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一代人的潜意识冰山
(一篇旧文，转至此，防散轶)
唱红歌，除了人民大会堂浓妆艳抹的那台外，更多散落于广场，KTV，酒席，麻将桌，爬梯，清晨醒来的床上等场所。前者是反动意识形态，后者是被反动意识形态绑架的音乐（歌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红歌，暴力为处于音乐和语言关键期的孩子建立他们的音乐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建立了神经联系的，深化进潜意识的。于是，中年以上的人，在理性审查官功能减弱，潜意识增强时，都能哼哼，而出口往往皆是红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酷爱着那些愚蠢歌词。
当他们顺嘴叫床般呻吟“党啊，亲爱的妈妈”之时，他们的理性在睡大觉。
我是当年其中一位这样的孩子，而我现在处于中年。我承认，在醒来时，往往是红歌，而不是贝多芬出现在脑海。为此，我忏悔。但是，忏悔可以敲掉意识冰山的零星碎片，却无法改变那块漂浮水面上的冰山下的庞然大物，潜意识。
而且红歌还如影随形地把当年的青春，热血，宏大场面刺激下分泌的巨量类非肽造成的崇高审美，不经意通过情绪记忆把我们闪回。类似事件有知青纪念馆，红卫兵餐馆，甚至《黄金时代》。
我能做到的就是，在那些刻骨的旋律试图让更刻骨的歌词出现时，给自己一个大嘴巴，然后骂自己：贱，直至贝多芬在某个落日余晖的黄昏出现。
我们不过是一群怀旧病患者，四十年的青春小鸟不见了。我曾经说过，红歌是癫狂时代对我们音乐审美的基因改造工程，现在看来错怪了时代，时代只是奈何桥，喝不喝孟婆汤，在于自己。记得同期的美国也有一出，不同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红，他们歇斯底里黑。伍德斯托克——嬉皮；北京的金山上——赖皮。嬉皮变成雅皮，从伍德斯托克一代变成纳斯达克一代，剪去长发脱下花衣，西装革履去格子间上班。我们唱红歌，把我们日益暗淡的nostalgia涂点亮色，期望赖皮变裘皮的魔幻保鲜，用于拯救青春铁血沦为铁锈的缅怀。不过是我们曾经睡过乌托邦，将她占为己有的一场老龄春梦而已。
再联想的广一点，精英教育下长大的美国孩子们，是不是道德观，价值观，和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观点也被基因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