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史

从繁杂的文献中抽丝剥茧,将历史的脉络梳理井然,并用心理学原理透析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再现风云诡谲且又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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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云录(节选11) 国共决裂(下)

(2023-03-06 14:40:24) 下一个

节选十一  国共决裂(下)

 

上期说到,陈独秀对中共的前途已经悲观了。在国共合作的几年里,他曾两度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都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现在,他自己都感到退出国民党也不是办法。中共独立发展的基础在哪里?依靠工人阶级的上海武装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而武汉国民党在政策上与共产党的主张越来越抵触,共产国际还是一味要求合作不能破裂。这些矛盾使他对继续领导中共渐失信心。

中共党内毛泽东等人认为,冯玉祥居中调解,蒋、汪合流恐难以避免,因此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6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后者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很快,唐生智率部全师南下的消息传来了,预示着马日事变的处理将更加右倾。从紧迫的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遭受事变严重打击的省内党的工作。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湖南省委。虽然中央对建立自己的武装还是没有下决心,但是,他们派出的毛泽东已经准备这么干了。

然而,湖南是唐生智起家的地方,是他最不能放弃的地盘,因此,他没有在武汉多停留,带着军队赶回到长沙。然后,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号。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反共,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

连武汉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分裂。邓演达见汪精卫正朝反共反苏的方向转变,完全不理自己的劝阻,愤慨之下,于6月30日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宣言,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忠于孙总理的革命纲领,所以必须离开国民党,同叛变革命的分子斗争下去。与邓演达立场一致的国民党要员还有宋庆龄、陈友仁等,他们3人后在苏联携起手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这是后话。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建立工农武装的问题。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也被从长沙召回出席会议。陈独秀在会议上要求利用各军招兵的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

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为保存农民武装指出了3条路:一是改成所谓的“安抚军”,以获得在武汉政府下的合法地位,但他承认此条实难办到;二是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自卫;三是干脆投入到军队中,这一条跟陈独秀的意思相同。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他在各条出路中最强调的一条。他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陈独秀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即使上山也是为了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有人不置可否,就是没有明确支持的。

此次会议之后,鲍罗廷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并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个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委,来代替陈独秀的工作。

陈独秀则断定共产国际并没有自己了解中国的实际,去莫斯科于事无补,顺势向中央提出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从此,陈独秀就远离了中央领导的岗位。

7月13日,中共中央终于主动采取保护自己的撤退行动,公开发表了《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些“革命分子”指的是邓演达、宋庆龄那些同情中共的人。

1927年7月16日,汪精卫等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党和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这是迟早会来的一天,武汉国民党集团正式分共!

汪精卫同共产党决裂后,对军队里的共党分子非常不放心,尤其是张发奎的两个军中有大量共产党员。不过,汪跟张私交很好,他要张的第二方面军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先向长江下游出发,使其远离中共中央所在的汉口,准备在途中“清共”。

7月20日,张发奎所部正式开拔。然而,蒋介石的耳目早在7月初就得到了武汉军要东征的情报,蒋立即要在徐州的李宗仁南下商议。他对李表示,希望既能够向西击败武汉军,又能对北方守住已占领的徐州等战略要地。

李宗仁不同意西、北两线作战的计划,认为徐州无险可守,与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时,即放弃徐州,坚守淮河天险。待解决了武汉方面的威胁,再挥军北进,为时未晚。

蒋介石一听要放弃徐州,连连摇头道:“徐州乃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涨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故期期以为不可。”李宗仁劝阻无效,只得服从命令,内心徒唤奈何。

由于蒋介石命李宗仁第三路军主力撤到西线,准备迎战武汉北伐军,北方军阀们趁机向南反扑。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会同孙传芳余部,沿津浦线向北伐军反攻。许琨部果然攻陷徐州,迫使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率部退回安徽宿州。

前线败讯传来,南京为之震动,蒋介石沉不住气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提醒总司令:以现有兵力,反攻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蒋以为众将已畏敌如虎,十分激动,竟说:“我将调第一军两个师为先锋,由我亲自指挥,反攻徐州。”众将被震住,一时无语。蒋意犹未尽,干脆发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

7月25日,蒋介石亲自过江,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战役初期,津浦路正面之北军节节败退,南军进展顺利。到了逼近徐州,北军方才发动顽强抵抗。蒋总司令见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遂亲赴前线督战,并将所有预备队调入第一线攻击,可谓孤注一掷。不料北军突然自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南军左翼包抄袭击。南军已无预备队可用,顿时陷入混乱。正面北军趁势出击,南军全线溃败。北军追击不舍,南军败如山倒,竟至津浦路完全沦陷。这是北伐开战以来南军败得最惨的一场。

8月6日,蒋介石败退回南京,只得据江而守。羞愤之下,传令将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扣押枪决,以示其为战败的罪魁祸首。然而8月12日,蒋介石也通电下野。

在军事安排上,即将下野的总司令表面上让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三人共同担负起对抗北方军阀的重任,并表示他的下野可以解除来自武汉的威胁。但背地里,他却示意第一军各师中的黄埔系军官,在本校长下野后你们可保存实力,我会另谋东山再起的机 会。

胡汉民、吴稚晖等文官见状,唯恐南京政府难以支撑,纷纷离开南京转去上海。这样,在南京的所谓“国民政府”竟然主要靠军人来支撑,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和李烈钧四人组成了临时决策集团,坐镇军委会。他们决定,将军队重新部署,把三路大军一齐南撤,防守长江,以阻敌人南渡。

再说7月16日国共正式分裂之后,中共面临成立以来前所未有之危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遂做出前所未有的重大决定:一、将中共所掌握及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几天后,根据在江西九江的中共负责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全面武装暴动。据此,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准备走上武装斗争的不归路。

东西南北中,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历史巨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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