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发力，歌手断唱】

奴才发力，歌手断唱

前两天，日本歌手大槻真希在上海开巡回演唱会，歌唱到一半时，麦克风被关闭，舞台开灯，演出中止。这个消息，连本城的职业五毛都不信，惊呼“不可能”，肯定是辱华造谣。后来证实的消息来了，主办方取消了全部演出，向观众解释是源于“不可抗力”。当然真实的原因，是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的言论，让中国政府很生气。

两国政府间有些不爽，就不允许艺人把一首歌唱完，这个逻辑跳跃比较大，让胡锡进老师都看不下去了，他撰文说“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尺度和并在执行层面稳健”，“当众把演员轰下台，这首先让人感觉是对演员个人的不尊重，过了”，“唱到一半，关灯让演员下台，当场取消演出，场面过于刺激，很容易产生治理预期之外的感受，应当避免。” 让锡进老师都觉得“过于刺激”的操作，应该是生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网友们的留言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这种蛮横行为。这其中有两个观点：第一， 虽然大清已灭亡一百多年了，但国人很多还是停留在义和团阶段；第二，虽然今天的中国好似接受了现代文明和商业文化，但依然缺乏契约精神，合同说撕毁就撕毁…… 我认为这两点虽然有中肯的一面，但却不适合于这一事件。没有中国人因为最近中日的外交纠纷，去侮辱或殴打这位演员；演出的上海主办方也没有撕毁合同。他们是因为“不可抗力”而不得不终止合同。

这“不可抗力”是什么？微观而具体地说，就是专制制度下中下级官员的政令，说白了，这是一种延续中国社会两千年的“奴才行为”。这种奴才行为有哪些表现呢？让我们分析一下 ：

1. 绝对忠诚 — 这种表演和表忠是绝对必要的。即使皇上很荒谬、昏庸，也要为其言行寻找理论和实用依据，时刻彰显皇上的英明和伟大。在这种氛围下，谁都不敢说真话、提不同意见。

2. 揣摩圣意 — 这是奴才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他们必须根据风向“领会精神”，并时时调整。他们对朝廷政治极度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导或强制自己的辖区迅速转向。

3. 眼睛向上 — 不论他们个人的智商如何，他们的政令经常不讲逻辑、没有是非观，只管圣上的旨意和心情。他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则颐指气使。只要对乌纱帽有利，他们不在乎瞎指挥给老百姓造成损失和不便。

4. 明哲保身 — 避免“犯错误”是第一生存哲学。如果圣意明确，奴才一定要“刺刀见红”去实施；如果圣意不明确，他们一定“奏请圣裁”，绝不主动行事并敢于承担责任。

5. 热衷包装 — 为了乌纱帽和升迁，奴才们热衷于制造“政绩工程”，他们不仅喜欢搞些物质化的东西供显摆和饱私囊 ，而且经常让人给自己歌功颂德，营造自己的“能臣”和“清官”的形象。

根据这几条，我们能够想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要求关麦克风的决策者，他们害怕，如果让那首歌唱完了，他们可能就会被指责为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忠诚度不够、政治敏感性不高等等。荒唐吗？不荒唐。上面说了，在专制体制下，避免“犯错误”，保乌纱帽是第一生存哲学。至于签了合同的商家和买了票的观众，都不算事儿。

当然，后续的荒唐事依然有可能发生，比如老大认为他们用力过猛，是添乱、坏自己的事，进而龙颜大怒。若如此，奴才就麻烦了。最悲催的莫过于揣摩圣意有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若是圣上本人也没个准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坏了事就抓奴才当替罪羊，那奴才就更难了，怕连死了的心都有。

不要以为这 “关麦克风”是个偶然事件。如果体制不变，可以是关麦克风，也可以是建了一半的工厂不让建了，或者猛然抓某国的几个“特务”（后来两国关系回暖了，人就放了，显然不是特务。）官僚阶层总是要表现出绝对忠诚、时刻紧跟风向，累得很。而民众中的一些人，则时不时被官媒闹得青筋暴突、精神分裂，远看有一种喜感。

这件事发生在经济发达、观念先进的上海，让有些人觉得诧异。上海已经很“国际化”了，签合同早早已不在酒桌上，商业合作伙伴也不称兄道弟了。然而，这些与“关麦克风”有关系吗？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领头羊，然而文革中枪毙“反革命分子”林昭不是也发生在上海吗？你说那是旧账，好，上海在2020-2022年新冠封城中表现出的反智和粗暴，反映这个城市人民的智商吗？请看官再去对照一下上面那5条，看看在这个体制中，上海是否能风景独好。

其实，专制体制下，个人的最大不幸不是“穷”（专制制度下的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也可以物质生活富裕）。真正的问题在于，该体制下私权比起“公”权（= 统治集团的权力）实在太弱小。人民不是公民，其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被“赐与”的，可以收回。比如你根本不拥有一寸土地，你买的房子（或果园、农庄），甭管花了多少钱，都可以在“必要时”被“国家”收回；你买票听歌，听了一半因“不可抗力”不能继续，就请你回家。至于那位日本歌手有不平，五毛说了，回去找你的“主子”去，她是你们投票选的，呵呵。

除非离开那片土地，否则“不可抗力”随时可能作用在你身上（如果运气好，也许一辈子不发生）。就好比生活在地震带上，只能祈求坏事不出现。前几年有“走线”这个词，在走线客中也有中国人，他们交给蛇头不少钱，从南美历尽艰险偷渡美国。这些人大多不是穷人，不少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我们可以质疑他们的选择是否明智、做法是否周全，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 — 让他们的后代远离那种“不可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