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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摘抄-《共同的底线》摘选
读完《共同的底线》后，对其中的部分文字进行摘抄，与大家共同分享。摘抄内容如下：
我们过去自夸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而如今“有商会而无工会”却成了我们招徕外资的一张王牌，并公然宣传外商要求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我们过去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今却把反制裁的宝全压在见利忘义的大资本家身上，而把西方的工会视为头号敌人。这与当年西方制裁苏联而英国工人罢工援苏真是恍如隔世！我们如今越来越依靠“亚洲价值”、“文化传统”、“特殊国情”和民族主义，而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响应西方的挑战。--一句话，当今世界的历史并未终结，资本主义并未胜利，然而社会主义在“良知”与“头脑”上的双重尴尬更未缓解。对于真诚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仅在“主义”是旗号下谋私）的人来说，无论道义上还是理性上，最严峻的时刻还尚未到来。
广义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人性的根基，它既不是某种民族文化所独有，也不是某个“社会发展阶段”所独具。
为“理想”而强制的可能少了，为私立而强制的却不见少；依仗强权“化私为公”的少了，依仗强权“化公为私”的却多了。
此后的当恰如回到了马、恩以前的“正义者联盟”，忠于组织与领袖代替了忠于真理，纪律纽带代替了思想认同，“职业革命家”组织代替了公民政治组织，传统帮会色彩代替了先到政党模式。
任何“信仰”或“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们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觉得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主义”、“信仰”或“意识形态”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信仰能够成为强制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信仰，从而为全无信仰只为一己之私滥行强制者迫害虔诚信仰者创造了最佳条件。
在如今的中国可以不去争论“姓公姓私”，但不能不争论是否公平，现在我想还应当说，如今我们可以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但不能不争论是否自由。否者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
经济学家要讲道德（确切言之，“道德”可能狭义了点，应当说经济学家要有清楚的价值观），而经济学要讲逻辑。
经济学家要讲的“道德”如果不是指本人的道德操守（这当然没有太高的问题），而是指作为“经济学”前提的那些道德预设，那是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所谓“经济学家要讲道德”的实质，就是经济学家要讲公正。
中国的问题从大处说是从臣民国家走向公民国家、从依附关系走向契约关系，亦即市场化与宪政化问题。从小处说则是寻求一条排除权贵私有化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公正的即符合起点平等、规则平等、公平竞争的转轨之路。这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承受的改革代价，而且也是为了防止不公正的改革激发反改革的原教旨主义狂潮。
今天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民企不行贿的风险，往往要比官员不受贿的风险大得多。官不受贿，顶多发不了财，生存还是有保障的。
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未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缺少权力-责任（权力-义务）关系和契约国家的清晰论述。
其实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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