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也是干部
会计并不枯燥
很多成年人抱怨现在过节不如以前有节日气氛，过年没有年味儿。
我小时候，在姥姥家的街上有一间毛纺厂。逢年过节，毛纺厂的大门两侧就会贴上四个大字欢度xx。不同的节日就写上不同的xx。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记忆中最早能读出的是“欢度元旦”。可能毛纺厂的人从没有写过“欢度五一”，不然“五一”一定比“元旦”好认。也许他们写的是“欢度国际劳动节”，太复杂了，我可能没记住。我还记得毛纺厂贴过“欢度国庆”和“欢度春节”。在我的记忆里，毛纺厂的“欢度xx”是节日气氛非常重要的一环，等同于儿时的鞭炮，远远大于后来的春晚和现在的圣诞树。
由于儿时的认知有限，始终认为毛纺厂是生产“茅房”的地方。非常同情里面的工人叔叔，感觉他们比掏粪工人还要惨。其实，从小就被教育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不知道为啥，从小就知道如干部（包括会计）就比工人好，工厂的工人就比扫大街的好，扫大街的就比掏粪的好。而插队的知情哪怕回城掏粪也不愿留在农村。看来身教胜于言传，事实胜于雄辩。说的再好听，身体却是诚实的。现在还有些知情高喊“青春无悔”，真不知道他们是咋想的。他们的无悔也许是没办法悔，而不是不想悔。如果是真的都不想悔，那也只能活该他们无悔。
有次去北京过年，还是知情的老叔一年下来存了五块钱，我依然记得他打开一本书向我和弟弟展示那五块钱的情景。然后，老叔就带着我和弟弟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景山。当时去那里还不收钱。之后去了前门的一个小饭馆，把五块钱全花了。要了一升啤酒，我弟弟喝了两杯，我喝了一杯，剩下的全是老叔喝了。结果，他们俩回家都吐了。白瞎了那么好喝的啤酒。那天就是一个过年气氛浓厚的日子。
儿时过年的气氛还来源于长辈给的压岁钱。姥姥给的一毛，舅舅给的两毛都算是意外之财。意外之财比辛勤劳动的报酬所能带来的幸福感要大的多。大多数人有这种心理，可能骨子里都有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思想吧。然而，我姑姑每年都会给一笔数额巨大的压岁钱，十块。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由于数额巨大，你懂得，自然要被父母代管。嗯，从来就没还给我。原来还说替我存到上大学，直到娶媳妇都没有再提这事。所以，从小我就明白，当能力与财富不匹配的时候，必定守不住财富。看看现在很多拆迁户和塌房的哥哥们，显然小时候没有收到过巨额压岁钱。不然早就该懂“德不配位”这个道理。
我印象中非常快乐的一次节日，是北京的几个表姐来姥姥家过年。在我的眼里她们都是大人。具体大我几岁，我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身后站着几个北京来的漂亮姐姐，让本来石家庄口音不大明显的我趾高气扬，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当初我不大明显的石家庄口音还曾被一个北京表姐模仿过，恼羞成怒的我把表姐骗到门口，然后用门夹了姐姐的头一下。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那么小就知道利用工具了？智力简直和成年大猩猩有一拼。现在盛行网络的新成语“脑袋被门夹了”，我一直都怀疑来自于1972年我那次的恶作剧。被动夹头其实并不可耻，毕竟是个受害者。可主动伸头让电梯夹，古来第一人非司马大师不可。别人都是夹头之后担忧智力下降。可主动伸头被夹，恐怕被夹之前智力就有待商榷。
现在依然清晰记得，那年下大雪，几个姐姐轮番拉着我在街上滑雪，让我乐不可支，身体里的多巴胺比姑姑给的压岁钱还多。如果当时有钱穿塑料底棉鞋就更好了。在路过毛纺厂的时候，原本蹲着滑雪的我突然起身，手指厂门口的标语朗声读到“欢度过年”。
时过境迁，姥姥家的那条街早就拆的没了踪影。如果毛纺厂依然存在，估计也补贴“欢度春节”了。
成年人的节日之所以缺少了气氛，因为再看不到了记忆中的“欢度春节”，大姐姐也不能再拉着你在街上滑雪，老叔也不能用五块钱请你喝啤酒，再也收不到姥姥那一毛的压岁钱了。不仅没有了意外之财，还多了计划内损失，给晚辈红包，这一出一进，贸易逆差巨大。据说损失一块钱的痛苦，需要挣到三块钱的幸福来弥补。现在只有发红包的日子，没有收红包的机会，怎么可能还能找回原来的年味儿。不过我们现在还有能力为下一代创造节日气氛。将来必定有一天，我们要怀念今天还能创造节日气氛的时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