崇高，被人们崇奉的“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绝对是传统文化的糟粕。读书可以高尚，但不是唯一的高尚；社会360行，每个行业都是高尚的。没有行行出状元，就不可能有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读了书，知识必丰富，但读了书，品德不一定就品高尚，甚至比不读书还更加卑劣。所以，我们必须破除关于读书的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不要指望读书能使一个人获得道德、品行方面的收益。现实生活中，许多自诩为“饱学”之士，却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高雅自信，反倒猥琐油腻，三观卑劣，真不知道是不是读书出了什么问题。
明代曹学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一次，某皇亲的奴才又故技重施放出斗犬，任其咬人，一秀才被扑倒在地，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屠夫，杀了恶犬，救了秀才。皇奴大怒，把屠户捆绑送官，要求官府判他给狗偿命。曹学佺看过状纸后，不惧权势，判屠夫无罪。皇亲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再审时，秀才出卖屠夫，改了口供。曹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重责之，秀才挨不过板子，只好招了。曹学佺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联。其实，这样的秀才多着呢，倒是曹学佺却少见。
胡说这些，实不应该，用文雅的话说，这叫清泉濯足，大煞风景；焚琴煮鹤，罪不可恕，乞求诸君原谅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