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得了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我就找了他们其中两位写的书“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之后有了一些思考,便使用chatGPT o3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一个好的理论并不是能解释所有的问题,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白问题根本的思路和一些方法。希望通过这些思考能帮我们更好的明白问题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我们能力之内行动。
下面粗体加黄的是我的提问,其它是回答。探讨是用英文进行的,然后用google translate转成中文,放在这里:
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因对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广泛研究而被授予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工作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昌盛而其他国家仍处于落后状态的理解。
主要贡献:
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获奖者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性质——无论是包容性的还是提取性的——在其经济轨迹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包容性机构提倡广泛参与、维护法治、促进创新和持续增长。相比之下,旨在使少数人受益的榨取性制度往往导致停滞和贫困。
诺贝尔奖网站
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在他们具有影响力的 2001 年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中,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探讨了欧洲殖民战略如何影响长期经济成果。他们认为,在欧洲人面临高死亡率的地区,他们建立了榨取性制度,这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相反,在更适合欧洲人定居的地区,建立了包容性的机构,从而带来了更有利的经济结果。
维基百科
国家为何失败:在他们 2012 年出版的《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扩展了他们的研究,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经济成败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当国家拥有包容性的制度,允许公民做出选择、保护私有财产并鼓励创新时,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另一方面,采用榨取式制度的国家,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容易陷入停滞和衰落。
维基百科
总的来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强调了制度在塑造国家经济命运方面的关键性,并为全球繁荣持续存在的差距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根据他们的分析和方法,解释一下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把时间分成不同的时期,然后进行详细的分析
通过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的制度框架分析中国从 1949 年至今的经济轨迹,可以对其发展有更细致的了解。他们的研究强调了制度(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和提取性(extractive)制度)在塑造国家经济命运方面的关键作用。
1. 毛泽东时代(1949-1976 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中央计划经济。政府实施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等政策。大跃进(1958-1962 年)等举措旨在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导致了经济混乱和严重饥荒。随后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此期间,中国的制度主要为榨取型,国家对经济活动施加广泛控制并限制个体企业。citeturn0search18
2. 改革开放(1978-1992):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于 1978 年启动了重大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标志着从严格的国家控制转向更加混合的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并向外国投资开放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体现了这一转变,吸引了外国资本和技术。虽然政治制度仍然主要是榨取型的,但经济制度开始纳入包容性元素,允许私营企业和市场驱动的增长。citeturn0search18
3.市场社会主义与快速增长(1992-2008):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中国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尽管共产党继续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但经济制度变得更加包容,促进了创业和创新。然而,底层政治结构仍然是提取性的,党对政治言论和异议保持着严格的控制。citeturn0search18
4. 巩固与挑战(2008 年至今):
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政治权力明显巩固。政策强调了国有企业的作用,对私营企业的监管也加强了,尤其是在科技领域。阿西莫格鲁认为,这种集权和强化提取性政治制度可能会扼杀创新和经济活力。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维持这一轨迹可能需要改革,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以鼓励更广泛的参与和保护产权。citeturn0search4
使用他们的方法和方式,基于 2008 年第四期至今中国详细的政治和政策发展情况,如果中国的趋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逆转,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将发生什么:
政治和政策发展(2008 年至今):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变:
未来 20 年的预测: 如果政治集权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趋势继续下去,而没有进行重大改革,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则可以做出以下预测:
结论: 根据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框架,中国经济成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制度的演变。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可能会面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和全球竞争力下降等挑战。历史经验表明,制度创新往往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例如,荷兰和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领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包容性制度的建立。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或许需要在维持稳定的基础上,谨慎地推进制度改革。
根据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根据这些分析,未来四十年会发生什么
借鉴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模式,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反复出现的制度周期及其经济后果来预测未来 40 年的情况。
中国历史的特点是中央集权统治与分裂或改革时期之间的周期性转变。主要的朝代周期(汉、唐、宋、明、清)遵循最初强大、经济扩张和官僚效率,随后是腐败、制度僵化,最终崩溃或改革的模式。**关键驱动力是:
强大的中央集权维持稳定和经济增长。
逐渐出现的官僚腐败和僵化,限制创新。
由于榨取性制度而导致的经济停滞和内部动荡。
政权更迭或外部冲击导致改革或垮台。
现代共产党的统治与过去的朝代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其**早期扩张(1949-1976 年)、经济开放(1978-2008 年)和当前巩固(2008 年至今)**方面。如果这些历史趋势在 Acemoglu 等人提出的制度框架下继续,我们可以在两种情景下预测未来 40 年的潜在事件:
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增加政治集中度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
增长下降:随着国家干预增加和私营部门创新减少,中国可能面临日本式停滞,GDP增长缓慢。
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没有包容性制度,中国可能难以向高收入经济转型,导致不平等加剧和社会不满。
金融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市场危机以及对国家主导投资的依赖可能引发重大经济衰退。
社会动荡加剧:经济低迷,加上青年失业率上升和政治自由受到压制,可能导致抗议浪潮,就像中国末代王朝或清末时期(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所见的那样。
内部权力斗争:从历史上看,长期统治的王朝面临着官僚机构或统治精英内部派系斗争。随着权力进一步集中,共产党内部潜在的精英冲突可能会加剧。
地区不满:从历史上看,经济衰退时期会增加分裂主义倾向(例如唐朝的崩溃)。如果经济状况恶化,新疆、西藏和可能的广东等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升级。
政治改革或不稳定:如果经济和社会压力加大,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向更加开放和改革导向的政治体系进行有序过渡。
内部混乱时期,权力斗争或群众运动削弱中央权力(类似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外部压力:从历史上看,当中国面临内部虚弱时,**外部力量(例如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西方帝国主义)**在重塑国家方面发挥了作用。
与美国、印度和欧盟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可能会迫使中国进行改革,也可能引发外部冲突,从而分散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这条路径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一致:提取性制度可能在短期内维持增长,但最终会导致停滞、危机和政治变革。
更乐观的未来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使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同时走向更包容性的制度。可能的发展:
权力下放:与过去的改革类似(例如宋朝的官僚精英政治或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中国可以采用更加分散的治理,同时保持党的控制。
私营部门复兴:鼓励创业、减少政府干预和保护产权的政策可以恢复创新和经济活力。
法律和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制定可预测的政策和允许有限的政治参与可以在不危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创造稳定rty 规则。
中国可以通过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进行市场驱动的改革,成功转型为完全发达的经济体,类似于韩国或台湾。
技术和创新中心:如果中国从国家驱动的产业政策转向更开放的创新体系,它将继续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中保持领先地位。
这条道路与 Acemoglu 等人的见解相一致,即包容性制度促进长期繁荣,而提取性制度最终会限制增长。
鉴于历史趋势和 Acemoglu 的制度理论,中国未来 40 年很可能是这两种情景的混合。 最有可能的发展轨迹包括:
未来 10 年(2025-2035 年)经济放缓,债务风险上升。
2030-2040 年代社会动荡,国内政治斗争。
2045-2065 年之间出现政治或经济危机,导致改革或停滞。
如果体制适应,可能过渡到混合治理模式(有限的政治改革 + 经济自由化)。
如果中国领导层认识到提取式制度的风险,并调整方向,实现更大的包容性,中国可以保持长期增长和稳定。否则,历史周期表明,未来 40 年内会出现停滞、动荡和潜在的政权更迭。
对于居住在美国但与中国有联系(如亲戚、年长的父母和一些中国房产)的海外华人,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经济衰退的影响?请提供理由和可操作事项清单
如果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居住在美国的海外华人(与中国有着持续的个人、财务和家庭联系)将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挑战。根据机构分析(如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分析)和历史模式的见解,潜在风险包括中国房地产价值下跌、国内亲属收入减少或财务不稳定,以及可能影响当地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作为应对措施,审慎的策略结合了风险分散、积极的财务规划和对海外家庭成员的有力支持。以下是这些步骤背后的原因和可操作项目的列表:
接触中国经济周期 由于中国国内经济衰退可能导致房价下跌和家庭财富减少,持有中国资产(如房地产)的人可能会看到资产大幅贬值。与此同时,如果收入和政府支持减少,依赖当地经济稳定的家庭成员(如年长的父母或亲戚)可能会面临困难。
相互关联的金融系统: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对全球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可能影响汇率、信贷获取和投资回报。对于居住在美国并有跨境金融联系的人来说,这需要保护美国的财务免受国外波动的影响。
家庭和社会考虑: 对于在中国的年长父母和亲戚,需要制定应急计划,以应对他们的医疗保健、生活安排和整体福祉。经济衰退可能会给中国的公共服务带来压力,减少汇款流量,使在需要时为他们提供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制度和政策风险: 中国的制度僵化或进一步的政治集权可能会限制政府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这强调了制定灵活、多元化计划的重要性,而这些计划不能仅仅依赖于中国体系的稳定性。
分散投资:
**减少对中国资产的过度投资:**通过减少与中国完全挂钩的资产比例来重新平衡您的投资组合(例如,出售或出租房产,而不是被动持有)。
**增加全球多元化:**投资国际股票、债券或基金(包括美国和其他发达市场),以对冲局部经济衰退。
**考虑避险资产:**将您的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分配给黄金、美元或其他在全球不确定时期表现良好的货币等资产。
保持充足的流动性:
**应急储蓄:**在流动性强、可随时使用的账户中建立并保留应急基金(理想情况下可覆盖 12-24 个月的开支)。
**监控货币风险:**随时了解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趋势,以管理与货币波动相关的风险。
在中国的资产管理:
**审查房产持有情况:**根据当前估值和长期前景,评估是否在中国保留、出租或出售房产。
**专业评估:**定期进行评估,并咨询当地专家或房地产顾问,以便对您的房产做出明智的决定。
对亲属和年迈父母的支持:
**金融转账和汇款:**建立安全、高效的汇款渠道。考虑多元化投资多币种账户,以管理资本流动的潜在中断。
**医疗保健和保险:**鼓励或帮助为中国年长的家庭成员安排全面的健康保险和长期护理计划。
**定期沟通:**与亲属保持持续联系,以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当地情况,并在必要时制定紧急沟通计划。
法律和遗产规划:
**审查法律文件:**更新遗嘱、授权书和其他遗产规划文件,以核算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资产。
**跨境咨询:**咨询在美国和中国法律方面经验丰富的法律和财务顾问,以确保您的国际资产和家庭安排得到良好保护。
**聘请财务顾问:**与了解美国和中国市场的顾问合作,制定适合您独特跨境风险的应急计划。
监测政策发展:随时了解可能影响资产价值和汇款选择的中国经济政策、房地产法规和金融控制的变化。
制定退出或适应策略:
**替代居住地 O选项:**如果您预见到中国长期不稳定可能会影响您家人的福祉,请研究搬迁家庭成员或建立双重居住权的潜在途径。
**网络建设:**与当地社区组织、海外华人网络和国际金融服务提供商建立关系,他们可以在不确定时期提供及时的建议和支持。
在美国居住期间为中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做准备意味着要在谨慎与主动规划之间取得平衡。通过分散金融风险、保障家庭福利以及随时了解政策和市场变化,海外华人可以更好地免受中国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这种全面的方法可确保您的财务稳定和亲人的福祉在面临潜在挑战时保持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