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初,中共在湘赣边界的几支武装力量正预备组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预编成第一团;二是安源路矿工人和矿警队武装,预编为第二团;三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预编为第三团。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发动秋收起义的准备中。9月6日,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了暴动日期: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但是,长沙中共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被隶属于唐生智的长沙卫戍司令部所截获,长沙当局遂紧急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
当时,毛泽东亲自穿梭于安源、浏阳和铜鼓等地,组织和实施起义计划。他在安源安排妥当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煤矿的采购员,由地下交通员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浏阳张家坊村时,被民团巡逻查房队当作共党嫌疑抓住。民团中没人认识这个“匪首”,但却奉命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试图贿赂押送的民团放了他。民团队员收了贿赂,都同意释放了,可是那个民团队长却不答应。因此,他决定寻机逃跑。
到了离民团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民团队开始松懈,毛泽东抓住机会,一下子挣脱出来,望田野里猛跑。他一边跑,民团一边在后面追。跑到一个高地上,他看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就立即钻了进去。民团队赶来,围住水塘周围,开始搜寻。泽东将大部分躯体浸没到水里,一动不动。水草面积很大,民团队搜来搜去也找不到,又强迫一些农民帮他们搜寻。好几次,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他所在的位置,有一两次他几乎用手就可以够着他们,以至于他自己都认为一定会被再次抓住。些许苍天不愿就此改写历史,这些搜寻者还是没能发现他。直到天近黄昏,民团和农民都放弃了搜寻。
毛泽东大难不死,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他的鞋在前面逃跑时已经跑丢了,导致脚底擦伤很厉害。幸好,一位善良的农民帮助了毛泽东。他看到泽东连夜赶路并光脚受伤,就让泽东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农民带泽东到了就近的县城,使他可以用仅剩的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原定日期爆发。共产党组织的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在总指挥卢德铭的指挥下,向平江方向推进。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的第三团团部,宣布起义,并向浏阳进发。当天晚上,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各路前进的最终目标都指向省会长沙。
但是。由于当地农民恐怕造反失败后会遭到杀身大祸,并未像北伐军到时那么踊跃行动,因此,几天之内起义的队伍并没有壮大,而本来单薄的兵力又没有集中,却在向中心城市长沙进攻。在国军正规优势兵力的反攻下,三路起义军均遭到失利,损失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遭到严重挫折。
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的长沙暴动。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有各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对客观形势做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因此,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当时提出这个主张,很可能会落得个“逃跑”的罪名,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说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
毛泽东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打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还留有队伍。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现在需要好好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我们分成几路,力量分散了,但是敌人力量却很集中。结果我们打了败仗。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是攻长沙的。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但是现在那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不能去打大城市,去打交通要道了。现在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
毛泽东稍稍提高了嗓音:“同志们,革命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而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整顿纪律。对老百姓的东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根禾草也不要动。只要我们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会如鱼得水,立于不败之地……”这番通俗易懂的讲演,令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又士气大振起来。
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过去久闻毛泽东的大名,可他同大多数官兵一样,正为部队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焦虑不安。毛泽东的这番讲演,是他从来没见过的一种智慧,让他记住了一辈子,从此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灯塔。
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有一支由中共党员袁文才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毛泽东早就听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
9月25日清晨,部队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后卫遭到国军袭击,仓促应战,造成300人枪的损失。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年仅23岁!毛泽东痛心至极,愤怒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当时,毛泽东在军事上完全依赖于卢的指挥,这一下相当于失去一只臂膀!
外部局势依然严峻,更危险的是,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首先是担任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真正放在眼里。原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其次是减员,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动摇者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加上战斗死伤和疟疾流行,部队战斗力越来越差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彻底整顿起义队伍。9月29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共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5天,这是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这次改编中不乏毛泽东的创造,最有其特色的当属“把支部建在连上”。他观察过国民革命军从苏军引进的政治委员制度,就是在团及团以上级设立党的政治委员,负责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与同级军事主官共同管理所属部队,并在连级以上设立党代表,这些党代表向政治委员负责。他赞同政治委员制度,但认为还不够,因为这只能让党的政治领导到达各级军官中,对广大士兵的政治影响不够,要加强纪律性和提升战斗士气,必须让党的基层组织更贴近士兵,在连队建立中共党支部。这是世界军事领域的首创制度,并成功地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