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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篇小序】
苏州昆剧院新排《灵乌赋》，被禁演。原因是剧中人范仲淹有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此句出自范仲淹名作《灵乌赋》。那么，《灵乌赋》是怎样一篇文章呢？笔者在拙著《范仲淹传》中设有专节《两篇“灵乌赋》，特节选示众，以飨读者。
多亏范仲淹沉稳厚重，涵养极深，知道朋友也是为自己好，只能以赋应赋，一来不失交友之道，二来嘛，也是更为重要的，则要借赋言志，向满天下重申自己的崇高理念和伟大抱负，以及不改初衷、永不言败的坚忍不拔。唯其如此，才会有范仲淹所作的境界高广、博大雄奇的《灵乌赋》。他在赋前有小记曰：“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矣。“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笔者用白话掠其大意如下：劈头就是梅尧臣及其不解胸怀者问：“你呀你呀怎么回事？长着翅膀不知道远走高飞，偏给主家报喜不报忧，不是自找倒霉吗？等人家灭了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范仲淹及其志于道者答：“生命不易，那是天地化育，雨露滋养，叫作生命诚可贵！再说父母恩情大，君王待我们亦不薄，能有作为时，就得记着感恩，记着报答。尤其是作为人臣，为了国事与百姓福祉，就得直言敢谏，在危机成形、灾难爆发之前，提早报知才是正道。当然啦，做个先知先觉者极难，理解的说你做得很对，不理解的说你不识时务，专来搅人好事。结果往往是，你说了真话惹来横祸害自己；可不说的结局更惨，天下老百姓遭罪受难。权衡之下，还是以“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为准绳吧！为人在世一场，都能让人说你好吗？高贵如凤凰、麒麟，不也遭人诟病和伤害吗？能因此而不彰显自己的价值吗？麟伤再长，浴火重生，活着就得站直了说话，绝不为偷生苟活而保持沉默！当然，可以学学官仓鼠，养尊处优，不干好事，吃得胖乎乎的倒是活得不赖，可官仓里再也收不到民粮时，硕鼠怎么办？还可以学学荒城之狐，躲在自家一方小天地里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可一旦神火神雷天谴此城，且问狡狐再往哪里跑？说来说去，还是坚信孔孟之道，养吾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吧！我们忠君体国，仁义为本，追求大道古风，完全出自本性使然与修养所得，你们理解是这样，不理解也是这样，想说什么说去吧！品一品吧，就内容、内涵、价值取向、道德高度、文品个性和气派气势论，范仲淹这一“勉（笔者按：此一‘勉’字太有深意了）而和之”的《灵乌赋》，能与梅尧臣的《灵乌赋》“同归而殊涂”吗？完全是殊途殊归，两种境界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振聋发聩，除柔怯懦，震古烁今，这是一支怎样的生命壮歌！前面提到胡适先生，他是同时具有中西方文化优势的现代士君子代表人物之一，1955年4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发表在台北《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这里以全譬推出，可成永志。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范文正《灵鸟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鸟赋》答梅圣俞的《灵鸟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集中有《灵鸟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鸟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德，又反我怒。……远已不称，昵已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谓“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已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仲淹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范仲淹作《灵鸟赋》，有自序说：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钞几句：（笔者按：胡先生几乎引用了范仲淹《灵鸟赋》之全文，前面已有，故在此略去。）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一〇四六），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当前此三年（一〇四三）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掩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是他对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进诸科士，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盈，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呜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中国式的“不自由，毋宁死”，领先西贤740年，这是范仲淹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也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而今千年过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依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张力与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君不见，“结尔舌兮钤尔喙”的犬儒懦夫还有多少啊！胡适先生提到范、梅后事，有《谕鸟诗》、《灵鸟后赋》之类，二人关系由疏远而演变至反目，结局很僵。虽为他们的“私事”，但极有探讨价值。据查：范仲淹在饶州时，还邀请梅尧臣同游过庐山。酒席上，梅尧臣即兴作《河豚》诗，有“春州生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当此时，美不数鱼虾”之句，足见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可。何时恶化的呢，以至于梅尧臣作恶诗相向？难道就因为后来范仲淹再度出山，身为边帅却无视梅尧臣积极从军的意愿？或者重掌大权后未曾关照怀才不遇的梅尧臣？这确如胡适先生所说，算“一件疑案”。笔者向无释疑才具，况千年史案乎？笔者以为，梅尧臣虽有性格上的缺陷，仍不失为一位大诗家，作诗整整30年，留下一部60卷《宛陵先生文集》，约2900首诗歌、散文和赋，还不包括集外墨宝。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论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家、诗人、画家或者什么家，首先你得是一条文化好汉，一条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刚强铁汉；否则，这“伟大”二字必定成色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