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

 

大江流不止，海水日翻腾。

山雨随风至，舟船断缆绳。

一个波浪连着一个波浪，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船在波浪里航行，人在运动中磨炼。没有生活的安宁，没有自由的思念。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生活。

社教运动刚结束，教学改革刚试行三个月，一场批判斗争又在面前展开。施惠雨和语文教研组、历史教研组的几位老师接到学校通知去市里参加《海瑞罢官》讨论会。

据说，国家领导人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看法有分歧。有的说是学术问题，有的说是政治问题。

讨论会上市教育局领导作了简单的介绍，说明这场大讨论的起因。原来一个历史学家于1961年写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几年有人不断筹划对此剧的批判。1965年姚某人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在《文汇报》上发表。姚文认为作者对海瑞 “除霸” 、“评冤狱”和“退田”的描写，完全是“歪曲”、“臆造”、是“借古讽今” 。认为“退田”就是退人民公社的田，交集体耕种，为“包产到户”，“评冤狱”就是要为庐山会议上的被处理的人喊冤叫屈。认为《海瑞罢官》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形式，是一株毒草。姚文发表后，有人写了支持的文章，有人写了反驳的文章。北京也有不同看法。中央要求讨论，所以教育局今天召集部分老师开会讨论，以便提高对问题的认识。

东中教师施惠雨说：“中学教材里又没有关于海瑞的内容，关我们何事，讨论它干什么？这些问题让历史学家、政治家去讨论去吧！”

市局领导说：“不行啊，这是政治任务。关系到阶级斗争。”

问题大凡提到政治上，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纲上，就是至关重要的，谁也不可漠视。

施惠雨想自己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知之甚少，对作者也只知他是某市副市长，是明史专家，至于其他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便不再发言。

东中的仇宁副主任是教历史的，他对明史中的《海瑞罢官》是知道一些的，但又听姚某人说是“借古讽今”，是有政治问题的，便不敢随便发言。

市三中历史教师郑其伦，约五十余岁，一副学者的模样。他站起来发言说：“海瑞确实是明朝的一个‘清官‘。他敢于向皇帝提意见，敢于惩恶除霸。在担任应天府巡抚期间，将强抢民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前宰相徐阶之子处死。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啊！所以我认为剧本写得好。”

六中一位女老师，朴实得像农村大嫂，好像刚从乡下进城来似的，她说：“我看过姚某人的文章，不是实事求是，无端联系实际，拼命上纲上线，不是科学态度。历史就是历史，学术就是学术，不应牵扯到政治上，否则就是别有用心。”听旁边人介绍，这位女教师叫李文真，是全市有名的语文教师。她好像早就对姚文不满了，今天的发言虽然不长，但明显带着情绪。

“有些人就爱耍刀子，打棍子，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以为一提阶级斗争，别人就败下去了。这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发言的是东山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晁开。他受到六中那位李老师的鼓舞，认为一个女教师都敢讲真话，何况自己是男子汉呢？所以也就说了几句心里话。

也有人赞同姚某人的观点，认为姚文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是站得高，看得深刻。说不定是有很大的政治背景呢。

即使有人如此提醒，反对姚文观点的还是占绝大多数。

市局领导，只是把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在总结时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只要求大家回去以后继续学习，讨论，弄清是非。

回校以后，施惠雨立即钻进史书中，查阅有关海瑞的资料。据《明史·海瑞传》所记，海瑞为人刚直，曾上疏明世宗，批评他求仙拜佛，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任用佞臣，不管国事与民事。明世宗怒其犯上，下令逮捕入狱，几乎被杀。明世宗死后，他闻之却又痛哭流涕，把吃的饭菜都呕出来了，可见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世宗死后，穆宗朱载垕即位，起用了海瑞。在其为应天府知府时，整顿吏制，抑制强权，勒令缙绅将霸占的土地退还农民，因此不断遭到毁谤与排挤。不久又被罢官。海瑞在官，清正廉洁，死时，家徒四壁，还是朋友出资将其殡葬。当其棺木乘舟回乡之时，沿江两岸，百里民众，跪拜号哭，可见其得民心也。这种人怎么不能赞扬呢？和当前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施惠雨百思不得其解。写了一首诗道：

“海瑞罢官古已闻，只因清正惹虫蚊。

姚文不测何心意，令我脑中起疑云。”

随着报刊上不断发表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文章，学校大部分师生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许多人参与了议论。

语文组黎清晨老师平时话不多，但是好思索。他在看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说：“这叫什么狗屁评论文章，既不尊重历史，也不正视事实。满篇都是扣大帽子，无限上纲上线，没有一点事实根据。”

商扬老师，一贯好猜疑，他说：“看来姚某人的文章有来头。为什么许多报纸都在转载？”他只是提出怀疑，却没有给出答案。

张同营老师，从来就胆小怕事，遇事往往是绕着事情转十八圈，边转边看，始终不发一言。他一听商扬怀疑姚某人的文章有来头，便连忙袖手旁观，一言不发。

羊辉说：“目前我看报刊上两方面文章都有，有支持剧作者的，也有支持姓姚的。似乎没有什么后台。不过也很难说，我得认真了解了解。”

张同营听说没有后台，把手放开站起来，又想说几句。他看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全传》，很喜欢海瑞这个人。

 “肯定有大人物支持，否则姓姚的也不敢去碰都市副市长，去挑战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刘伯仲老师向来谨小慎微。他在社教运动中已经挨过批评。所以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

 张同营一听肯定有人在支持，便又袖着手坐下了。

“ 听说1959年四月，中央在上海开工作会议，我们的领袖在说到要讲真话的时候，还特地提到海瑞，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容易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很有荣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领袖要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并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帅看了，并劝总理也看一看。上海会议以后，有人把这个精神转告某历史学家，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很快，那个历史学家便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刊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庐山会议以后，他又写了《论海瑞》，根据当时情况，后面特地写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假冒海瑞的文章。笔锋所指大家自然知道。1960年，他又开始写成五场历史京剧《海瑞》，1961年，改名为《海瑞罢官》，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不久，北京京剧团演出此剧，领袖看了也很高兴。还接见了演海瑞的马连良。”政治教师汪月轮虽然说得有鼻有眼，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是否可靠，是否真实。

“你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说得这么详细，可靠吗？”傅从向来好附从人言。但这次不同，他见报纸上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老师们在议论时也有很大分歧。今天虽然是政治老师的话，他也不敢附从。

“近来，我翻阅了大量过去的有关资料，才搞清来龙去脉。”汪月轮颇有根据地说。

“我看你还没有搞清，既然领袖肯定了海瑞，还看过《海瑞罢官》，还高兴过，那为什么姚某人还敢如此胆大妄为。”诸丘山对汪月轮的话有些怀疑。

 汪月轮也感到有些不大对劲，为什么情况变了。通过查资料，过去情况似乎搞清了，但现在形势却还没有搞清。所以他也就无法回答诸丘山的质疑。

“ 搞不清就不搞，让报纸上争论去吧，反正教材上又没有海瑞，操这个心干什么。”皇白老师向来不大关心政治，对这种讨论不感兴趣。

 “人家说多事之秋，我看我们国家一年四季都是多事。反坏斗争过去了，来了抗美援越。抗美援越未结束，又搞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刚过去，又叫参加《海瑞罢官》讨论。学校让搞教学改革，刚开头，又打乱了。”化学老师胡家耕越说越激动。他是搞自然科学的，从来不大关注意识形态方面的事。他每天的精力大都用在如何教改，如何让学生做好实验，掌握好化学知识。

胡家耕的话只有胡家耕敢说。因为他年轻，又出身贫下中农。像芮环琪、沈子平这样的人打死也不敢说；像张昭嗣、嵇书贤那样的人是不愿说，说了肯定惹麻烦；像杜诚、杜莲整天钻在数学的王国里，和数字打交道，几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世界不干扰他们，他们也不干扰世界，无气可生，无怨言可发；像许台成、李士茂他们体育老师，整天在操场上打滚，和单杠、木马相处，课上完了，便喝二两小酒，哪有时间去认识海瑞。

 说也奇怪，这次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学校领导并没有加强领导，参与不多，指导不力。真是做到了放开手脚，任其自然。只有语文组、政治组、史地组的人比较关心，议论比较多。

施惠雨这个人死心眼，对任何事情都想搞个水落石出。他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去钻研，越钻越糊涂。他搞不明白四百多年前的海瑞怎么会和今天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他又想中央领导人为什么不出来讲话。难道真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吗？要是学术讨论又为什么扣大帽子？他百思不得其解。要是别人，不得其解也就算了。偏偏施惠雨又犯了痴病，还要继续研究下去。每天的《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他都要看，了解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

羊辉是一个小道消息的探测器，人称“包打听”。无论是好消息，坏消息往往他先知道。他上了一次澎州市，呆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带回来一口袋消息。首先在语文组秘密传开了。他神秘地说，他的一位同学从北京的一位同学那里，北京那位同学又从他父亲那里，他父亲又从他同事那里，了解到批判《海瑞罢官》是有来头的。讲到这里，他左右看了看，像小偷一样，想下手又怕被人看见。

“神神秘秘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就是了。”黎清晨有些看不惯羊辉那种神态，黎曾是他的老师，训他两句，他也没办法。

羊辉放低声音，害怕窗外有人听到。他说：“ 我听说姚某人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

“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有什么了不起，也该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柳红看不惯有些人拿着官帽子吓人。

“听说，”羊辉把声音放得更低一些，“听说是中央某高官夫人和上海市委共同策划写这篇批判文章的。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外传。”

“ 胡扯，夫人是谁？”五十多岁的张同营捧着烟斗，吐着烟，他绝不相信。

“夫人是谁，我也不知道。”羊辉说。连“包打听”都不知道，看来知道的人就难找了。

“我不信，干高官夫人什么事？她要批海瑞干什么？”说什么皇白也不相信。

“要真是那样就麻烦了，绝对不是好兆头。”商扬嘀咕着。

“早晨是晴天，下午就会下雨，政治上的事可谁也说不清。”刘伯仲说，这些年他是有经验的。

“果真如此，问题就大了。那幕后支持的就不仅是夫人了。”黎清晨忐忑不安地说，他已经懊悔前几天的讲话，但泼水难收，说出的话是收不回来的。

晁组长对前一时候自己说的话也开始担心。

张同营庆幸自己几次的欲言又止。

傅从决定听信羊辉的话，他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小心驶得万年船。所以他不再附从别人的意见。打算在问题没有明朗之前，一定守口如瓶。

羊辉从市里带回的小道消息虽然在语文组是小声的秘密讲的，但还是泄露出去了。

虽然，羊辉强调叫别人不要外传，其实他自己就传出去了。谁都知道羊辉的嘴是一个没有盖子的瓶子，只要里面有东西，不倒出来就会闹肚子的。平时他就好说，好散布小道消息，越是有人丛的地方，越是滔滔不绝。而且把小道消息加工描写，讲得比扬州王少堂说《武松》还生动。他的传播小道消息，除了是自己习性以外，也有显示自己博学多闻的目的。

首先注意到这小道消息的是王长新。近来他也常看报纸，也知道《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文章太长，他没有看。其他有关的小文章他看了，但张说张理，王说王理，他搞不清，辩不明，也就懒得继续看下去。因为他还要集中精力在教学上搞改革。

前天，他听人讲羊辉知道批海瑞文章的背后操纵者。于是立刻放下手中所有的活，去找羊辉打听消息。不料，羊辉说不知道。

别看羊辉嘴上没上锁，把不住门，但他有时还有头脑，也有小心谨慎的时候。他知道王长新是运动积极分子，政治热情高万丈，阶级立场坚似铁。讨论会上波涛滚滚，批判场上烈焰腾腾。羊辉虽然好传小道消息，但不敢随意传给他。

王长新回去以后，仍然听人说羊辉知道批海瑞的底细。他想，万一是个政治问题，我王长新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想到此，他有些坐立不安。于是决定再次去询问羊辉。这次他不到办公室去找，他怕羊辉在众人面前不便说真话。便把时间选在晚饭后，直闯羊辉寝室。不速之客，破门而入，把羊辉堵在屋内，挪不动，走不得。羊辉知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知道来者之意，便开动脑筋，准备对策。

“羊辉，告诉我是谁发动批判海瑞的？”王长新开门见山，直接了当。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如此。

羊辉还没有在思想上准备好，还没有想出该如何回答，王长新已经把枪头使过来了,逼着他接招。他只好虚晃一枪说：“我实在不知道。”

“你少给我遮遮掩掩，我是打听好才来的。”王长新把握十足。

“我若知道，不告诉你，我是小狗，好吧！”羊辉还在抵抗着，但已经底气不足，想不出什么好招。

“小子，你一贯神通广大，消息灵通，哪有不知道的事情。”

这一句夸奖，已经解除了羊辉身上的盔甲，只是武器还拿在手里。有一些人经得住批评，却经不住表扬。一听表扬就像乌鸦一样，嘴一张，里面的肉就掉下来了。羊辉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喜欢人说他有本事，消息灵通。

“我知道一点，也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不敢说，不能说。”羊辉已经败下阵来。他愈说不能说，王长新就愈感神秘，就愈想知道。

 “兄弟，你怎么如此不相信我。你能在语文组那么多人面前说，就不能对我说啊？”这句话既是套近乎也是用力催逼。

羊辉真的没有退路了，看来只有投降了。他悔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要在语文组散布消息，如今岂不是自找麻烦。他不无忧虑地对王长新说：“我知道一点也是听别人又听别人说的，其真实性，可靠性都不大。”

“没关系，你说来我听听。”王长新志在必得。

“我说了，你千万不要外传。”

“行，要不要写保证书？”

“那不需要！”

“那好，你说吧。”

于是，羊辉把在语文组讲的消息又对王长新讲了一遍。

王长新听后，嘴张了半天。他摸摸耳朵，看是不是耳朵出了毛病。没有病，两个耳朵一个不少。他说：“好像有些不可能。第一，高官是谁？高官的夫人又是谁？是哪一级领导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二，中央高官能让夫人去管这件事吗？”

“所以，我也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这绝对不是我杜撰的，我确实是从同学那里听来的，当然他又是从他北京同学那里听来的。”

“不过，我总在怀疑。如果是真的，又是为什么啊？不如高官直接出面好了。”

“因此，我不想告诉你，你却逼着我说。错了，你也不能怪我。”

“绝不怪你，算是我耳馋。”

“还希望你不要再外传。这是一个不太可靠的消息。“羊辉反复嘱咐王长新。

王长新点着头抱着这个不知真假的消息出门去了。

学校领导也耳闻羊辉传的小道消息，便找去羊辉细问。他不敢像对待王长新那样推来推去。只好胆怯地老老实实地把所传小道消息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领导。学校领导批评他犯自由主义，传播小道消息，造成不良影响。在领导面前，他只好承认错误，作了检讨。至此，他才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

领导虽然批评了羊辉，但对于他所传的小道消息，却也不能完全当作子虚乌有。因为他们领导层长期以来也在密切注视着这场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也一直得不到真实消息，因此也一直心里纳闷。羊辉的消息，使他们产生了警觉。他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再向上级请示，看如何对待这次批“海“运动，免得以后处在被动地位。

向市有关领导请示，结果还是叫按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回来以后，领导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社科组方面，自然学科组依然没有大的行动。大家仍忙于教学工作。

施惠雨除了继续进行语文教学改革试点以外，还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搜集资料，研究海瑞，也研究有关作者。他仍从学术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不相信国家会拿死人来做文章。

还是诸丘山的脑子比较活。他想起当年在大学读书时，讲授文艺理论的教师曾经说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反映。还说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山雨欲来风满楼“，也许当前批判《海瑞罢官》只是表象，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实质究竟是什么呢？他一时还搞不清楚。如果联系到羊辉所传的小道消息，他就害怕了。决心从现在开始，对《海瑞罢官》绝不表态。忍一忍，等一等再说。

果然不到一个月，谜底就揭开了。也证实了羊辉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原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位大夫人就开始插手文艺工作。也不知她从哪里忽然发现了《海瑞罢官》有问题，她提出要批判。但人们都没有看出问题，所以应者寥寥。本想在北京组织人马，发动批判，但没有成功。她便跑到上海，通过上海市委，找到笔杆子姚文元，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批判文章，几易其稿，不断上纲上线，由6000 多字扩充至10000多字。终于像颗原子弹一样发射出来，震动了全党，震动了全社会。

开始，姚文元的文章首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点明批判那个历史学家，那个副市长。毫无根据地把当年响应领袖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借古讽今。指责海瑞的“退田”，是刮“单干风”，海瑞的“平冤狱”，是搞“翻案”，海瑞的“罢官”，就是隐喻庐山会议上的“罢官”。由此对作者和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于是矛头所指绝不限于副市长个人了。

姚文发表后，半个月内，《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都没有转载，中央也没有发转载的文件，也未对批判作过明确的指示。这就引起了中央对北京市委和主要有关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主要领导人是“海剧”作者的后台，认为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北京报纸虽然转载了姚文，但仍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主要有关领导人却在小范围内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就更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

到1966年初，这一批判已经扩展到史学界之外的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影响到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高层领导。对“批海”如何表态，好像已经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了。

 1966年二月，于1964年成立的 “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认为有责任指导目前这场批判运动，便研究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简称“二月提纲”。） 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偏向加以适当的约束，从而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也向在武汉的领袖汇报过，而后将这个提纲，转发到全党。

澎州市委接到这一提纲，便首先传达到各个基层党委，很快各个支部和党员也就知道了。至此，他们才觉得有了明确的方向。

东山中学的领导也才敢积极领导这场批判运动。也才敢主动去接触群众，谈论“批海”问题。还叫总务处副主任、历史教师仇宁在教工会上介绍了海瑞的情况，又叫研究《海瑞罢官》多时的施惠雨介绍“海剧”作者及其历史剧。目的是让大家都明确批判的性质和方向。要求大家不要惊慌，这只是一次学术讨论，并非搞政治运动。至此，羊辉的小道消息也就让位于这大道消息。语文组的老师们也才放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所说过的话和上面传达的精神没有太大出入。王长新也就庆幸自己在听了羊辉的小道消息后，没有立刻大加发挥。有历史问题的那些老师也才安下心来。

既是学术问题，大家也就无需窃窃私议了，也就无需再花时间去研究琢磨了。老师们的精力又集中到教改上去了。

据说，那位大夫人见《海瑞罢官》的批判被扭曲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在军委那个副主席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根据会议的内容整理出座谈纪要。“纪要”比姚文更左，更厉害。它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污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纪要”经过中央审阅修改，于四月转发全党。这个“纪要”，不仅是针对这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针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也是那位夫人在政治上和军委那位负责人互相利用、勾结的开始。

“纪要”发表后不久，北京市委、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中央办公厅两个副总理，一个书记处候补书记都被撤职，接着军队里的总参谋长也被撤职。思想上的分歧斗争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了。

 东中从领导到教工，许多人都不安起来。

书记和校长也不再下棋了，秘书也不再老蹲办公室了，主任们也常在校园里转悠了。老师们又三五成群在一起议论了， 有历史问题的人又皮肤上起鸡皮疙瘩了。

施惠雨也不再去钻报纸堆了。他觉得被现实欺骗了，他认为明明海瑞是古人，怎么会和现在人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明明是依照领袖的意旨去提倡海瑞精神，怎么忽然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语文组的老师们又在反思自己说过的关于海瑞的话，后悔自己当时心不明，眼不亮，没有看清其中的政治问题。只有张昭嗣似乎一言未发，没有暴露自己是什么看法。张同营也再次庆幸自己的欲言又止。

傅从不敢再附从谁的话了，他觉得大家都愚昧无知，谁都不可靠。

羊辉又开始到处打听，收集消息。这次他把情报的来源集中在北京。

王长新又坐立不安了，他感到好像暴风雨要来临了。便高兴地写了下面一首诗：

又见长空起战云，雷声隐隐万家闻。

吾将磨砺刀和剑 ，敢效子龙常胜军。

写了以后，他向施惠雨征求意见。施惠雨看了，有些毛骨悚然，觉得杀气太重。便对他说，诗人心态要平和，不能锋芒太露，怒气冲天，要以情动人，不要以威逼人。王长新听了不以为然，他说战斗就是铁马金戈，不能莺歌燕舞，温文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