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史

从繁杂的文献中抽丝剥茧,将历史的脉络梳理井然,并用心理学原理透析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再现风云诡谲且又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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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云录(节选4) 中山舰之变(下)

(2023-02-15 14:42:32) 下一个

节选四    中山舰之变(下)

 

上期说到,汪精卫夫妇在寓所突遇兵变,一时束手无策。忽听警卫来报,说谭延闿、朱培德二人求见。汪精卫眼睛一亮,因为这两位分别是第二军和第三军的军长,是他所企盼的实力人物。但是跟他们说什么呢?陈璧君建议:不知对方站在哪一边,你不妨装病,听听对方怎么讲。

谭、朱二位受蒋介石之托,转呈一封蒋给汪的亲笔信。信中说:共产党图谋暴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云云。

躺在床上的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仍很激动,要和谭、朱同去。陈璧君担心汪遭暗算,焦急地提醒:“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汪马上改口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掉的!”

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对突发而来的兵变也无法理解,纷纷出面,了解和调解危机。当天上午,除了谭延闿、朱培德之外,何香凝也去见蒋介石。何质问蒋:“你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这番义正言辞把蒋介石镇住了,尤其是“投降帝国主义”这顶帽子,让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蒋在辩解时,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到了下午,通过跟李之龙、邓演达、宝璧舰舰长、海军局值班科长等多人的初步对证,蒋介石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捕风捉影”——根本没有预谋绑架自己这码事!傍晚时分,蒋介石解除了对苏联代表团和顾问团的包围,也释放了多数被扣留的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坏到极点,如同将要被判死刑一般。

苏联代表团当然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这个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来头不小,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命令副团长拉兹贡找蒋介石交涉。当拉兹贡见到蒋介石时,发现蒋全无昔日的威仪,表情非常沮丧。

拉兹贡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对待代表团,蒋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他还辩解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拉兹贡说:“这信肯定是伪造的。李之龙决不会写这样的信。”

中共在广州的党员们更加愤慨。当晚,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头,大家分析后认为: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6个军中,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他们试图得到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支持,但季山嘉早已从跟蒋介石对立的立场上后退了,推说合作不能破裂。

这边蒋介石心绪烦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他已没有与汪精卫彻底闹翻的勇气了,只能走一步是一步。当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义去见汪精卫。汪以病为由,不肯交谈。第二天上午,蒋打算以书面的形式向汪汇报和解释,可当他下笔之时,才发现怎么写都不好:如果和盘端出实情,自己的形象就显得非常不堪;如果编造一些情节,又不符合修身养性的自我要求。最后只好罢笔。

3月21日晚上,蒋介石没有按照前一天的许诺前去布勃诺夫的住处会谈,说因事务太多,来不了。此时,布勃诺夫又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继续进行他已经发动的事件。这使布勃诺夫感到情况严重,他立即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市内的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而省内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要留住蒋介石。为此,他们决定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不受蒋介石欢迎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

很多非左派的国民党人士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朱培德、谭延闿等军长访问了季山嘉,表示蒋介石此举为反革命行为,提议严厉惩罚。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如孙科设宴招待了苏联顾问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首次访问苏联顾问们的居住地,并设午宴招待第五军中的苏联顾问。

可以说,此刻只要布勃诺夫点个头,蒋介石的命运将从此改写。但是,布勃诺夫并没有这份信心,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保证自己不成为阶下囚,布勃诺夫和代表团做出了妥协,中共方面的强硬主张被否定了。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而主席汪精卫却称病不起,因此会议就在汪的寓所举行。汪精卫躺在床上,大家围床而坐。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伍朝枢、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会议的有李济深、张太雷、卜世畸,另外苏联顾问萨洛威亚夫代表顾问团列席。

汪精卫在会上提出,军事当局没有奉党的政治领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而蒋介石在事前未征求他的意见,擅自行动,他表示大为不满。蒋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开口。有的人认为他还在倔强,也有的人认为是他愧怍使然。

由于苏联方面的妥协,汪精卫本指望打击蒋介石的愿望落空,失望至极,于是要求休假疗病。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会议做出如下决议:第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第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第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与此同时,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苏联代表团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他们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提出的解聘苏联顾问和制裁李之龙的办法,均表赞成。

蒋介石如释重负,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过一劫,而且发现:除汪精卫尚有与自己争斗的政治意图,其他中央大员形同墙头草,随风而倒,实不足惧也。

为了让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尽快消除,蒋介石在3月25日对军委会呈上一文,说是:18日中山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前,伪称奉校长命令来守候;19日该舰又于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扰乱政府,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严讯,派军队于广州附近戒严。由于事起仓猝,来不及报告,不得已而临机处理,专擅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而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随即,汪精卫消失了,不知行踪。

蒋介石得志之际,更增强了自己对汪精卫的判断。他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蒋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权谋之术,38岁才初试锋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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