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录(节选42) 周公服毛

节选四十二    周公服毛

 

再说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标志着中共中央的一次战略转移。在此之前，他长期担任中央常委，实际管理着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行，手下直接领导的干部甚多。他的到来牵动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先后进入中央苏区。

周恩来带来了党内民主的作风，然而在战争环境下，民主决策有时未必就带来最佳的方案。本来他听取毛泽东和朱德的意见，不打算攻打赣州。但是，临时中央一再命令必须攻打中心城市，他只好开会进行民主讨论，结果多数人要求打赣州，于是他转而支持打赣州。

此时，毛泽东在战略上头脑是清醒的。以养病为名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他就从报上看到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意识到这不仅是民族的危机，而且也是中共和红军的机会。于是，他立即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然而，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被中央局压了下来。后来迟至4月15日，此文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而上海战事已停止了一个多月，失去了最好的宣传时机。

同一时期，毛泽东更担心的是攻打赣州的几万主力红军的安危。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1932年3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项英在细雨蒙蒙中骑马从瑞金赶来，告诉他赣州前线战事失利，我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

原来早在1月10日，中革军委与红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向赣州开进。彭德怀经过现场侦察，看到赣州三面环水，水势很大，攻城只能集中于一面，难以奏效，于是决定先以坑道爆破城墙，然后攻城。2月上旬至下旬，红三军团连续三次进行爆城，均未成功。

2月29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罗卓英率两万兵马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罗卓英以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红军攻城部队出击；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

3月7日，城内国军趁红军连续作战未得休整之机，在城墙下反向挖掘坑道，向城外发动偷袭。红军已鏖战多时，过度疲劳，又未防备这一手，被敌人冲破阵地。红三军团红一师在突围中伤亡过半，师长侯中英被俘后就义。

毛泽东接到中革军委急电后，当即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

朱德见到毛泽东时说：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了险境。赣州战役历时33天，红军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然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且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有利时机，给红军的发展势头带来了打击。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即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

但是，会议上的多数人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提议，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不过，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却在这次赣州失利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结论：毛泽东的军事判断果然高人一筹，指挥三次反围剿获胜绝非侥幸。

会议最后决定，组成中路军和西路军，前者沿赣江东岸向北发展，后者沿赣江西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周恩来让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领中路军，彭德怀、滕代远则率领西路军。

在北上途中，毛泽东得知闽西敌情发生变化，致电周恩来，大胆提出：我军应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他的意见得到了红一军团首长林彪和聂荣臻的支持。周恩来接电后，于4月初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改中路军为东路军。

在毛泽东指挥下，东路军两战两捷，歼灭闽军张贞部5个团，于4月20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俘虏和缴获甚多。国军残部向闽粤边境溃退。

周恩来对毛泽东再次刮目相看：赣州和漳州，同样都可称为地区中心城市。打赣州，被毛泽东反对，结果真失利了；打漳州，由毛泽东提出并指挥，结果就打下来了。这简直神了！从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

蒋介石为牵制红一方面军，以利其主力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派陈济棠粤军向中央苏区赣西南地区进攻。7月8日至10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五军团，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10个团。粤军遭此重创，全线撤回了广东。

鉴于在后方的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讨论后，联名致电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方面军总政委。周还去信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周恩来的坚持造成了中央局其他人的妥协。1932年8月上旬，在兴国举行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在前方组成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兴国会议后，周、毛、朱、王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北上，另遣一部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经过一系列战斗，在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3座县城，间接帮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反围剿作战。

但是，后方中央局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役太小，一再催促他们前去威胁南昌，才能减轻敌军围剿其他苏区的压力。9月23日，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复电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双方争论不休，临时中央当然坚决支持中央局。

这当中，周恩来夹在中间，感觉工作起来很困难。9月24日，周单独致电中央局，提出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专责问题，并强调“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局收到电报后，单独向周提出了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并表示要对所有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开展“无情的打击”。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上，后方的中央局委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纷纷表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及临时中央的决定，批评毛泽东对临时中央制定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属于“纯粹防御路线”，并指责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诱敌深入”战略是“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他“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经过多天会议，支持临时中央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多数委员最终都赞同解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

作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会上试图缓和对泽东的批判，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且替泽东作了很多解释，主张他“仍留前方助理”。但毛泽东看出不少人很勉强，实际还是不信任他，故不愿意委曲求全，要求回后方“养病”。会议这才决定，“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准备赴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要泽东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泽东却反过来安慰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对重返指挥岗位抱有期待，他对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

但是，周、毛两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番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丢掉的兵权，要到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以数万红军的生命代价才能重新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