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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历史变迁的岁月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民族的脊梁。
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的他们,在时代的风潮里搅动风云,推着社会大踏步地向前进。
这其中既有热血奔涌的七尺男儿,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女性,秋瑾,正是其中之一,而在秋瑾从容就义后,怪事连连,所牵涉的官员无一善终。
(一)、慷慨赴死,为理想捐躯
秋瑾出生于浙江绍兴,其祖上世代为官,她自幼在家族的书香氛围的熏陶下和众兄长的庇护下长大。
当然,秋瑾不同于那些豪门家的大小姐,因循守旧,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而是读书识字,骑马射箭,文能吟诗作对,武能信马由缰。
1894年,秋瑾跟着父亲秋寿南去往湘乡县为官,她生的亭亭玉立,一颦一簇间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在湘潭一带颇有势力的王殿丞一见秋瑾,心中甚是喜欢。
王殿丞先是试探了一下秋寿南的口风,得知其并未婚配。接着,又安排媒人去秋家,给自己的儿子王廷钧提亲。
尽管秋瑾不愿与素未谋面之人,相守一生,可父命难为,她也只好应允了下来。
婚后没几年,秋瑾就跟着丈夫,去往了北京。
在首都,秋瑾饱受新思潮的洗礼,救亡图存和女性革命的种子,也在她的心里慢慢萌芽。
看着八国联军的士兵,在北京肆意劫掠,秋瑾只恨得自己生了个女儿身。
与此同时,她也受够了家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用实际行动做着反抗,在1904年,秋瑾心意已决,东渡日本,接受新的教育。
彼时,孙中山和鲁迅还有黄兴等人,都在那里留学,志同道合的他们与秋瑾汇聚在了一起。
秋瑾成立了关爱女性的团体共爱会,又加入了洪门,孙中山眼见着秋瑾一步步地成长,万分欣慰,也很佩服秋瑾一介女流,能有如此之口才和勇气。
他告诉秋瑾:“依据特长,利用宣传工具,报告时事,解决实事,效果越直接越迅速越好”。
秋瑾在孙中山的启发下,创办了《白话报》。
秋瑾为自己起了个“鉴湖女侠”的笔名,向全世界宣布:“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
秋瑾希望女性能够觉醒,希望所有的炎黄子孙能够觉醒。
奈何1906年,日本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义愤填膺的秋瑾,怒而回国。
来到浙江的秋瑾,一面普及女性教育,一面联络各地的会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
尽管起义失败,可秋瑾仍然不愿放弃,在金华、诸暨和兰溪一带活动,准备再兴义举。
不过响应她的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义遭人泄密,以失败告终。清廷开始大肆追捕与徐锡麟有关的人物,他们一直“深恶痛绝”的秋瑾,也在其中之列。
秋瑾知道,自己早晚会落在歹人手中,身在大通学堂的她,有机会乘船而逃,可她严词拒绝了所有希望她撤退的建议,身穿一袭白衫,静坐楼上。
秋瑾要用她的死,来唤醒更多中国人。
(二)、英勇就义,为光明殉难
胡道南一心想领取赏金,主动向清廷暴露了秋瑾的行踪。
李益智带着精兵,前去将其抓捕。整个过程,秋瑾脸上古井无波,没有一丝反抗之意。
山阴县令李钟岳,把审问秋瑾的地方,放在了花厅。
他知道,秋瑾是个意志坚韧之人,即使他动用酷刑,秋瑾也不会多说一句;他也很敬佩秋瑾,一家女流,走南闯北,还存着一颗报国之心。
只是李钟岳也是奉命行事,有命令在身,他也不敢私放秋瑾。
厅外的阴雨连绵,将酷热的盛夏变得寒冷刺骨。
秋瑾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只是拿着笔,在纸上写下:秋风秋雨煞人,这七个大字。
李钟岳把这份“供词”,交给了绍兴知府贵福。
贵福认为这是李钟岳有意偏袒秋瑾,为了立威,他马上下令,将秋瑾就地正法,又与任浙江巡抚的张增扬打了招呼。
李钟岳眼见此二人这样无义,找到贵福,怒而问道:
“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岂料,贵福却说:“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眼见命令在前,李钟岳毫无办法。
在秋瑾行刑的前夜,他拖着早已被泪水浸满的衣襟,来到牢房,对秋瑾说:“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赴死,年仅32岁。
奇怪的是,参与处死秋瑾的所有涉世人,几乎没有善终者。
这位良心未泯的县令李钟岳,眼见着秋瑾从容就义,而羞愧难当。
秋瑾死后,他整日枯坐案头,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逮捕秋瑾后的过往。
其实,为了保护秋瑾和他的家人,李钟岳做了很多的努力。
李钟岳对秋瑾万分敬佩,他常常拿着秋瑾的“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在接到贵福逮捕秋瑾的命令后,马上找到他说:“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
贵福知道民意不可违,一时也就没有行动。李钟岳立刻去找当地的士绅,让他们迅速前往学堂,让秋瑾尽快撤离。
待到迫不得已必须缉拿之时,李钟岳还特地让自己的轿辇走在队伍前边,这样可以避免士兵乱杀人。
进入学堂后,李钟岳又厉声告诉兵丁,只许抓捕,不许射杀。
在逮捕了秋瑾后,李钟岳又奉命而不得不去搜查秋瑾的家。
李钟岳得知秋瑾有座小楼,藏着很多的秘密资料,所以故意不查,否则将会有更多秋家之人遭受牵连。
秋瑾死后,李钟岳看着她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常常是独怆然而涕下,终日以泪洗面。
他曾多次想过自杀,先是投井,又是自缢于老树,都被家人救下。
不过李钟岳去意已决,在1907年10月29日,趁着家人不备,在房梁上自杀,时年53岁。
李钟岳死后,舆论一片哗然。
上海的《申报》和《中外日报》,相继发文赞扬其行为。
后来,秋瑾的挚友为其在杭州湖畔,修建“鉴湖女侠祠”时,还特地把李钟岳的牌位供奉其中。
上书“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
(三)、天道好轮回
当人们因为李钟岳,而违心地判处了秋瑾案而未得善终的时候,也把矛头对准了浙江巡抚张增杨和绍兴知府贵福。
张增杨乃是张之洞的侄子,他能有这个官位,和叔叔离不开关系。
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死刑犯要发往刑部复核,还要皇帝的御笔亲批,此外也需要掌握相关的人证、口供。
可张增杨一没有奏请北京,二未曾拿到证据,就擅自行刑,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面对社会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张增杨毫无招架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女囚”的死,而陷入这般境地。
无奈之下,他只能从浙江巡抚改任为江苏巡抚,可是江苏的百姓,也不愿容他。
不得已,张增杨又四处托人找关系,去往山西担任巡抚。
张增杨的屡次迁任,引起了诸多同僚的不满。
张增杨俨然是不把清廷放在眼里,想去哪里为官就去哪里为官,所以他总是遭受排挤。
无奈之下,张增杨只好提前告病辞官,草草地结束了政治生涯。
相比于张增杨,贵福的下场也未见得好到哪里。
他这个千夫所指之徒,自知民怨极深,恐怕继续在绍兴为官,难以为继。
多方疏通下,调到了安徽宁国担任知府。
宁国的百姓,看见这个为虎作伥的“狗官”到来,十分不满,经常围在知府院前吵闹。
实在无法忍受的贵福,敢怒不敢言,只得申请调任,去主管漕运。
他本想着能在这个旱涝保收的职位上,一直干到寿终正寝。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的幻想。
贵福知道,孙中山和秋瑾一样都是革命党,且二人关系匪浅,如果要追究责任,想必自己难以幸免。
他仓促地辞掉了官职,回到北京,把名字改成了赵景琦。
隐居五年后,贵福决心出关追随张作霖。
这期间,他与日本人还有溥仪来往甚密,以至于溥仪在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登基仪式上,还邀请了他出席。
溥仪对这位满清遗老倒是颇为信任,任命其为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还把自己的四妹妹,嫁给了贵福。
贵福一心要维护溥仪的利益,与日本人产生了很多冲突。在1936年,日本派遣杀手刺死了贵福。
参与秋瑾之死的官员们,不论是上命难违的李钟岳,还是一心要将秋瑾置于死地的张增杨和贵福,最后都难得善终。
不知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是纯粹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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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15日,近代女革命者秋瑾在浙江绍兴英勇就义,终年32岁。
秋瑾1875年生于福建闽县,父亲是朝廷的官员,母亲的娘家也是豪门望族;长大后,秋瑾就跟随哥哥到私塾中就读。
1904年,29岁的秋瑾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秋瑾大大增长了见识。且她还广交仁人志士,并参与到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当中。
除此之外,秋瑾还一直为中国的女权解放而努力。她与刘道一、王时泽等人创建了《白话报》,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支持;后来,还在冯自由的介绍下, 秋瑾加入了同盟会,与孙中山等并肩战斗。
回国后,秋瑾依旧在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由于安庆起义的失败,秋瑾被招供了出来,情况十分危急;大家都劝说她赶紧离开绍兴避难,但遭到了秋瑾的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最终清军逮捕处决。
但鲜为人知的是,奉命逮捕秋瑾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死后,他也因内疚而自尽,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李钟岳私下接触过秋瑾,对秋瑾十分的敬佩,还经常用秋瑾的诗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但由于他是朝廷官员,对于上级命令的只能服从。
秋瑾被捕后,李钟岳对她特殊照顾,没有对她施用酷刑,在按照程序提审秋瑾时,还特地让她坐在椅上。
但李钟岳这一举动被别有用心之人报告给知府贵福,贵福非常愤怒,也知道李钟岳无法审出个所以然,于是便到杭州找浙江巡抚张曾扬,称秋瑾已全盘招供,承认参加革命。最后,张曾杨严令李钟岳要将秋瑾处决;李钟岳接到通知后,向上级说明证据不足,不能随便杀人。
但李钟岳毕竟只是一个县令,人微言轻,最终秋瑾还是被送上了刑场。
临行前,秋瑾向李钟岳提了三个要求;一是写信与家人诀别,二是不枭首,三是不剥衣;这三个要求中,李钟岳只答应了不枭首、不剥衣两个请求。
而第一个要求,或许李钟岳不敢答应,也可能是怕连累到更多的人;秋瑾就义后,李钟岳也因袒护秋瑾,而被牵连革职。
回乡后,李钟岳为自己无法挽救秋瑾的生命而内疚不已,最终在秋瑾就义百日后自缢。
秋瑾被处决前提出3个请求,县令只敢满足两个,百日后他内疚自尽
秋瑾被捕后,这位县令出面为她求情,秋瑾死后,他为何上吊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