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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开始全国种植鸦片,并迅速实现了国产化和全民吸烟

(2023-09-23 17:22:42) 下一个

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国人倾销鸦片的历史,鸦片战争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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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炒君 小炒记 2021-08-31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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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脑海里,因禁烟而直接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但战争之后的鸦片贸易怎么样了呢?国内历史书籍很少提这个,所以很多人想当然认为鸦片非法,肯定大量减少了。

 

小炒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最近看了些书,再次刷新三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禁绝鸦片,反而助其成长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之一

 

这个结局,令我一时难以接受。

 

1
中国人爱鸦片
 
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以前我们总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妨碍了历史真相的揭示。
 
鸦片早在唐朝时期就从中东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罂粟”、“阿芙蓉”、“白皮”,只是作为一种赏花植物而被栽培。宋朝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鸦片的药用价值,可以止痛安神。
 
一直到清朝以前,中国基本不存在吸食鸦片上瘾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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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明朝中叶,印度人开始了普遍吸食鸦片。1513年,葡萄牙的印度总督,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鸦片,就会失去一切”。
 
只是想不到,300年后,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吸食鸦片的大国,反而成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因为它生产的鸦片大都去了中国。
 
清朝建立后,海外鸦片吸食技术经过台湾、福建和广东传到内陆,吸食鸦片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但由于当时的鸦片价格较贵,只在上流阶层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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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鸦片的逐步散播,到了雍正期间,不仅东南沿海,就连四川和云南也开始种植罂粟。雍正皇帝出于道德风化的考虑,在1729年,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清政府颁布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惩罚措施包括充军、流放、杖打。
 
这是已知的最早禁烟法规鸦片也正式成为非法物品。
 
然而,政策赶不上变化。大约在18世纪中后期,鸦片的吸食技术发生了进一步改进——从混合吸食鸦片烟草到单纯吸食鸦片,这使得鸦片的成瘾性剧增。鸦片的进口量,从雍正禁烟的每年200箱,迅速增加到1767年的1000箱和1790年的1800箱。
 
于是,嘉庆皇帝在1796年刚刚继位,就颁布禁烟法规,禁止种植和进口鸦片。
 
鸦片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毒品
 
但是,并没有阻止鸦片的泛滥。本土无法种植,鸦片走私便开始猖獗。1800-1820年,平均每年的鸦片输入量是4500箱。
 
越禁就越增长,而且这个增长是持续而迅速的。
 
在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何中国人会这么迷恋鸦片?而且政府越禁烟鸦片反而越扩散?为何一向嗜好鸦片的印度人没有继续迷恋?要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外国,一定是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出现了偏差。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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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政府禁烟相应的是,清朝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1781-1790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到2600万两,这种贸易顺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
 
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过程与原因大家都已熟知。
 
西方列强为了扭转白银持续流出的贸易逆差,选择投其所好,向中国倾销鸦片。1820-1830年超过1万箱,到了1835年,已经增加到了三万箱!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欧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在印度购买鸦片;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运往欧洲。
 
从1826年开始,贸易平衡终于向西方倾斜,1831-1833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从中国流出,之后每年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流出。以前赚到的外汇,现在连本带利地全吐出来了。
 
而吸食鸦片的群体,开始从上层蔓延至各色人群的有钱有闲阶级,包括士兵、商人、文人、妇女。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10%-20%的中央官员、20%-30%的地方官员在吸食鸦片,烟民总人数在200-1000万之间。按照林则徐的估计,有400万人抽鸦片,占比1%
 
总体而言,鸦片还是局限于社会的较富裕阶层,平民抽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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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中国人为何如此迷恋鸦片?不要把问题总是政治化解读为西方别有用心,鸦片贸易的过程并没有强买强卖,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喜欢,而且,西方列强并没有只把鸦片卖给中国,北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都有,为何只在中国成功了?
 
对中国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缺乏宗教信仰和文字狱导致的精神空虚、空前专制导致的消极厌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疯狂增长的鸦片贸易,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清朝人每年花费在鸦片的支出,19世纪20年代是1800万两,1831-1834年间为2000万两,1834-1838年达到3000万两。
 
鸦片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伤害和道德损害,但清朝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绝不是清一色如林则徐那样的坚决禁烟,而是鸦片合法化的声音不绝于缕。
 
为此,朝廷举行了两年的大讨论。
 
2
禁止还是放开?
 

1836-1838年,围绕鸦片的问题,在社会道德、政府尊严和经济税收之间,清朝政府分成了两派。

 

1、“驰禁派”,鸦片交易只能以货易货,避免白银直接外流;同时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并对进口鸦片征税,两管齐下以减少进口。这样既减少了白银外流,还增加了税收,可谓一举两得。

 

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支持该主张。

 

2、“严禁派”,必须毫不犹豫地禁止鸦片。

 

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不仅要禁止鸦片,还要处死鸦片吸食者。

 

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开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亲和爷爷都禁过烟,自己不能开了这个先例,遭致骂名。1838年,道光皇帝终于决定禁烟,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与此同时,许乃济被降职,从四品降为六品。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驰禁派”失势,禁烟成为朝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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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38年底,外国的鸦片走私船已经绝迹,每天都有鸦片吸食者被处决,洋商查顿在报告中说,“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通的迫害”。

 

可以说,清朝政府的禁烟执行效率十分之高,鸦片交易很快就停滞了。

 

如果禁烟后清朝击败了英国,那么,鸦片就很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绝迹,停止残害国人。只可惜,清朝一败再败,道德和尊严逐渐让位于经济,“驰禁派”渐渐得势,鸦片贸易再次崛起。

 

3
鸦片财政与民族主义
 

与很多人的历史认知不符,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种植业在全国以空前规模发展。

 

19世纪70年代,国产鸦片的数量超过进口鸦片。到80年代,国产鸦片已经可以出口了,另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鸦片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这种“惊天逆转”,为何产生?

 

原因无它,唯“财政”尔。每次财政困难,内忧外患的清廷就想对鸦片征税,而征税就意味着鸦片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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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禁烟,要求国内禁种,设立禁烟馆,订立禁烟章程。但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刘坤一的意思很简单,鸦片为国家贡献了很多税收,没有鸦片,这块收入从哪弥补呢?所以,禁烟万万不可行。

 

郭嵩焘是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极高,那句流传后世的“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经二、三百年转型”就是他说的。但刘坤一作为封疆大吏和湘军核心,又岂是糊涂之辈?他对于艰难的时局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有着清醒的认识。

 

完全禁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实际上,1842年《南京条约》只字未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英国倒是希望清朝对鸦片征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朝没有同意。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再次提出鸦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损国体,无裨军饷”为由继续拒绝。

 

但是,两年之后,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终于导致清朝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清政府这个时候不再傲娇,想到了鸦片这个“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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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规定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税率为每百斤30两银子。鸦片进口每年为清政府贡献数百万两的财政收入。

 

必须指出的是,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最终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国内的禁令并没有放弃。也就是,进口鸦片合法了,但本土鸦片依然非法

 

很快,随着边疆叛乱、对外作战和巨额赔款,清朝财政不断恶化,清政府将眼光瞄向了本土鸦片。

 

但这事毕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现在想要,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于是,清政府首先在国内造势,工具就是民族主义

 

1862年,郑观应提倡“鸦片商战”,建议民众多用国产少用进口,理由不是财政,而是出于民族主义考虑,视之为驱赶洋人的固国卫民之道。后来,王韬等社会精英,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鸦片来减少对外国鸦片的依赖。这就是道光皇帝时期“驰禁派”的主张。

 

反正国人喜食鸦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产自销,既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创造财政收入,民族主义的“鸦片商战”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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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时机成熟,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放开国产鸦片的管制,就两句话,与其便宜了洋人,还不如鼓励自种土烟,向进口鸦片“宣战”。

 

这个时候,在民间看来,国产鸦片取代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在政府眼里,扶植国产鸦片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在民族主义和财政主义的裹挟下,国内种植鸦片是政治正确、经济合理,“以毒攻毒”的国产鸦片即将起飞。

 

7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鸦片;1879年,国产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81年,波斯进口鸦片全面停止,印度鸦片几乎被赶出市场,据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所说,“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鸦片供应了”。

 

仅仅1年之后,1882年,国产鸦片开始出口了,“东面的台湾和其他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部分鸦片供货”。

 

国产鸦片所向披靡,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将进口鸦片彻底赶出中国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打着爱国旗号的本土鸦片取得了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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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产鸦片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当时花1两银就可以买到1斤国产鸦片,这是自乾隆以后的最低价格。按消费者每年食3斤鸦片计算,其用于鸦片的年支出只有3两白银,基本上是社会“低收入群体都可以承受起的价格”。

 

于是,鸦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泛滥,“台蜀浆制渐广,遂至富贵贫贱尽垂涎”。在陕西,就普遍流传着“ 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戏言,“ 夜里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所燃”。

 

英国人终于可以用数据证明,是中国人决定自己毒自己的

 

中国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称,人人都抽得起国产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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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也得偿所愿,每年从鸦片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十分惊人。晚清名士何启、胡礼恒写过:

 

“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鸦片每年贡献税收2600万两,是国家的财政支柱之一。这个数据有多恐怖呢?乾隆时期的财政收入最巅峰也只有5000多万两,1900年清朝财政收入8800万两

 

鸦片这么“香”,朝廷自然是“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禁烟的说法已经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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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央认可,地方政府更是积极踊跃地“怂恿”农民种植鸦片,种少了还不行。陕西咸阳当时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不识相”的地区禁烟。比如山西,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全省进行禁烟。但是,山西的财政绷不住了。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丁宝铨向朝廷诉苦: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折子说得很直接,禁烟之后没有了鸦片税,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亏空一年比一年严重。

 

 

 

世事无常,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与喜感。曾经视鸦片为洪水猛兽的清政府,如今离不开鸦片,被鸦片彻底绑架了。以前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因为“驰禁”的主张而声名狼藉,郁郁而终,如今,“禁烟”言论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迂腐之言。只能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人们也只能选择跟随历史进程了。

 

就连林则徐也早在1847年改变了想法,他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林则徐认为,可以种植国产鸦片,来对抗进口鸦片。

 

最搞笑的是,清政府为了给种植鸦片寻找理由,就说通过征税来增加鸦片吸食成本,抑制烟毒泛滥,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总之,种植鸦片,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4
鸦片经济
 

鸦片贸易,并非强买强卖,首先是有人喜欢吸食,才有了这个商业行为。同样,鸦片种植,并非行政强制,首先是农民有利可,才会广泛种植。

 

种植鸦片相比于其他作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罂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长期短,秋种春收,完美避开了春种秋收的农作物生长时间,有利于农时安排。还有一点,罂粟全身是宝,其汁液可以制作鸦片,烟籽可以榨油,叶子可以喂猪,杆茎可做燃料,粟壳可做药物。

 

鸦片的价格稳定,而且销路远好于农作物,所以,罂粟的经济收益,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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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30年代,南方农民种植鸦片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筹办夷务始末》就记载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情况: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到了70年代,情况愈演愈烈,肥沃之地不种粮食种罂粟了。山西巡抚曾国荃就曾在奏折写道,“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

 

到了清末民初,种植罂粟已经成为普遍的致富之道。

 

《 白鹿原》中,白嘉轩的致富道路,是用七十块大洋换来的一包罂粟种子开始的。一本万利的鸦片很快让白嘉轩的家道殷实了起来,同时也惹得其他村民眼红。不久之后,整个原上弥漫着罂粟花淡淡的香味,作者的原话是: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了罂粟的王国

 

这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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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旅沪颖州同乡会派专人到安徽北部调查农民种烟情况。问道:“这烟土贵啦,都要卖两吊多钱一两,你们种烟比种麦有多大好处呢?”

 

农民李某回答:“那是好多咧。比方种一亩地的麦,顶多卖一二吊钱,种烟总可以收一百多两土,大概能卖200多吊钱呢。”

 

也就是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地的100倍

 

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 一场官民配合默契的鸦片种植运动,在全国铺展开来。

 

光绪年间,有人浏览昆明,“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耕地的1/3用来种植鸦片,年产值约六千万到一亿两看罂粟就跟今天人们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1883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里写重庆涪陵的罂粟,“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贵州的鸦片质优价廉,几乎与进口鸦片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按当地官员的说法,“开垦之地半种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难以变更”。贵州一半的耕地用来种烟,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以说,到19世纪80年代,鸦片种植从南到北,遍及全国,并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还诞生了不同品牌,有云土、川土、砀土、建浆、葵浆、台浆、象浆等等。对于这种“盛况”,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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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全国风靡的奇景,郭嵩焘一针见血地地指出:

 

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

 

政府有税收,农民有暴利,至于什么文明、道德,早就被抛诸脑后。这种悲伤的情景,我们并不陌生,21世纪的阿富汗就是这么干的,全球90%的毒品产自阿富汗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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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如果英国不取消鸦片贸易,大清最后一招就是取消罂粟种植的禁令。阿礼国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报告给英国议会:如果中国无节制地种植罂粟,就会使鸦片价格下跌,就会挤走进口鸦片。

 

但英国议会并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来。

 

但英国政府显然想错了,清政府急了真做得出来。

 

结果,为禁烟而开战的鸦片战争,居然催生了鸦片的风靡全国,真是造化弄人。

 

因为在清政府的眼里,清朝百姓的生病健康不值得考虑,百姓不是天下而是工具,维持专制权力才是目的李鸿章在1880年还恬不知耻地上书:国产鸦片比进口鸦片的毒性低,把进口鸦片赶走后,再来禁止国产鸦片,为时不晚。这种自欺欺人的伎俩,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为自身邪恶做法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最终,鸦片不再是鸦片,而是权力化身。

 

他们宁愿鸦片毒害全民,断送国家前途,也不愿意放开工商业,用改革去迎接世界潮流。

 

鸦片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被误读了100多年

 野兽Sir 沉思的野兽 2023-04-15 23:26 

这场打开中国国门,使得西风东渐的划时代事件,其实本质上是贸易争端引发的文明冲突,跟鸦片有关系,但并不大。用鸦片来定义这场战争,不准确。

满清延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684年才开放海禁,允许定点通商。奉行的是不对等的贸易政策——我的茶叶、瓷器、丝绸你可以随便买,但是我的市场你不能随便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单边贸易”、“贸易壁垒”。

满清开始并不重视海外贸易,所以海关税率很低,大概是4%,但是由于税收体制不透明,官僚腐败和贪婪,随意征缴,导致洋人做生意实际缴纳的税率在20%以上。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贸易国,英国仅仅在乾隆朝的十年间(1781-1790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在嘉庆朝的十年(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到19世纪30年代初更是屡创新高,每年贸易逆差达到了300万两白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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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奉行的是金本位货币,并没有那么多白银,他们必须用自己的黄金储备去换取白银,再来和中国做生意。只出不进,显然这样做生意是没法持久的。

从乾隆开始,也就是1757年,满清不忘初心,大开倒车,原来的四口通商,变成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而且还是有限贸易——指定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大大增加了贸易成本。同时还制定了专门防范洋人的《稽查管束夷人条例》《防范外夷规条》等,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定居、旅行,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

这样严苛的条件下,英国人必须跛着脚做生意,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业产品根本无法进入内地市场,在当时的贸易框架下,根本不可能扭转逆差。

而满清自视天朝上国,从来瞧不起海外蛮夷,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所以乾隆一朝多次拒绝英国提出的开放双边贸易的请求,甚至把东印度公司的谈判代表判刑关了三年。但即便如此,中英两国其实也还没有到刀兵相见的程度,因为英国人随后从鸦片贸易中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需要强调的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毒品这个概念,鸦片贸易刚开始和今天的香烟买卖一样,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贸易。英国人在海外卖,也在自己的国家也卖。

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对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鸦片。

中国从明朝开始进口鸦片,是作为药材使用的。万历年间开始出现把鸦片和烟草混在一起吸食的记载,之后不久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对鸦片的需求导致进口的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开始广泛种植罂粟。

1729年,雍正就下令禁烟,但所禁的是烟草与鸦片的混合制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鸦片进口仍作为药材的一项。

有需求,自然就有买卖。吸食鸦片在嘉庆年间成为一种全民时尚之后,英国人开始将优质的鸦片大量输入。这下立马横扫国内的鸦片市场,国产的劣质土烟由于纯度太差,与洋烟相比毫无竞争力,贸易顺差立马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满清一看这样可不行,遂于1838年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宣布鸦片贸易违法,派林则徐清缴洋商鸦片,围困商行,抓捕英商。这就是让中国人众人皆知的“虎门销烟”。林则徐不仅是禁烟,而是禁绝一切外贸,英国商人一刀切,尽数驱逐。

不过这个禁烟的民族英雄,后来态度180度大转弯,专门劝别人种鸦片致富。后来中国本土大面积种植鸦片,导致粮食产量下降,饿死大批老百姓;但国家的税收充裕了,道光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他并不是恨鸦片,他只是恨洋人的鸦片赚光了大清的白银。

后面的历史我们大致都了解了,拒绝谈判、屡屡背信导致了最终战争的爆发。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所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篇就是讲平等的——“清朝和英国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这些话为什么放在这么重要的文件第一条?实际上就是说,你以那种上邦大国的姿态装逼、耍流氓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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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真实起因

洪钟的声音 2020-09-04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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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般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们以往的史书往往以叙述事件为主,战争的过程对国人是很憋屈的,这是中国被英国及列强们入侵和欺辱的开始,是中国近代衰败的起点。
更引人注目的是鸦片战争的基本背景,而非具体事件,也就是它深层的起源是什么?假设没有虎门硝烟这类具体事件,还会有鸦片战争吗?抑或倘若林则徐禁烟成功大清可以摆脱危机吗?总之希望透过表面的史料细节观察背后的历史逻辑。鸦片战争即是起自中英的鸦片贸易,那就要看看中英贸易的历史。
中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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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不是最早接触中国的西方国家,要晚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很久。英国从18世纪中晚期后渐渐地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便成为西方列强的老大,垄断了对华贸易的大头,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也可以看成是中英关系史,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的重头也是中英贸易史。
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早期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的,把海外殖民扩张的任务交由商业组织去执行,这也是商业帝国的特色。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对印对华贸易的专卖权给东印度公司,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扩张,在1680年代它的贸易到达中国南方,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与康熙收复台湾后解除海禁(1684年)同期,直到1760年代中英贸易受限于广州体制,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摩擦。
英国当时从中国进口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尤以茶叶为主。中国茶叶在英国很快就流行,成为英国家庭的重要普通消费品,王室和贵族热衷饮茶引领时髦的生活方式流行,也许更和茶叶带有提神作用会轻微上瘾有关,到19世纪初英国家庭平均收入的5个百分点用于茶消费。
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7世纪晚期的每年200磅,到18世纪中的每年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的2800万磅,成为中英贸易的主力品种,为东印度公司和中英双方带来滚滚财源。直到与两次鸦片战争同期,英国在印度和锡兰引种中国茶成功才逐渐部分替代中国茶的进口,优质茶叶比如祁门红等仍需依赖中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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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贸易平衡,对英国来说就是如何找到对应的商品或贸易方式来支付茶叶进口。
东印度公司用过三种商品,第一个是棉花。形成第一种三角贸易循环, 印度棉花输出中国,茶叶输出英国,英制造品再到印度。18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军事占领行动展开,向王室大量借款,需要以贸易利润偿还。到了18世纪末,中国对印度棉需求下降,于是要找其他商品。
第二个是美洲的白银,这是明清以来的传统贸易品。于是出现第二种三角贸易,英国向美洲输出中国茶和制造品,美洲白银到广州换茶叶,茶再到英国。但白银贸易受阻于拉美的独立运动和美洲殖民地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是波士顿倾茶事件,扔到海里的就是中国茶。
于是第三种就是印度鸦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监制的鸦片质量上乘,超过了土耳其等其他产地的烟土,在中国卖得很好。英国自知鸦片贸易不地道,就借助英美私船走私,此事常遭传教士们的道义谴责。
其时中英贸易对英国已经变得很重要,到19世纪初,英国王室的税收的1/6来自中国贸易,英国原本就是重利轻义的商业民族,唯利是图的商业抉择是很简单明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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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萧条
嘉道年间,中国经济发生了长期的衰退,史称道光萧条,从银贵铜贱,通货紧缩看,道光萧条很像是一次金融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在道光萧条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清继承了明的银本位制,小额货币是铜钱,铜钱和银的比率就代表基础货币的走势,理论上的比率是1000:1(1000文值1两银),小于这比率表示银贬值,大于表示银升值。就对经济影响而言,银多铜少,通货膨胀,银少铜多,通货紧缩。
满清对商业的理解好过明朝,所以在货币管理上一直没有采用固定兑换率,而是用浮动兑换率。18世纪早期一般是700:1或800:1,到了19世纪40年是1600:1——1800:1,再到咸丰年间更涨到2000:1以上。货币系统的混乱,引发信用危机使许多钱庄票号倒闭,通货紧缩效应如现代经济一样,使实体经济衰退,社会危机加剧,是为道光萧条。
银价的波动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拉美革命银减产引起全球银价上涨。二是中国贸易顺差变逆差,白银外流。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银进口国,19世纪第一个十年,尚有2800万银元净流入。其后银流动反转,1808年到1856年,平均年净流出800万元,高峰时1840年代到50年代年净流出1700万元之多。
清廷辩论鸦片政策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从广州进口的鸦片增加了十倍以上。据估计当时的中国可能有一成人成为瘾君子,鸦片贸易是造成白银外流的直接原因,那时士人普遍把鸦片看成道光萧条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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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见之明知道嘉道年间是清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期,道光萧条也是由一些长期危机因素引发的,但道光君臣急需应对的是引发金融财政危机的鸦片贸易问题,要紧的是此事还关乎帝国安全、军力,官僚操守,政府行政效率等等重大方面。
19世纪30年代清廷广开言路,有过相关的政策辩论,温和派主张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课税,强硬派主张严厉禁烟,这以林则徐为代表,道光选择了强硬政策。这成为后世满清皇帝对外反应的标准模式,先硬后软,先战后和,签城下之盟,20年后的咸丰,甲午的光绪,庚子的慈禧莫不如是。即使有后见之明的现代人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其实无论如此选择,结果都会差不多,开始主战至少有血性的一面,总不能不战而降吧,后来又主和说明还有现实的一面。
英国对大清的外交努力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英王派特使四次试图和清皇接触和通商谈判,只有一次见到乾隆。
第一次,1787年派驻孟加拉国军需司令查尔斯. 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 携英王信件觐见乾隆,不幸加氏肺结核死于海上,未完成使命。
第二次, 1792年派资深外交官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为副使,双使为配置是为了避免加氏的挫败。马氏终于在1793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和承德觐见乾隆,但实质性的通商谈判被乾隆婉拒。拒绝的理由除了表面上的“天朝物产丰隆,毋需外求。” “我中华远古至今,先王制定法度,流传后世……无违背古教之理。” 没说出口更重要的考虑是对西夷的警惕和担忧,这应该是不无道理的,至于史家诟病的中英的礼仪之争,磕不磕头,某种意义上是清廷抗拒开放的借口。
第三次,1816年,阿美士德爵士(Lord Amherst)率团到了北京,嘉庆没有见他。
第四次,1834年,律劳卑爵士(Lord Napier) 奉命监督开放英商自由贸易,他只到了广州,求见和致书两广总督遭拒,在珠江上与清军冲突,便退回了澳门,当年在澳门病故。
结语
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外交努力一再受挫后,英国已经对大清失去耐心,决心一战。失去沟通管道,中英双方都有不惜一战的意图,战争不可避免了。只是道光君臣一时还搞不清对手——大英帝国是怎么回事,也无从想像和推演战争的后果。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战争获胜,1834 年英王室不满东印度公司债务扩大,国会听信英商自由贸易的主张废止贸易专卖权,允许英商不受限制与中国贸易。这就等于认可商业战争可以开始。
当时英国已经从对拿破仑的法国战争中获胜, 具备了发动对清战争的一切条件, 动机是为英国工业寻求扩展海外市场,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经济信条是斯密的自由贸易主义,国际法支持是条约体系,英国具有坚船快炮的近代战争力量,所以虽远程征伐,已经具备不对称战争的优势。大清不知彼不知己,贸然一战,结局可想而知。
其时,中英茶叶贸易的份额,已经由于英国在印度引种中国茶的进口替代而减弱,因鸦片贸易而食髓知味,尝到甜头的英国自然不可能放手,于是在20年后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使鸦片(洋药)贸易合法化,在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英国一直以不道德毒品生意在华获利。
人类对刺激品的上瘾和依赖性是悠远而难以控制的事,所以我们今人也不必苛责两个世纪前国人中有一大批瘾君子败坏了中国的大事。从现代来看,各国对毒品黑市贸易的管控也是很麻烦的事,所能做的也不过当年清廷讨论过的软硬两手。以美国之强大对付大小毒贩尚且很难,菲律宾式的大开杀戒的超强硬政策最终效果尚待观察。而不惜以炮舰政策向另一国倾销毒品的,世界史上大约也只有英中鸦片战争一例,这无论怎么说对英国都是很难堪的事,是抹不掉的历史污点。
再换个角度,就算是没有鸦片,中英之间的商业战争就不会发生?西方列强会放过中国这块东亚富庶的肥肉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国这古老的老大帝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是无可避免的,战争的结局也指向中方失败而被迫开放。
虽然有点命定论的味道,但从历史看这只是向现代转型的必经环节,中国在转型中会伴有世界史上最戏剧化的漫长过程,不会有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那种幸运,中国史指向会有以数世纪计的过渡期,我们可能作见证人吗?但愿有此幸运,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太过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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