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调卿”这个名字,对于您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在天津,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清朝末年,人们习惯将他与太古洋行郑翼之、怡和洋行梁炎卿、道胜银行王铭槐合称“四大买办”。
吴调卿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语“com-prador”的中文译音,也有的音译为“康百度”。买办是充当中外贸易中间人,靠赚取佣金为生的独立商人。这些被天津人称为“混洋事由”的阶层是最先接受国际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模式的华人,而买办是其中最为体面、富足的职业。
晚清“洋行买办”合影|图自网络
吴调卿是怎么走上这条“财务自由”之路的呢?您听我慢慢道来。
“调卿”是他的字,他的名叫吴懋鼎,又名荫伯,1850出生于安徽婺源一个商人之家。8岁时,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随母亲投奔在苏州经商的父亲吴济泉。他一边在父亲的二妙堂笔庄学生意,一边在当地私塾求学。后考取了监生,却未走上科举求仕之路。
17岁时,他来到上海,给外轮当跑舱、干杂活,给英国汇丰银行赶马车,当杂役。吴调卿天资聪慧,求知欲强,一边劳作一边学习英语,慢慢接触洋行业务。经过不懈地努力,很快坐上了副办的位置。
鸟瞰上海外滩“汇丰银行”(1927年)
“汇丰银行”天津分行
在吴调卿的悉心经营下,汇丰银行取得了中国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储蓄、汇兑、发行货币、商业投资也成为汇丰银行的重点业务,连年获得丰厚的利润,并把业务发展到了北京。
“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
吴调卿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首席买办”长达25年之久,那时候,正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天津,他与吴调卿是同乡,以前在上海也打过交道,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于公于私都可以互补,于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李鸿章
吴调卿在为汇丰银行效命的同时,
也为清廷做过不少事。
1894年,清廷决定修筑关内外铁路的时候,所需巨额贷款就是吴调卿在汇丰办理的,同时还从英国进口了路轨和机车,并且聘请了多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李鸿章任命他为“关内外铁路局督办”、“淮军银钱所总办”,还向清廷保荐,授予“直隶候补道”的头衔。
汇丰银行方面对吴调卿也极为信任,凡是有关借款和需要与李鸿章直接接洽的事项,都交给他去办理。很多年间,他一直充当着清廷与洋人之间的桥梁,最终跻身天津“四大买办”之列。
吴调卿除了忙于银行业务,还自己兴办实业,天津硝皮厂、织呢厂、打包公司、电灯厂、自来水厂、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等等,都是吴家的产业,很快就成了“天津首富”。
吴调卿在商业上极为成功,
他的后人也有故事。
吴调卿的三儿子吴熙元,19岁成亲,新娘是严筱舫的长女严淑英。
严筱舫大有来头,他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首任董事长,上海“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也是上海第一任总商会会长。
严筱舫
吴熙元与严淑英一共生下八女一子九个孩子,其中二女儿名叫吴佩琳。她嫌这个名字太女性化,自作主张改为吴靖。
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吴靖
1928年,高中还没毕业,她就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成为首批录取的18名女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清华校园,吴靖与男同学赵燕生相爱了。
不过,这段纯真的爱情却遭到了吴家的强烈反对。吴靖被软禁在上海,赵燕生在好友的帮助下,深夜将吴靖“解救”出来,返回北京。这一场“私奔”惹怒了父母,以至于1933年在天津举行婚礼时,吴熙元与严淑英均未出席,也没有嫁妆相送,只有兄弟姐妹到场庆贺。
左一赵燕生、左二吴靖、左三赵一荻
说到赵燕生,就不得不提他的妹妹赵一荻,也就是张学良的红颜知已“赵四小姐”。从此,吴靖成了赵四小姐的六嫂,年龄相近的姑嫂两人,常常有说不尽的悄悄话。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
赵一荻
但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两人就再未见面。直到1990年,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二人才在美国重逢。
扯远了,让我们再说回吴调卿。
1894年,吴调卿出任中国铁路公司总办。
1896年,又任北洋官铁路总局总办。
1896年5月4日,“津芦铁路局总工程师”金达再次上书给“津芦铁路局总办”胡燏棻提议创办铁路学堂。胡燏棻将这一倡议转呈给了李鸿章的“接班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
王文韶
但王文韶考虑到津芦铁路还在修建,恐难担此重任,便将具体规划筹办铁路学堂的事交给了北洋官铁路总局总办吴调卿。
吴调卿根据金达的倡议,很快拟定了学堂开办的具体计划和经费筹措办法,同时制定了《铁路学堂章程》20条。这是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第一个建校章程,他提出的办学模式与要求,成为后来创建新式学校的准绳。
王文韶的《创办铁路学堂》奏折
王文韶在吴调卿呈文的基础上写成奏折,经光绪皇帝御批,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Imperial Chinese Railway College中华帝国铁道学院)正式创办,吴调卿兼任铁路学堂第一任总办,也就是校长。
吴调卿认真规划,积极筹办,利用原北洋官铁路局的办公地点作为校舍,1896年11月20日,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铁路学堂告白」,开始招生。
吴调卿是一位颇具改良思想的人物。
吴调卿
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颁令成立“京师农工商总局”,吴调卿被任命为“督理农工商局大臣”,官阶为四品京堂候补、破例授予正三品衔。他提出过不少具有远见的经济主张,最著名的当属奏陈全国各大城市筹办商会之事,这也是后来硕果仅存,未被慈禧太后取消的戊戌新政之一。
常住天津的英国历史学家雷穆森(O.D.Rasmussen)这样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名流、著名银行家、财政家、政治家、实业家、在天津社会留下非常显著影响的中国人”。
“百日维新”功败垂成,吴调卿被撤职,幸好受到英国大使馆的保护才保全了性命。他回到天津,从此告别官场,专事工商。1928年,吴调卿在天津逝世,享年78岁。
“文革”前后,位于天津睦南道上的“吴家大院”被拆毁,他的万贯家财也散失殆尽,只有他创办的铁路学堂——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还屹立不倒,并且不断壮大,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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