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录(节选32) 二次围剿

节选三十二     二次围剿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中央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在恩来未从上海到达苏区前，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意味着，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把赣闽苏区当成“中央苏区”，另一方面，也结束了毛泽东所处的苏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者的地位。

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富田事变。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一方面指出少数事变领导者是“分裂革命势力”，事变是“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处理富田事变要按党内矛盾来解决，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

而在当时，毛泽东仍然在部队指挥上起着主要作用。由于军委会主席项英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上。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加入了苏区中央局。

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必然会发动新的围剿，抓紧时间让红军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等。

同一时期，他们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得知，何应钦挂帅围剿军后，调集了18个师加3个旅，共20万兵力。鉴于上一次惨败的教训，何在围剿策略上大幅改变，“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苏区步步推进。

大敌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项英等许多人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军事常识上的合理性。

但是，有独特军事思想的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毛泽东机智地提议，再扩大会议的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会议接受。

再次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还有一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地区特委负责人。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这一次，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其政治智慧又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

于是，此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就确定为：依托根据地诱敌深入，集中主要兵力来击破敌军。然后，会议的重点转移到战役计划上。根据情报，国军分四路向根据地中心推进：从西南方向进攻的是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已从赣州进占兴国；从西北方向进攻的是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已到达富田一线；从正北方进攻的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从东北方向进攻的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会上又发生了争论。

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和赣南。这种意见不无道理，特别是该路敌军相对其它各路较为孤立。但是，毛泽东又不同意，他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不过很多人还是没有被说服，因为王金钰这路处于两翼保护的地位，左有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右有蒋、蔡的第十九路军，被敌夹击的风险比较大。

然而，毛泽东看得更远。他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然后向东横扫敌军侧翼，完了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这个向西北反攻再向东横扫的战役构思太奇妙了，以至于大家都被说服，大计遂定。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指挥部队，到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隐蔽下来，近敌而居。此时的东固地区位于围剿军第十九路、第五路和第二十六路的三面包围之中，都不过几十公里的距离，一旦被敌发现，就会有全军覆没之危！整个方面军3万多人不仅不能被发现，还要找到战机突然从敌方的缝隙之间反攻，难怪不少官兵抱怨这是钻“牛角尖”。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始终岿然不动，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一面密切注视敌情，一面仔细研究作战部署。开了几次会，都没有完全敲定战术细节。信奉调查研究的毛泽东，约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到东固和富田之间的白云山上去看地形，以解决具体战术问题。两人通过实地侦察，当场决定一军团的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15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进攻富田，一举打垮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而后，细心的毛泽东又发现，这对三军团来说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势，于是问彭德怀：你们有没有危险？彭德怀充满信心地回答：没有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发起进攻。

这是方面军成立以后少有的情况，毛泽东在没有朱德帮助下直接同彭德怀决定作战部署。尽管泽东在一些战术细节上还未完全有把握，但有不耻下问的虚心态度，令德怀十分钦佩，并自认从中学到了东西。

1931年5月16日清晨，红军各部已经进入预定地点。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负责左路包抄，黄公略率红三军正面迎击，林彪红四军和罗炳辉红十二军负责右路包围，另有红七师和红三十五师负责阻击第十九路军。毛泽东、朱德带着电台和警卫部队登上了白云山，在临时设好的指挥所坐镇指挥。

当天战斗打响后，红军战士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犹如飞将军从天而降。毫无应战准备的国军顿时大乱。仅两三个小时，王金钰所部公秉藩师就被击溃，大部被歼。公秉藩也被俘虏，但他化装而没有被认出来，居然被红军战士当作一般俘虏给放了。

随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向东横扫，扩大战果。他们在白沙歼灭王金钰部一个半旅，在中村歼灭孙连仲部一个旅。才打了6天，已经三战三捷。

跟随红一方面军一同前进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们又惊喜又疲劳。惊喜的是战局竟然跟毛泽东所预料的一模一样地顺利发展；疲劳是因为他们没有长期征战的锻炼，如此长途快速的行进体力实在吃不消。中央局研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苏区中央局留在永丰县龙冈。

接下来，红军攻取广昌县城，歼灭朱绍良部第五师师部，师长胡祖玉重伤不治而死。最后一战，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朱绍良部刘和鼎师3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光缴到的西药就可供红一方面军半年之用。

从1931年5月16日至5月31日，短短的15天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700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胜仗，以3万多红军，击破20万国军。总计歼敌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及大量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军的第二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