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一锅周
以史为鉴，以人为镜
作者：周力军 闫可书 董令博
这位威严端坐、白髯飘飘的老者，比慈禧大5岁，比光绪大41岁,三人却在同一年相继离世。此人就是被称为“官场不倒翁”的王文韶。他身边这位头戴官帽、身穿官服、脚蹬官靴的孩童是他的小孙子。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爷爷，小孙子一出生也就有了官品。
王文韶故居
在今天杭州的清吟巷，有一座规模巨大的中式庭院，白墙黑瓦，雕梁画栋。据说原有“退圃园”、“红蝠山房”、“藏书阁”等大小厅堂楼阁、花园天井数十个。如今只剩下门厅、轿厅、中厅、戏厅、鸳鸯厅等，门头上挂着“西泠拍卖”的烫金招牌。整个建筑在布局、结构、雕刻上都具有浓郁的晚清风格和江南宅第特色，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官僚宅邸。这座大宅的主人就是王文韶。
王文韶
王文韶是谁？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慈禧给他取外号“琉璃蛋”，官场同僚戏称他“油浸枇杷核”。可见他处事圆滑，“趋利避害”，充分发扬“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老油条风格，轻易不发表意见，以免得罪人，这也是他被称为“官场不倒翁”，“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而屹立不倒”的秘诀所在。
但今天我们要来讲讲他的另一面。
他1832年生于苏州府嘉定，出身贫寒，祖父为一无名盐商。通过科举开始步入仕途，咸丰年间中进士，任户部主事，同治年间任湖南巡抚，光绪间授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崇厚、李鸿章、荣禄、袁世凯并称“北洋五大臣”。
他很早就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愿意听取西洋外交官的意见。在一次参访美军军舰时，他曾感叹“兵制如此严肃，军火如此壮丽，诚未可以力与之角胜也”。
义和团运动兴起时，他反对对外启衅，力主妥协。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他带着儿子追赶到鸡鸣寺，一路随护皇室到西安。
......
“莫理循在中国”
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1895年出版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称赞王文韶：“他是中国最开明的官员之一，没有人不被他优雅的举止与聪明的头脑所折服。”。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与《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后，王文韶被召到京城，任为“帮办北洋事务大臣”。战争失败，李鸿章赴日谈判前，举荐王文韶代理自己的职务。1895年8月28日，王文韶正式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此期间，作为洋务派的中坚之一，他继续推进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一方面散遣冗兵，同时兴办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革除漕运积弊，兴办吉林三姓金矿和磁州煤矿，兴筑京汉铁路，《清史稿》记载：“并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造就甚众”。
北洋大学堂主楼（1903年）
这里提到的“北洋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它的纪念碑文中，写明是由盛宣怀创设的。这不是事实，至少是不全面的。以盛宣怀的资历和职务，根本不可能直接向皇帝上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倡议者。真正向光绪上奏的人，正是王文韶。他在1895年10月1日，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仅仅34天，就上摺奏请创办西学学堂，也就是北洋大学堂。这一点在《清史稿》中记载非常明确。
天津大学之所以“扬盛抑王”，大概是不想与这位名声不太好的封建官僚扯上关系吧。但别忘了，任何人都有另外一面，王文韶对中国的现代工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这从他创设“铁路学堂”的经过，可窥一斑。
翻开《王文韶日记》，他在1896年3月6日写道：“吴调卿（可点超链接）带同铁路总工程司金达来见。”这应该是金达第一次拜会王文韶，而且是通过时任北洋官铁路局总办的吴调卿引荐。虽然没有写明他们谈了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创办铁路学堂必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次递给李鸿章，无果。
第二次递给王文韶，成了。
正所谓找对人，才能办成事。
金达
不到两个月，1896年5月4日，金达就向时任津芦铁路局总办胡芸楣递交了第二份创办铁路学堂的计划书，并附有《在华学成之铁路工程司章程》十六条，能不说他得到了王文韶的首肯？
5月11日，在《王文韶日记》中就出现了“芸楣来久谈”的记述。20日又写道“芸楣来晤”。不到半个月内两次会晤，想必是胡芸楣向王文韶递交了金达的计划书。
5月31日，日记中又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周南屏挈其次子传诫号正卿来见，系在铁路总工程司金达处办事者。”王文韶是初识周正卿，但却特别强调他是“金达处办事者”。第二天又记：“周正卿偕金达来见”，很显然，这一次金达来见，正是王文韶要求的。
吴调卿
不能光听中间人传话，他要当面听取汇报。
在这之后，王文韶责成“北洋官铁路局总办”吴调卿具体筹划创办铁路学堂之事。吴调卿广泛征求包括詹天佑在内的诸多人士意见，拟定了开办学堂的具体计划和经费筹措办法，制定了《铁路学堂章程》二十条，一并呈递王文韶。
10月14日，王文韶再命“周正卿挈金达来见”。这一次不再务虚，而是就上疏的具体措词进行了商榷。
10月2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王文韶度过了极其忙碌的一天。他“午前见客两班，午后见客四起，事毕已上灯刻许矣。”即使这样，他还是“拜发四摺六片”，其中就有“设立铁路学堂片”。
字斟句酌的311个字，明订了铁路学堂的校址、学额、华洋教员、学期、经费来源等等事项。
光绪皇帝很快朱笔御批：“该衙门知道”。
这一刻，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铁路学堂应运而生，她的名字叫“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26年后，这所学堂名叫西南交通大学。
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王文韶在任云贵总督时，面对清末民变的问题，他并不完全认同清廷，对“苗疆起事者”抱有同情之心。半个世纪以后的抗战期间，他奏设的铁路学堂远避贵州平越（今福泉）办学，那里正是苗族布衣族聚居的地区。
王文韶晚年授体仁阁大学士，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等。授文渊阁大学士、终武英殿大学士。《清史稿》称“文韶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然更事久，明於趋避，亦往往被口语。三十四年，乡举重逢，赐太子太保。其冬，卒，年七十九，晋赠太保，谥文勤。”
纵观王文韶的官场生涯，有处世圆滑、中饱私囊的一面，但他在地方勇于任事，建立军工企业，兴办新式学堂、矿务、铁路等，对中国近代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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