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作霖未答应日本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种种特权,因此日方非常不满。关东军司令部见张既不能阻挡北伐军,又妨碍日本吞并东北的野心,遂下决心除掉张。然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关东军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他不是害怕中国人,而是担心俄国人会有所反应。东北的情况与山东不同,苏俄在那里有巨大的直接利益,并与东北接壤,而日本还没有做好再次同苏俄直接开战的准备。
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竟决定自行策划谋杀张作霖,借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趁乱占领。就在张大帅准备退回东北时,关东军也正在加紧策划“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
此行动由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负责,他得到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后,就将炸列车地点选在了京奉线的皇姑屯车站,因为这里是日方控制的南满铁路与中方控制的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由于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的各种准备,因此就选在这里作为施爆的地点。一切准备就绪后,日军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
张作霖不是没有想到,日本人可能会制造事端,以阻挠他撤回东北的计划。但是,他自恃手中掌握着30万奉军,相信两三万关东军不敢对他来硬的。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左右,当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行驶至三洞桥时,预先埋设的炸药在此引爆,使上方桥梁的钢板下塌,将张的专列车厢压碎。
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被甩出车外受重伤,众人急救回帅府,但还是在9时30分伤重去世。张大帅临死前听手下说是日本人干的,喊了一声“打!”并要人叫张学良回来,要他“以国家为重”。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在奉天的军政大员毫不怀疑地认定是日本人下的毒手,因为火车是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下遭到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想干也干不了。为了保证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他们对外佯称张作霖仅受轻伤,使用了很多瞒天过海的障眼法来欺骗敌人。同时,他们秘密商定:严密封锁张大帅过世的消息;立即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回奉天;发布戒严令,委任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
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但并未发现破绽。他们此时如此谨小慎微,原因是其本国内意见不同。关东军不听内阁的意见擅自行动,外交官却要向内阁负责,所以还不能跟关东军一样蛮横。而关东军见东北未乱,本国又不支持,遂未敢轻启战端。
正在北京指挥奉军撤退的张学良当天就听到了专列被炸的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泪如雨下!不过,他已是经过大风浪的男子汉,国恨家仇在身,他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能乱了方寸,让日本人有机可乘。在安排好了撤退的各项事宜之后,他化妆成普通士兵,极端秘密地返回,于1928年6月18日才到达奉天。
作为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风流倜谠,挥金如土,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却招引得无数女人投怀送抱,而他在玩弄女性方面也全无羞耻之心。但是,他从来不想只做一个“花花公子”,其性格深处却有一股英雄侠义之气。
张学良本来投其父所好而为,父亲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让他去打哪个军阀他就去打哪个军阀,让他打北伐军他就去打北伐军。直到有一天,他被一个老人悲惨的命运所震惊,开始醒悟了。
那是张学良率部与武汉北伐军在河南决战期间,他的司令部就设在一列火车专列上,停靠在陇海线的一个站台。学良忽见一个乞讨的老人,饿得趴在地上,扔给他钱都不要,就要吃的。学良他们从车上把馒头扔给他,老人抓起沾满尘土的馒头,擦都不擦,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学良看他太可怜了,不由问道:“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吗?”老人告诉他,军队在这里连年打仗,儿子们都给抓去当兵了,生死不明;其他的都逃跑了,剩下了我们这老得不能走的,连饭也吃不上了。
学良听着,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个“军阀二代”第一次想到: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是对百姓作孽啊!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他,后天他再打我;然后打过的又和好,和好过的再开打。这样打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打内战呢?!
张学良把这些想法向父亲说过,但父亲仅仅让他休息几天,没有回答过他。现在,父亲突然就离世了,严峻的现实是,内有一班“老臣”不服他,外受南京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力,旁有日本人虎视眈眈,他往下该怎么撑起这个事业呢?这是张学良人生当中第一次面临这么重大的考验。
实际上,要名正言顺地继承张作霖的首领地位,对年仅27岁的张学良来说还是超出了他的掌控能力。所幸这些年来他的作为和人气已经积累到了足够的威望,再加上中国人传统的封建世袭意识,经过老督办张作相的让贤以及内部的一番较劲,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还是选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杨宇霆和常萌槐为代表的一班“老臣”抢班夺权的图谋没有得逞。
新登帅位的张学良表现得沉着冷静,有序不紊。他首先抚慰三军,稳定军心;然后果断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最后,才发表了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效,已于1928年6月21日子刻逝世,将为他设奠公祭。
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国人对日本国的谋杀暴行感到愤慨,对张氏之死表示同情,如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同时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鲜明地肯定了张作霖的反日爱国立场。
7月11日至13日,国民革命军4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与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平小汤山举行北伐善后会议。会议之前,张学良派来3位代表,接洽东北易帜及归顺中央的问题。蒋介石随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3位总司令交换意见。
冯、阎二人均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李则主张: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做负隅顽抗之举,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而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
蒋介石犹豫再三后,终于拿定主意,于7月10日接见了奉方代表,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张学良仍将是东北三省的全权领袖。同时,答应派代表赴奉天同张学良直接谈判。
张学良决心和平易帜出于三个考虑。其一是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不仅东北军要被打光,最后这块地盘也保不住。其二是他过去就对领导国民革命的孙中山总理有敬仰之情,北伐代表了孙总理的意志,服从国民政府不仅不是错误,而且可以看作是革命的行为。而最重要的考虑,还是日本国的侵略意图,暗杀他父亲已经暴露出东洋人的计划正在实施,单靠东三省的力量难以抗衡,为了不让父亲的鲜血白流,为了东北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子弟兵,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必须联合国民政府的力量才行。
得到蒋介石的回复后,张学良原已决定7月21日换旗,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密探获悉此事,立即派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频繁访问张学良,向他说明田中内阁对东北局势的政见,要他不要易帜,否则,“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
张学良虽向对方表示要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决定,但还是暂停了换旗的步伐。这么重要和秘密的计划却被日本人先发现并阻止了,使他感到必有内奸。这以后,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他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等活动。对于来自于日方的压力,则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之周旋,静待时机。
张学良纨绔子弟,不知道现实的厉害,自高自大。于是在有心人的煽动下,总想反抗家长。这些有心人就是在满洲争夺中处于下风的苏联,国民党,满洲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郭松龄反奉,其实是张学良反父。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苏俄。如果不是日军介入,张作霖就完了。而反过来,苏军无力直接介入。而此后三年,张作霖遭暗杀。日军完全不必要这么做。尤其是明知道张学良比张作霖更反骨。以至于张学良干掉杨宇霆之后,又三年日军不得不九一八。很明显,苏联先败后胜。而当时冯玉祥国民党也基本是苏联的分支势力。
日本在一战中携消灭德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功,强行让满洲独立,是会得到自顾不暇的欧洲列强的认可的。但是日本错过了这个机会。否则后面未必会有中日战争,美日战争,而很可能是苏日战争。二战末期,如果国民党不贪满洲,承认苏联的事实占领。中国共产党会和希腊共产党一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