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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决定下限，技术决定上限
之所以如此，因昨天写完《刑事律师没有派，只有站着和趴下的区别》，收到一些朋友的反馈，有人误会我是在说技术没有用，也有人误会我是在说勇气比技术更重要。
所以，解释一下。
关于“勇气”和“技术”，我写过很多次，比如今天修改重发的这篇——“勇气决定下限，技术决定上限”。当然，所谓“上限”和“下限”在本文中没有“优劣高低”的意思，仅是便于理解的一个类比。
这里先要明确一点，所谓“派”都是他人的印象。岳不群一定认为自己是技术派，但外人眼里他就是虚伪派。一个所谓“技术特别好”但法官让“每个辩护人三分钟”他就只说三分钟的，一定不会被人看作“很擅长把握时间”，而是会被人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人真好拿捏”。
站在这个角度，我始终认为律师没必要自己给自己分派。“勇气”和“技术”只是功能性区别。
一个人面对镜子的时候，能把四书五经希腊罗马倒背如流，能熟练使用各种逻辑技巧，但就是怕见人，一遇到公开演讲马上心率150，那么所有的“技术”约等于零。所谓“勇气”是下限，不是指“勇气”没有“技术”重要，而是类似于高考的提档线，差0.5，就进不了门。
反之，一个人很敢讲，但从不重视“技术”训练，颠三倒四都是些“官官相互、暗箱操作、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等大词，就是讲不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勇气是有了，也肯定没人听。这时就显出”技术“的必要性。
勇气和技术不存在哪个重要，如飞机的机翼和尾翼，缺一不可，区别只是功能不同。没有机翼，你只能在地上趴着；没有尾翼，就找不到方向。
举个例子，开篇视频是几位青年律师在河南代理的一起黑恶案件。侦查机关制作了一批证人证言，指向被告人有罪。这些青年律师就挨个找证人，重新制作证人证言，证明侦查机关提交的证言不属实。律师将证言向法庭提交之后，侦查机关又找到证人，律师们就以各种公开途径向证人喊话，说侦查机关是非法取证。再接着，律师们再次找证人制作了上百份证人证言，再次证明侦查机关违法取证、证据内容不属实等问题。（这段话说的有点绕，看看短视频吧，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拉锯过程。如果没点“勇气”，很多律师压根就不敢找证人。事实上，有些大咖在讲座时反复强调的重要经验就是“不要接触证人，免得306”。而这批青年律师不但接触了证人，还把办案机关的证人证言都推翻了。
当然，胆子大的律师也不是只有这批青年律师，有些律师倒是有”勇气“去接触证人，但没有“技术”说服证人接受询问。证人不理睬律师，律师的“勇气”就无用武之地。再有，这批青年律师把短视频玩得如此之娴熟，像制作纪录片似的，看起来远比文字更有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些都是“技术”。
勇气+技术，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案律师。昨天有朋友留言，说律师除了站着和趴下，就没有“坐着”的时候吗？我说看什么案子吧。如果是打架盗窃肇事等常规案件，现在的氛围还是比过去好了很多，提出一些证据、意见，办案机关还是会考虑的。但，如果是重大、敏感案件，案子开庭前、甚至立案之前，各方就有了预案，这时候再谈什么“说服”的技术，也就是骗骗外行。我们在学校里学法律时，就总是听到段子：“三大基本法是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想通过“坐着”去“说服“办案人员不执行”领导看法、想法、说法“，只能是痴人说梦吧。
ok，现在总结一下原理。
第一，“敢”，是“勇气”的第一层意思。郭德纲出道时，为生存，在透明橱窗里24小时供人参观，吃喝拉撒，一览无余。没这份“敢“，郭德纲当年可能就饿死了。
第二，“坚持”，是勇气的第二层次。活下来的郭德纲，过得依然不好。门口卖票，常年招不来三两个观众，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这时候，就有人打退堂鼓了——“不是我不敢，只是说了也没人听，那就算了吧”。这一“算了”，前面做的事功，就全打水漂。《律师的六大流派》一文中也提到：技术无效，情绪越来越大，有死磕或者躺平的趋势。那些“算了”的，就成了躺平派。电影《甘地传》中有句台词，可以借用在此处：“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我想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比喻，是指人必须有勇气接受多次的打击，以证明自己虽不还手，但也不绝退让。”
第三，在“敢”与“坚持”的基础之上，还有有些“技术”来增进效果。《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通过不懈地坚持，终于等到了回信：“您邮寄的材料已收悉，我们会认真研究，请耐心等待。“
这时候，安迪会等结果吗？安迪不但没有等待，相反，他增加了信件的邮寄频率。
如果别人真不拿你当回事，他会说：“你爱去哪投诉就去哪投诉“。别人不搭理你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还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
恰恰是“您邮寄的材料已收悉，我们会认真研究，请耐心等待“，这是一个信号，这是对方无意间告诉你——他有点怕你了。无论是怕被曝光，还是怕麻烦，总之是他不得不面对你。
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安迪认为“哦耶，大功告成，静待花开“，那他就等吧，等到他挖穿了墙洞，图书馆也不会被建成。正是因为安迪很熟悉“技术”，他读懂了回信的潜台词——你能不能别再写信了？
安迪马上加大邮寄频率。一个星期一封信，改成三天一封信。原来只写给张三李四，现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是能查得到的当官的，能说上句话的，全都寄信。对方越怕你写信，你就越要给更多的人写信，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要建图书馆。
准确地“理解现实”，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技术，可以帮你做出更合时宜的决策。
第四，“理解现实”属于“输入的技术”，除此之外，还有“输出的技术”。
说白了，“输出的技术”就是让别人爱听自己说的。同样是说自家的冤案，“太原韩夫人”写出来的文章，动辄几千几万的阅读量，影响力远超过大部分律师。
同样的法律观点，有些律师说出来就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王兴律师”说出来，不管法官、公诉人是否认同，但至少对方能听明白王兴在表达什么。
同样是律师被拦在法庭之外，王昊宸、刘长在冯波案上能全脱稿直播数小时，并且不急不徐，条理清晰，而很多律师，别说数小时，能十分钟不看稿且不废话，就谢天谢地了。
同样是法庭发言，王飞律师能连续四五个小时，语音语速不发生明显变化（据他说，练过丹田发声），而很多律师说上20分钟，就声嘶力竭了。
同样是写旁听记，张磊十年前写的贵阳记到今天还被人念念不忘，而很多律师写的旁听记，让人难以卒读。
这就是我标题中的所谓“上限”。使用“上限”这个表述，不是说“技术”比“勇气”重要，而是代表“技术”越好，就能为你赢得更多的说服力、传播力。
最后，我还写过一篇《以身为棋，胜天半子》，与“勇气和技术”这个话题也有些关联，各位可以看看。
之所以提到这篇小文，是当时有人留言：“我敢做庞青云，但怎样才能靠着八百人坚持到别人帮我？“
我回答：庞青云不是事先知道有人帮他才去打的，而是大不了死了算逑，总好过窝囊一辈子。而想着别人来帮忙，本质还是不敢。
先自己敢打，再考虑怎样争取到别人帮你打，以及如何打得更好。这就是“勇气”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