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录(节选36) 九一八！(下)

节选三十六    九一八！（下）

 

9月19日凌晨，长期忧虑东北局势的张季鸾预感可能要出大事，马上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要他设法采访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上午10时，胡政之来到协和医院，采访了张学良。张亲口证实：他已下令，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日方发言谓我军破毁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昨晚（即18日）十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日兵既入北大营，每间（隔）五分十分钟，即由附属地开炮，直对北大营及兵工厂等处轰击。此采访当天见报后，全国大哗，群情激奋！

在中国东海的另一边，以日本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同以日本内阁为代表的国家利益主义发生了矛盾。从本质上来说，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想要实现日本帝国称霸远东乃至世界的野心，但在指导方针上却大不相同。

对于本年4月上任的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来说，首先面对的是从本国到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因此，若规内阁力图首先稳定国内的政经局势，扭转经济颓势，以工业化来大力发展帝国国防，然后再彻底解决满蒙悬案，最终实现帝国霸业。去年4月，若规礼次郎曾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在伦敦裁军条约上签字，并自认为是外交胜利。因此，他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推行的“协调外交”给予大力支持，以提高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以陆相南次郎大将为首的日本军部，根本看不起若规内阁这种稳妥渐进的国防方针。南次郎于9月19日清晨7时召集军部要员紧急开会，确认“以此冲突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施军事占领”的陆军方针。

当日10时，日本内阁紧急会议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有备而来的陆相南次郎，向与会者一口咬定，关东军这次行动，确系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在慷慨的发言中，南次郎提出“关东军行动适时，应予支援”的议案。

外相币原早就对关东军蔑视日本外交人员极为愤慨，在会上列举所掌握的事实，证明完全是关东军积极策划了这次事件。他认为，这种未经内阁许可的擅自妄为，如不惩戒，势必恶化日中关系，降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也有损皇军的威名。另外，他还指责了军部的间接纵容之过。由于币原所列举的事实如此清楚，包括一个参谋少佐竟敢出刀威胁日本驻东北领事，多数内阁成员都对关东军的胆大妄为深感震惊，会场气氛转为对军部不利。

在军方失去支持的情况下，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然而，胆大的参谋本部故意扭曲内阁会议的精神，在当天发给关东军的电报里全然肯定和赞赏。这样，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继续扩大侵略战果。自9月18日至9月23日，辽宁、吉林两省全部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军舰上，闻此惊变，顿时感到了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失败！在9月19日的日记中，他发泄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骂遍别人，再以诸葛亮那样的高尚者自居：“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把这几天的思考总结成了新的方针：“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当日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在外交、军事、政治、民众四个方面都做出了安排。

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9月22日，国际联盟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的北方邻国苏联，对宿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举动非常敏感。“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紧急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表示苏联政府对事变严重不安，希望广田尽快转告日本政府。9月22日，又由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召见广田弘毅，对事变的进一步扩大表示深切关注和极大忧虑。9月25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分别社论，指出苏联公众明白南满在进行战争，而他们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发生的事变正在直接靠近苏联的地方发展扩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中共军事领导人于9月25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表明坚决主张抗日的态度。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而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策，却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且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而仍然把国民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日本政府并不那么在乎国联，但不得不认真对待苏联的态度，毕竟对方的实力绝不是两万关东军可以对抗的，从战略上讲，两面作战也极不可取。9月22日，日军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前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9月24日，日军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于是，东北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辽宁和吉林两省后，突然进入了恐惧笼罩下的表面平静。

不料，接下来竟出现了英国出卖中国的情况！此时的大英帝国已日渐衰落，难以保护其在华利益；而苏联的国力却蒸蒸日上，并且在中国的利益正迅速增长。英国内阁判断，这个趋势如果不能制止，英方的利益将被苏联的利益所取代。而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动，刚好对苏联是一个牵制，间接保护了英国的在华利益。

于是，在10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拜见中国外交部长，劝中国政府不要坚持以日本撤兵为交涉之条件。蒋介石深感骇异，对之极为失望。17日，蒋与各国公使谈话，表示对日抵抗和不签丧权辱国条约之决心。19日，他再见各国公使，嘱其电告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的本国代表及其政府：倘若国联维护公理失败，则东方与中国之前途不可预料，请其切实注意。

10月23日，法国外长白里安向国联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限日军在11月16日以前从满洲完全撤兵。24日国联表决，13票赞成，仅日本1票反对。然而，日本不服从这个决议。国联再讨论制裁时，英国却不赞成制裁，使得前面那个决议成了一纸空文。中国无法收回失去的国土，仅仅获得了道义和舆论的胜利。

英国的态度引起了苏联的警觉，苏方认为英政府企图让苏联与日本在远东相斗，英方可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苏联从事件爆发开始的强硬态度，迅速转为不干涉态度，以避免日本将苏方当作敌人。

显然，这对日本的侵略是一种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