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录(节选5) 北伐与暗斗

节选五    北伐与暗斗

 

1926年４月２９日，鲍罗廷带着斯大林的旨意，从莫斯科回到了广州。此时斯大林认为：汪精卫这么软弱，实难堪大任；中共的力量还不如国民党左派，也只能充当助手；蒋介石倒是敢做敢当之人，又服从苏共的领导，看来值得重用。

蒋介石找到鲍罗廷会商，提出召开中央全会，“整理党务”，为北伐做最后的政治准备。鲍罗廷态度极为温和，凡蒋所提之事均有商量。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前期的焦点是按蒋介石授意，由张静江、吴稚晖、孙科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此会之前，派张国焘到广州指导出席的中共党团。由于苏共指示中共向蒋介石让步，张国焘强使共产党员接受这个提案，让《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通过。在共产党员中也有不妥协的，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就没有签字，他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均有条不紊，态度斩钉截铁。

在整理党务议案告一段落后，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第七军（即桂军）军长李宗仁主动发言，强调他领导的第七军已在前方作战，且已挽救了衡阳陷落的危机，此刻正节节推进，长沙在望，决不可中途而废。倘中央仍踌躇不决，吴佩孚必得抽调鄂、赣劲旅增援进攻，我孤军苦战，势难持久，一有差池，粤、桂边境立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机蠢动，使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就不堪设想了。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

李宗仁言毕刚一落座，第四军（即粤军）军长李济深随即起立发言，大意是：他听德邻同志所分析各点，都极中肯。今日北伐实为千载一时的机会，戎机不可坐失，第七军已在浴血作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之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

两位李将军突如其来的慷慨陈词，说得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党军政领导们均为之动容。既然粤军自告奋勇，其他驻粤各军原系“客军”，实无任何反对北伐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层的问题已经有了决议，大家在原则上也早已同意北伐的主张。于是，会场情势遂急转直下，使北伐成为会议后期的主题。

二中全会正式通过北伐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负责组织北伐总司令部。蒋同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蒋的盟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本来众人一致推举李宗仁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对于这个战功显著并力促北伐的急先锋，可谓名副其实。但是，李宗仁尚有避嫌之德，他不想让别人以为自己力促北伐就是为了升官，所谓“以义始而以利终”，因此极力推荐刚倒戈过来的湘军师长唐生智担此要职。其他人虽然不同意，无奈李宗仁态度坚决，形势又不容等待，于是大家不再勉强，竟改举唐生智出任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倒戈隐含的军事投机倾向引起了陈独秀的警惕。陈后来于7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中不指名地点出：“若其中夹杂有投机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使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当蒋介石在北伐前线读到此文时，误以为陈独秀在攻击自己，非常恼怒，写信让国民党中央与中共交涉。

1926年7月4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发动北伐战争。李宗仁第七军为左路，唐生智第八军为中路，李济深第四军为右路，同时向吴佩孚军队进攻。三军士气如虹，所向披靡，7月11日即克复长沙。第二期作战于8月19日开始，从汩罗河战线发动全面进攻，到8月23日，北伐军就拿下了军事重镇岳州。大批吴军被北伐三军包围，纷纷缴械投降。

战至此时，李济深第四军和李宗仁第七军表现更好，分别被媒体誉为“铁军”和“钢军”，战绩都超过了唐生智的第八军。这并不奇怪，因为前两者是受到革命精神洗礼的官兵，作战更加勇敢和坚强。但是，由于吴军官兵中两湖人最多，他们不愿意向两广军队投降，宁可向前湘军的唐生智第八军投降，结果，步调慢一点的第八军反而收编了最多的俘虏，缴获了最多的武器弹药。

对北伐大军来说，在通往武昌的大路上，只剩下了两个军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夺下汀泗桥的重任交给了第四军。他们于8月26日凌晨开始攻击，激战一昼夜，双方死伤不轻。北伐军虽在桥南端取得进展，然而汀泗桥仍然不克。

深夜双方休兵之际，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派叶挺独立团向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迂回，从右侧后包抄敌人。当夜，张发奎亲率黄琪翔第三十五团，利用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十只，将该团偷渡过去。第二天凌晨，叶、黄两团突然猛攻守军后侧，正面部队趁势强攻，守军顿时大乱，全线溃败，夺路而逃。北伐军一举而克汀泗桥。

吴佩孚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战略要隘贺胜桥了。他见情势危急，自己亲到桥头督战，手持大刀，亲砍旅、团长十余人，令悬其头于电线杆上，以示退者必诛。因此，守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机关枪向北伐军盲目扫射，疾如飙风骤雨。北伐军士气冲天，尤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张发奎第十二师最勇，前进官兵竟以敌人的机枪声所在地为目标，齐向枪声最密处抄袭。守军不支乃弃枪而遁。吴佩孚乃以大刀队阻遏，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命。

北伐军勇克贺胜桥后，本想乘敌军喘息未定时，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岂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并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且吴佩孚的守城部队已早有准备。北伐军一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俱发。北伐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瞰射之下，伤亡极大，两次攻城均告失利。

在北伐军在到达武昌之前，官兵士气极旺，大有“武昌指日可下”之势。而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尚未立功，让他内心急躁起来。于是他调第一军刘峙第二师赶赴前线，要求该师攻城时带头冲锋，让各军跟着冲上去。他自恃有东征时强攻惠州城的经验，没有把武昌城放在眼里，只想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显示一下实力。

唐生智与蒋介石之间已有不快发生，他随即表示，刘峙师只是学生军，没有战斗力，应该远离前线。蒋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转而训斥第二师师长刘峙说：“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积尸累城，亦所不恤！”

蒋介石到达前线后，于9月4日的军事会议上，没有分析和研究敌情，就武断地下令：“武昌限于48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听命。蒋这是想用正式的场合强调自己的领袖地位，不容许任何以下犯上的挑衅。

岂料在接下来的第三次攻城战中，忽然军中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发奋勇争先，死伤动辄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最后才知道是该师误报军情。这令蒋介石羞愤得无地自容，他在日记里自表：“有生以来，愧悔愁闷，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

另一方面，唐生智第八军的两个师迂回逼近汉阳，兵不血刃，就迫得守敌反戈，一举拿下汉阳和汉口，使得武汉战场反败为胜。这一来，唐益发桀骜不驯，干脆给蒋写了封信，说这里的战事大局已定，本前敌总指挥领本部兵马完全可以对武昌城实行长期围困，直至守敌投降，蒋总司令大可放心率领其他精锐之师开辟新的战场，云云。

蒋介石看过信后，知道唐某人希望他离开此地，虽然愤怒于心，但也深感无奈。他在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也就是说，他要亲自到江西战场上，证明给唐生智和其他将领看看。

不过，蒋介石将指挥重心转入江西，在大局上完全正确，遵循了北伐军原订的战略计划。唐生智的排挤只不过刚好歪打正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