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暂红领巾岁月

   回想起来，自己戴红领巾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入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批了——入队仪式上，身着白上衣蓝裤子的新队员们静静地等候着，突然，喇叭和队鼓齐鸣，出旗曲奏响了，那小鼓敲得人心里直发慌；队歌声中，几个大年级的队员两人一组，捧着红领巾缓缓走到我们面前，熟练地将红领巾系在我们的脖子上......我很珍惜那条红领巾，每晚睡觉前都会将它仔细地叠起来放在枕头下面。

   红领巾戴上没有几天，文革就开始了，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有点异常——老师蓬头垢面，脸色带着憔悴，讲课的声调明显的低了下来，教室后墙上那些花呀鸟呀的剪纸也被撕掉了，还有，中队长也不再站在教室门口检查队员们戴没戴红领巾了。

   一个炎热的午后，班主任老师缓慢步入教室，说以后不要再戴红领巾了，但并没有说因为什么，我猜想一定是文革的缘故，此时，文革开始已有一段的时间了。

   又是一天下午，老师疾步走进教室，将一些写着红小兵字样的臂章放在讲台上，说以后不许提少先队了，要叫红小兵，毛主席的红小兵。然后走下讲台，将一种红底金字的菱形臂章发给我们，让我们戴在左臂上。我接过红小兵臂章，却并没像其他同学那般兴奋，只为不能再戴红领巾了而沮丧。

   红小兵显然要比少先队更具战斗性，下课后，大家围住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他们背毛主席语录，有一个“小地主”背错了，大家于是冲上前去，用力掐她的嘴，并用黑板擦砸她的右手，她显然被砸痛了，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从那脸上滚落下来。

   少先队队歌也不准唱了。少先队不再存在，队歌也随着停止，倒也合乎逻辑，可听说不准唱的真正原因是队歌的曲作者马思聪叛逃美国所致，作者反动，曲子自然也反动，这更合乎逻辑。红小兵没有“兵歌”，只是挑些语录歌曲哇啦哇啦唱，唱得依然兴奋。

   之后几年文革进行得轰轰烈烈且腥风血雨，年少的我们干不成大事，整天价学工学农捡废钢铁，不记得上过几天课。

   又是几年，热闹劲儿有些过去，我们也很快就要升入中学。一天老师忽然对大家宣布：臂章别戴了，你们回家把以前的红领巾找出来，找到哥哥姐姐的也行，今后红小兵仍旧要戴红领巾了。

   虽然红领巾又重新让戴了，但名称却还叫红小兵——戴红领巾的红小兵。 那条红领巾又重新系在了我的脖子上。好多同学的红领巾都找不到了，也只好不戴，由于再过几天就要小学毕业了，老师对我们并不像对低年级同学那样严，也就不强迫。几天后，见许多同学都不戴红领巾，大家也便都不戴了。最后的几天里，班里只有我还带着红领巾上学，因为我知道进入中学后就没机会再戴了。

   又是多少年过去，文革终于结束，少先队名称又重新恢复了，这时我们也早已高中毕业了。少先队虽然恢复了，可少先队队歌却并没恢复，而是选用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电影插曲作为新队歌，也就是小朋友今天所唱的队歌。

   如今，那种红底金字的红小兵臂章早已是不多见了，人们甚至忘记了它有存在过。回想起来，虽然小学里大部分时间是戴着红小兵臂章度过的，可不知为什么，它留给我的印象却远不及红领巾那样深刻。

[baladirk]

很高兴你的童年还有个“有时代烙印”的美好回忆。与你相反，我对“红领巾”没有任何好感。由于先父的原因，我是少数被拒绝入少先队的之一。由于年幼，为此哭过。此后对于此类“荣誉”变得麻木。高中入团是由于两派团干部争斗被动被加入的。上大学后，尽管辅导员多次好意地鼓动我ru-dang，可始终不感兴趣。永远没有写过申请书。仍然记得那个军队转业而来的系党支部书记的嘴脸。一个不学无术的党支部书记居然控制着人们的提职分房出国等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