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邓小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
“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卫星上天了， 原子弹， 氢弹都有了，“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
请注意，这只是他们承认的数据，有人说日本人杀了两千万“中国人”
成吉思汗杀了3千万“中国人”， 猫杀了6千万“中国人”， “中国人”给 猫和成吉思汗盖庙， 最恨日本人， 只因日本人比不过 猫和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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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铁骑在征战过程中，每占一处即屠戮毁城。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无差别屠杀，是成吉思汗时代就形成的征服手段。
就杀人的野蛮、疯狂和无厘头而言，世界历史上绝对没人能超过成吉思汗！别说日本鬼子在南京屠杀30万国人，就是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也完全无法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血腥残酷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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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万物复苏2021
1984年4月22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李仁臣在总编室值夜班，负责为次日的版面配评论。为当晚上版的新闻配评论，本是媒体评论员一项倚马可待的基本功。当时，《光明日报》报道说，杭州大学地理系在“文革”中把7名老教师打扮成“牛鬼蛇神”进行“活人展览”，“文革”后主要策划人不知悔改，依然顽固坚持错误。李仁臣觉得抓住这个典型说点话，可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便提笔写下了500字的“今日谈”《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整党”，系统地肃清“文革”的影响，从党的组织路线、作风、纪律等方面，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当时的评论部领导范荣康、钱湜辛看了这篇短文，都说谈的问题相当重要，写成“今日谈”太可惜了。他们建议扩充篇幅，改写成“本报评论员文章”。正巧，值夜班的社领导丁济沧又收到湖南一个工厂党委书记仍然坚持“文革”派性的报道，要求评论部配发评论。他看了李仁臣写好的“今日谈”，也建议提高评论规格，把文章做足。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在噩梦初醒的上世纪80年代，牵动着太多中国人的情感波澜。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邓小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这是劫后余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历史的沉痛反思。这样的政治氛围，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深刻的影响和感召。据李仁臣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在整党中反应出来的思想动向，胡耀邦总书记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就是针对有些人主张要对“文革”一分为二的错误思潮，针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拒不反省、拒不认错等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的观点。当时部队的整党首先触及到了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重要的内容。
为审慎起见，李仁臣重温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400字，以《决议》精神为指针，对当时纠结于党内外的这段历史公案，写出了一段掷地有声的文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1984年4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经总编辑李庄审定，在头版报眼位置加框刊出，标题字体用的是超粗黑。当天早上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这篇评论。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已经谢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文革”的余波微澜。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这次整党中，一接触到“文革”中的某些问题，有人就“剪不断，理还乱”了。他们拐弯抹角，千方百计，肯定当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搞“活人展览”以及比这更丑的恶行辩护。尽管作这种“表演”的只是极少数人，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参与搞“活人展览”之类恶行的人，除了打砸抢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处（有些地方打砸抢分子也未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时间。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有的甚至身居要职，被当作“接班人”加以培养，人们就有理由责问，这还有什么是非呢？这样的人究竟会是谁家的“接班人”？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的评论，在党内外迅速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多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老同志纷纷给人民日报社打来电话，称赞这篇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有老战友提着茅台酒，敲开了社长秦川的家门。当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新闻《四川对党员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提到四川把这篇评论员文章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列入整党学校材料，要求通过学习，联系实际讨论，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历史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中的两派，都是“左”的产物，都是错误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哪一派错误的问题。对“文革”是否定还是肯定，是彻底否定还是所谓一分为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否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好核查三种人工作的关键。
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作出明确回答。人民日报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为开篇，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尖锐的小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化了肃清“文革”遗风流毒的主题，在党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例如，李德民9月6日在另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根绝整人的恶习》，痛斥“文革”十年是整人的十年，有整人的气候。“文革”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口号早已取消，四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可是总有一些人，念念不忘重操整人旧业。评论呼吁：“整人不得人心，整人的恶习必须根绝。”新中国从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入改革开放，新闻媒体摇旗呐喊，反映和凝聚党心民心，功不可没。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革开放开山之作，那么《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则是改革开放奠基之作。因为不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就如沙上聚塔，根基不牢。1984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这篇评论众望所归摘取了特等奖。李仁臣谈起当年的评论，认为：“文革”是逆革命而动，逆社会进步而动的运动。否定“文革”应该是符合党的决议的，符合民心的，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