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都在變，香港怎麼辦？

這些天，不斷看到新聞報道，說山東淄博燒烤經濟很火，火到很多人千里條條驅車淄博體驗燒烤的熱鬧。最近，深圳官方也宣佈，從今年9月1日開始，不再限制市民在市區街道設點擺攤，搞地攤經濟。很多人便以為，深圳經濟出了大問題，有了高大上城市如今也要靠低檔經濟才能生存下去的言論。

這讓我想到中國一句老話，叫做“富日子當窮日子過”。話雖然樸素，但說了幾千年，一直沿用至今，想來有她的深刻的道理。很多有錢人居安思危，在大家都困難的時候，守著已有的財富，“一分錢當兩分錢花”，最終度過艱難時期，沒有倒下，挺了過來，支撐到了再次雄起的那一天。

這或是一種守財的智慧。前不久，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人的飯碗要端在自己手上”，也是底線思維。作為古老的生存智慧，用在當今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方面，無疑一個“以退為進”的高明的生存策略。或許全球日子真的不大好過。

如今，面對全球經濟的大變化，以及內地經濟的放緩，深圳看似低下高貴的頭，開始過緊日子；實則未雨綢繆，穩陣前行，無疑現代版的“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的底線思維。

要知道，深圳的財富來源，可是實打實的，絕大部分來自於有持續盈利能力的大企業的稅收貢獻，比如騰訊，華為，小米，比如萬科和中石化，都是響噹噹的繳稅大戶。另外，深圳還是國家計劃單列市，比香港年輕的多，沒有社會包袱，更不需要上繳國家財政任務，100%自己賺錢自己花的。說深圳沒錢，是沒有人相信的。

如今，連深圳都這麼低調務實，蟄伏未來。香港該怎麼辦？

一直以來，在國人眼中，深圳是中國的高大上城市，香港是國際的高大上城市，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和貿易中心，國際旅遊、零售業和服務最佳城市，港人驕傲和自豪了幾十年。改革開放40多年，國家也利用香港的橋頭堡平台，大力吸引外資，做大做強了經濟，香港的獨特地位及經濟價值，相信是毋容置疑的。

然而，這三年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肆虐；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俄舞戰爭的持續角力；美國通貨膨脹，各國貨幣大放水；國民追求好日子的迫切程度，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國家的發展與繁榮的紅利，已經滿足不到快速上升的國民追求好日子的發展要求。

看看法國沒完沒了的退休養老制度的大罷工；再看看土耳其總統和泰國大選；以及2024台灣總統大選的造勢活動，到處都是要求改變的呼聲，此起彼伏，持續高漲，你便知管治今天的國（居）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如果不能比以往投入更大的精力以及管治智慧，根本滿足不到如今日益麻煩要求之高的國（居）民的需求。

國家都是這樣，我相信對於完全靠外向型拉動的本港經濟更是如此。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可能也只有專業人士，才知現在的香港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相信，更多的關心香港的居民，更多的關心香港的未來的有識之士，都會叩心自問:香港的過往成功，還能保證香港繼續成功嗎？香港還有多少老本可吃？香港的未來靠什麼吃飯？

先說第一個問題:

香港過往的成功模式，還能保證香港繼續成功嗎？

香港過往成功的要素:

一靠香港有普通法和國際仲裁的遊戲框架，令到全球資金願意扎堆香港，因為資金自由進出，資金可靠，能賺到錢應是第一誘因。

二靠香港有一批深諳西方運作規則和勤力做事的中產人才，尤其有一批中西合璧的貿易、法律和醫學方面的應用型人才。

如今，我們關起門來，可否檢討下，香港的優勢還在嗎？

一是如今的香港普通法和仲裁規則，作為商業交易和解決糾紛的唯一法律法規，還繼續管用嗎？全球各路投資人來香港找錢，原來的一套遊戲規則，是否會受到其他的規管和制約？

二是現在的香港GDP總量是多少？人均GDP又是多少？香港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的結構有變化嗎？（比如賣地收入/資本和貿易/以及稅收的比例）？

再如，未來港交所承接到的世界投融資項目，我們是否有頂級人才足以應付到需求並成功完成項目，是否有專業的評估，以及可以公開的報告？看到特區政府最近公佈的《人才清單》，足見香港經濟重新發力，需要大量有名有實的人才，政府已意識到人才的空白，如果《清單》人才貨真價實，搶來的人才，真的能做到嘢，那當然是香港經濟復甦的及時雨。

未來幾年，香港的資本市場，可能不僅需要靠中國經濟吃飯，還要有自己的一套不受任何制約的賺錢法術才行。

這些好現實的問題，不儘要縱向比，更要橫向比，還應該敢於公開。至少與曾經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比較，是最起碼的。

三是直接為香港發展和繁榮做過重要貢獻的中產階級人才（包括受教育程度/從業經驗/年齡和職位等）現在還有多少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能否做到嘢還是很關鍵的。政府的人力資源部門應該有精準的統計數據。

只有認真檢討和反思制約香港發展和繁榮的這三大因素，有非常客觀而實在的兵棋推演，便知香港原有的成功模式，是否可以確保香港未來繼續成功。

再說第二個問題:

香港的老本還能吃多久？

說到香港的老本，無非指政府的財政盈餘存底。聽說2022年，香港的老本還有10000億港元，然而，一場新冠疫情抗擊下來，加上這三年的經濟低迷，到2023財政預算案的發佈數字，令人對“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政府理財觀，倒吸一口涼氣。

三年下來，香港不僅花掉天量的6400億港元抗疫資金，留下了4000億的財政赤字大缺口，賬上只剩下7000多億港元的財政盈餘存底。政府自己出來說，這筆錢，足以支撐特區一年的運作以及對付各項開支。看來，我們的政府還是信心滿滿，有底氣未來打翻身仗。

我好想知道，深圳是否也是這麼輕鬆而淡定的理財觀？

老話說“手中有糧，心裡不慌”。香港還有足夠的本錢，同時啟動大嶼山填海造地，以及新界北都會區的建設項目嗎？

答案一定是捏把汗的。

我相信深圳的老本一定不比香港少。而且，深圳至少做了三年的過緊日子的思想儲備。不然，深圳不會宣佈允許城市有地攤經濟的方式的。

據我了解，廣東省目前人口不到一個億，三年抗疫總花費也不過2000億人民幣，但最近卻雄心勃勃，要投資500億人民幣，打造新的國際貿易樞紐機場，可見有自己的大盤算。而且，看廣東的氣勢，大灣區項目要舉全省之力，明顯要掛帥項目，想是堅定了信念，要玩把大的，對發展大灣區經濟充滿了信心。

我不禁要問:

香港的新藍海在哪裡？還靠土地財政嗎？大嶼山填海造地項目與新界北大都會發展項目一起開工嗎？看到財政司長陳茂波說，大嶼山填海造地項目，光是出售土地收入就有7500億進賬，感覺好有著數。就不知出售了土地之後，政府是否還有現金流的持續收入，估計也是一個好大的問題。畢竟，土地資產賣一塊，少一塊。並不帶來持續的收入。

如今，經濟形勢如此不確定，現金流為王，天天有流水，年年有收費，自然是硬道理。不要忘了，深圳的賺錢模式可是靠著大企業的繳稅，以及更多的有競爭力的外貿及製造企業的出口，和各種行政事業收費，才有夯實的源源不斷的財富積累。

深圳每年收稅收到手軟，這種賺錢模式，怎麼說都好過香港賣地賺取財政收入要強很多。做生意的人都知，有流水，好過沒有流水。前者銀行天天追著你跑，後者則是一錘子買賣，過去了就結束了。何況香港是個低稅制的特區，未來若沒有現金流的大企業，再過幾年，怕是沒有資格和深圳PK了。

雖說土地財政和舉債經營是個好東西，但能否吃一輩子也是值得探討的。早晚成為猶如毒品一樣的經濟軟肋。我看到有關資料，說廣州的土地財政已達到90%依賴度，舉債情況也很驚人，這說明房地產差不到綁架了政府經濟；而深圳的土地財政才30%左右依賴度，兩地經濟治理水平可謂高下立判。

香港目前土地財政如何，想政府早已橫向比較的。聽說東莞、惠州等城市都想深圳行政收編，無非看中深圳財政的賺錢模式。

然而，深圳的房價長期比廣州要高，也比較抗跌。這是為什麼？可能只有懂經濟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的理解是：

深圳的大企業多，優秀企業多，意味著人才多；人才多，對房地產的需求自然水漲船高。這些年，深圳的科技創新以及大人才戰略，令到深圳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看深圳的氣勢便能感受的到。這些人是未來新深圳的未來。

實事求是說，深圳的這種靠賺錢大企業的繳稅以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是最穩健的橄欖球型社會形成的模式。無論你怎麼發展和繁榮，採取什麼模式，穩定的社會大環境和卓越的大人才戰略，以及可持續的做大做強總是硬道理。

我相信，深圳是不會因為土地資源稀少，以及舉債經營的恐懼睡不著覺的，因為她有持續的財政盈利來源。畢竟，賣地收入早晚有枯竭的那一天，離不開土地財政，被房地產綁架的日子就永遠沒完。經濟也很難徹底轉型和升級。過去老話總說，沒有開源，“坐吃山空”或看天吃飯，都是很可怕的事。不說別的，至少香港的創科產業應該從深圳的盤算中有所啟發才行的。

最後說說第三個問題:

香港的未來靠什麼吃飯？個人認為：

——充分用足用好“一國兩制”特殊政策，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幫到國家的同時，也做強自己。

“一國兩制”是國家向國際承諾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獨享的特殊政策，相信內地任何城市無論怎麼發展和繁榮，都無法得到這一特殊的“金飯碗”的。

既然是“金飯碗”，就有大著數。香港應該用足用好這一特殊政策，賦予“一國兩制”新的具有軟實力的內涵，比如可以注入“一國兩制”獨有的產業政策以及創新機制，而不是把“一國兩制”當做口號，天天喊，月月喊，年年喊，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把“一國兩制”經濟文章做深做透，做出令人信服的成就，令其行穩致遠，發揚光大，不僅對國家的大業有示範性，對香港再次進入世界的眼光，意義更加重大。這是香港義不容辭的責任。這與保持《基本法》與國家安全，愛國者治港，是沒有任何矛盾的。香港的發展與繁榮，以及香港的安全和穩定，兩者互為促動，不可偏廢。

時不我待，只爭朝夕。香港到了要有自己的“一國兩制”的產業規劃，特別是“一國兩制”模式下，金融和轉口貿易經濟突破的策略的時候了。如此，香港的信用，才有可能被國際接受和認可。

老實說，香港眼下好多事情，居民七嘴八舌，談東說西，見仁見智，都是無可厚非的；但以行政主導的三權合作機構，如果總是糾結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事情，甚至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則是令人失望的。

香港不能做“捧著金飯碗，卻找不到飯吃”的傻事。醒目的香港有很多內陸城市沒有的優勢，比如歷史形成的多元的香港文化；普通法框架下的司法仲裁機制；公民教育體系（特別是DSE應試教育制度），以及學貫中西的金融、法律和貿易服務水平及專業人才；人均GDP水平高。這些都是香港的軟實力，沒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澱，是做不到的。

——在粵港澳大灣區項目中扮演好金融排頭兵角色，在有效服務於巨無霸企業當中，也令香港受益。

國家確立把香港、澳門吸收進來，連同最富裕珠江三角洲的9個城市，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是深謀遠慮的。任何大灣區經濟的總量，都是天文數字。過往幾十年，香港憑藉過往的金融和轉口貿易的國際服務能力，在這次在大灣區經濟項目中，繼續扮演金融和轉口貿易服務的排頭兵角色，應該當仁不讓的。

然而，大灣區經濟的玩法，非過往香港經濟的玩法，畢竟大灣區經濟體量巨大，灣區企業胃口大，要求高，無論大環境、服務水平，還是對應經濟總量相匹配的人才儲備，對香港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個人認為，發展大灣區經濟某種意義上是政治任務。香港準備的好，一定可以在幫到國家的同時，得到大大超越現有財政盈餘的著數，所謂“國家好，香港更好”。準備的不好，不僅項目進展緩慢，達不到預期，國家尷尬無奈，對香港的治理能力一定是失望的。

——積極為國家“走出去”提供國際經驗以及創新能力。

在我看來，香港過往的成功，不僅在於香港長期處在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觸的中間地帶，文化中西合璧，制度倚重西方，外來資金比較安全，可以自由進出，低稅制，膽小的外國資金多半通過香港進入大陸（據說過去的幾十年，有70%的外資是通過香港進入大陸的），還有賴於香港在這種獨特的政治環境下，練就出一批既能玩轉西方人，又懂得內地需求的從事金融、轉口貿易以及零售、旅遊業務的服務人才。

包括外來的流行文化，都是港澳台先風靡一時，再颳到內地的大城市，改革開放40多年一直是這樣。這是一種習慣，也許是一種地理的自然過渡。

所以，一直以來，香港對西方不陌生，對內地經濟更是熟悉套路。幾代香港人都喜歡輕資產，重服務，喜歡做抽水生意，這是一種本事，說得遠一點，這種能耐，完全可以用在未來國家“走出去”的發展戰略中，比如一帶一路建設，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平台搭建，香港都可以發揮“急先鋒”的作用，幫到國家，就是成就自己。所謂“香港好，國家好”。香港與國家的命運永遠是聯繫在一起的。

一句話，香港是國家的一塊金子招牌，何時成為全世界的金子招牌，則需要香港的管治者，掉一身肉，脫一身皮，做出一些舉世矚目的成就，才有可能為國家爭得更大的榮譽，香港重新回到世界經濟的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