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维度中的江户时代（1）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社会变革异常猛烈。日本千百年来都是中华文化的忠实追随者，但在明治年间，日本开始在包括政制、科技、军事和医学等领域全方位学习西方，结合东方道德和西方技艺，富国强兵，成效显著。虽然军国主义在明治时期开始盛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让日本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显示明治维新成效最清晰的标度恰恰是军事。维新不过七年，1875年日本就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清朝，次年签订《马关条约》，迫使清朝割让台湾，另外也完成了对琉球的实际控制。1904年，日本在中国辽东击败俄国，成为远东第一霸主。

明治年间日本社会爆发出的惊人能量不是没有来由、凭空产生的，江户时代（1603-1867）的和平发展在经济上、思想上和政治上为明治维新积蓄了能量、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要了解明治维新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必须首先了解江户历史，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割裂历史往往会造成扭曲。

人类文明在1970年代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信息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此之前，信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却往往被忽视。不光在信息时代，在任何时代，信息在社会发展中都起关键作用。研究江户历史，如果仅关注经济基础、历史人物或民俗文化，而忽视知识和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就难以获得全面的了解。

 

江户时代的社会结构

江户时代日本的封建制度大体类于中国周制，德川幕府依靠其强大武力钳制两三百名大小藩主。第一、二代幕府将军德川　家康、秀忠建立了《武家诸法度》，规范幕臣和大名的行为。第三代将军家光（1623-51年在位）建立了参觐交代制度，确保藩主忠诚驯服；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僚制度，将军本人得以从幕府日常事务中解脱；1649年幕藩体制得以完成。

德川幕府将军前后十五代，有作为者不过三分之一。幕府实际权力常由幕阁掌握，尤其是其中的老中首座、胜手挂老中；大老不常设、设大老时以大老为阁揆。老中一般由实力中等的谱代大名充任，外样大名尤其是实力强大的外样大名是没有机会的。第八代将军吉宗之后，将军虽名为首脑，在历史上留下的印痕却远不及像田沼　意次、松平　定信、水野　忠邦、阿部　正弘、堀田　正睦这样的老中首座。像松平定信确立的坚持锁国、避免冲突和巩固海防的对外方针，在明治维新前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调和框架。幕府内部有两大实权部门，一是胜手挂老中主管的勘定方，负责财政，兼及国防和外交；二是观察方，负责监督幕臣和大名并搜集情报，对国防和外交也有发言权。

与此同时，天皇大权旁落，但并未废除，作为天神之后，为一国精神的象征，居京都。天皇的给养相当于最小的大名，行动受到幕府的严格限制。家康和秀忠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以规范幕府（武家）与天皇、公家的关系。

在西周制度中，人分士、农、工、商四等；士属于统治阶层，战时为武士，平时为官吏。江户时代有着类似的等级制度，也叫士、农、工、商。士虽说是统治者，但从幕府将军、大名到普通武士，地位悬殊、待遇迥异。农、工、商是被统治者。其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武士阶层及其从属的地位以石高多寡确定，薪俸以粮食支付、而不是钱币。工、商居城市、为町人，也有在乡町人，各自承担其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

商人负责物资、钱币的流通、交易，其地位低下、而作用巨大。士的薪俸虽为粮食，日常用度却需钱币，其中矛盾影响到江户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国性的粮食交易中心在大阪，是人类最早的期货市场。有的商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虽无俸禄，却富可敌国。相形之下，有些大名经营不善，财政困难，负债累累。地产有限，而税赋无极，许多农民靠借债度日，丧失土地之后涌向城市，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所以钱币作为流通手段，虽然解决了粮物不便流通的问题，却常导致上自大名、下至农夫陷入债务深渊、经济困窘。

士、农、工、商之外，还有秽多、非人，他们虽属劣等人，但社会必需。等级之外的边缘人物，包括浪人以及教师、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浪人失去了武士资格，但较少受到官场秩序的制约，是社会上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江户时代的仁人志士，不少本人是浪人、或是浪人之子，如山鹿　素行、贝原　益轩、吉田　松荫。

江户时代是大和平的时代。德川幕府早年强势的震撼威慑、“大义名分”的不断灌输，令各路英豪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平民暴动时有发生，但国家大体保持着持久的和平。而海洋赋予岛国一道天然屏障，使其免遭外来侵略。

德川幕府初期跟西方有接触，西方传教士在日本传教，信徒里除了民众、也有大名，达数十万人之多。日本受中国影响，讲究华夷之辨，有的日本人如山鹿素行以本国为中华，以基督教为邪教。幕府又受企图独霸对日贸易的荷兰人挑拨，在1614-15年间发布禁教令，驱逐外国传教士，要求国民到佛庙登记、以全面搜查基督徒。以前船只只要有朱印状就可以出国，1631年开始还须老中批准。在1633-39年间幕府发布一系列锁国禁令。1633年下令，未经特许日本船只严禁出国，返国者予以处死，全面搜查、迫害基督徒，外贸由幕府授权的五家商会专营，异国船只许到长崎。1635年更全面禁止出国、没有例外，违者一律处死；驱逐、甚至处死外国传教士。

锁国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只限于在长崎跟中国、荷兰交易。荷兰人独霸西方对日贸易之后，境遇不但未获改善，相反在1641年，幕府将原居平户的荷兰人迁至长崎出岛，活动范围大为缩小。中国商人原本可以在日本自由贸易，1635年以后就只能到长崎。1689年长崎唐人屋敷建立，头一年就住了4888位中国人。曾经繁荣一时的中日贸易，到康熙末年开始衰落，交易额锐减。

 

信息和社会

区域经济学家AnnaLee Saxenian在其名著《区域优势：硅谷和128号路经济带的文化和竞争》中深入比较了美国加州硅谷和麻省128号路经济带两个在诸多方面类似的区域。两地虽然分居美国东西海岸，但都临近一流大学。在1970年代，两地都成为信息时代的骄子。到了1980年代，则各自面临挑战，硅谷半导体存储方面的业务被日本夺走，而128经济带眼看着他们的小型机被工作站和个人计算机取代。但是最终，硅谷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代名词，而128却一蹶不振、被逐出竞技场。

二战后，两地形成了各自的产业体系。硅谷的产业体系基于其区域网络，凭借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开放的、鼓励尝试和企业家精神的劳务市场，在技术相关领域不同专业厂商间取长补短、灵活调整。公司内部管理结构趋于扁平化，在信息流通方面鼓励平级的横向沟通和上下级之间非正式的纵向交流。而128的产业体系则由少数相互独立的综合性公司主导，这些公司专注于内化，强调员工忠诚度和保守技术秘密。公司内部等级分明，中央集权，信息流通以纵向为主。

两种产业体系最大的差异在于公司内外信息流通的自由度。在硅谷，公司内部结构趋于扁平，鼓励不分层级的信息交流；不同公司员工之间有着共通的社交网络，可以进行相对开放的信息交流。而在128经济带，公司内部讲究等级，信息交流受到限制；不同公司之间相互保密，壁垒分明。

区域经济有三个维度：地方机构和文化、产业结构和公司组织。地方机构包括大学、商会、专业学会、当地政府等等。产业结构指社会横向分工、纵向集成度以及客户、供货商和竞争者相互间关联的程度和性质。公司组织关乎内部横向和纵向协调的程度、集中与分权以及责任和专业任务的分配。

区域经济学中区域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国家，比如说1980年代前后的美国和日本。日本经过1960和1970年代重工业和1980年代半导体产业的高速发展，在1980年代曾经一度构成对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强劲竞争。但进入199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时代以后，美国再次确立其竞争优势，日本经济则开始出现持续萎靡。虽然宏观经济涉及其它诸多方面，但两国信息自由度的差异尤为明显。两国之间，日本对技术的重视不亚于美国，但日本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相互独立的公司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公司和大学之间联系有限，没有出现像美国硅谷那样依托当地大学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另外从公司组织的角度，日本公司内部等级森严，虽然协作程度不低，但是上下级之间缺乏无拘束的信息沟通；这样的环境尤其不利于高新技术的成长，因为高新技术往往掌握在没有资历的年轻人手中。

信息自由度在区域经济学中的作用，未尝不可以推广到社会发展历史研究中。考察信息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可以给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江户思潮

一个社会当中，流行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一种信息。

江户时代的日本对中华文化仍是亦步亦趋。幕府认定朱子学为儒家正统，将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强调君臣之义的大义名分有助于维护幕府的统治和既定社会秩序。1632年，林　罗山在上野建先圣殿，开设私塾，传授儒学。1690年，将军纲吉将其迁至汤岛，改称大成殿，始设大学头，由林家世袭。1797年，汤岛圣堂成为幕府官学，称昌平坂学问所，相当于太学、中央党校。朱子学是幕藩官学教学内容的核心。

明朝王阳明（1472–1529）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中江　藤树（1608-48）是日本阳明学的宗师。其门人熊泽　蕃山（1619-91）因批评幕政而引起幕府警觉。实践阳明学知行合一原则最突出的是大塩　平八郎（1793－1837），他在天保荒灾期间，在大阪发动饥民暴动，献身革命。

比较能代表日本儒学发展水平的是古学。跟朱子学、阳明学从中国引进不同，古学是日本自行发展的。古学宗师山鹿素行（1622-85）本为浪人之子，治学由朱子学经道家、佛学最终归于古学和神道的结合。自称“以周公、孔子为师，而不以汉、唐、宋、明诸儒为师。”开创山鹿流兵法。提出武士道，认为武士不事稼穑而获食、不事制造而获用、不事贸易而获利，其价值在于忠其君、信其友、敬其事。认为以智、勇和仁衡量，日本而不是中国才配得上是中华正宗、中央之国。山鹿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82）年代相近，而学问相通。山鹿开创的古学跟顾炎武开创的朴学、干嘉学派，都主张回到儒家元典，否定朱子学、阳明学等新儒学；注重考据训诂，力求确切理解元典。朱舜水（1600-82），浙江余姚人，亡明遗老，东渡以终。受水户大名德川光圀敬重，对水户学和古学的建立有促进，与山鹿有交。

荻生　徂徕（1666－1728），元禄、享保年间古学者，第五代将军纲吉侧用人柳泽　吉保讲师、顾问。其处置四十七浪人方案为幕府采纳。纲吉死后，柳泽失势，徂徕开蘐园塾，从学者众，成蘐园学派。后获第八代将军吉宗重视。保持跟黄檗宗联系，领导明代典章制度研究；日本黄檗宗为东渡闽人、万福寺住持隐元　隆琦（1592-1673）所创。苦学汉语古今文，对汉学推崇备至，自称“东夷”。形式上，批评“汉文”朱子学著作语言上的不伦不类。内容上，认为理由圣人创立，并非天理，且宜因时而变。礼乐宜合时而变。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不亚于一位圣人，后人应该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创新。研究古学可以指导政治的重建。视情欲为正常。认为中国沦满人之手，而日本不像中国改朝换代，更好体现了儒家传统。终其一生，未成为士。而幕府也没有重建礼乐作为执政基础。徂徕门生太宰　春台（1680-1747）认为，中国弃封建而集权，真正坚守孔孟之道是日本。

 

荷兰（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1581-1795），从西班牙独立出来之后，发展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包括台湾南部沿海地带。这段时期在荷兰被称作“黄金年代”。直到十七世纪后期，荷兰在海上不敌英国，在陆地败于法国，才衰落下来。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便源自荷兰对日贸易。

贝原　益轩（1630-1714），福冈藩士、朱子学者、本草学者。1649-56以浪人身份在长崎习兰学。学术上提倡怀疑精神。着有《大和本草》和《慎思录》。

杉田　玄白（1733-1817），兰学者。1771年跟前野良泽、中川淳庵等兰方医一道，开展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场人体解剖科学实验。1774年译《解体新书》。主张真正的知识来自实验观察，尊华鄙夷传统不可取；华夏文明已经衰退，中国被鞑虏统治。杉田门人过百，日本兰学大进。西医进入日本后、明治维新以前，和汉方医互补、互不排斥。

大槻　玄泽（1757-1827），兰学者。从杉田玄白习西医。1788年作《兰学阶梯》。1807年与志村　弘强合着《环海异闻》，记录仙台藩船员津太夫船难后漂流到俄国的见闻。

志筑　忠雄（1760-1806），兰学者。曾为长崎荷兰商馆翻译。1801年翻译德国探险家Engelbert Kämpfer的一篇文章，将译文标题定为《锁国论》，首创“锁国”一词。Kämpfer原文和志筑按语对日本锁国政策的评价都是正面的。《锁国论》手稿流传广泛，但到1850年代才发表。1850年，以《异人恐怖传》为题印成小册子后，当局强令毁版。

山村　才助（1770-1807）1802年作《订正增译采览异言》，汇集当时世界地理兰学资料。手稿呈至将军家齐，抄件公开流传。

江户幕府锁国虽严，但从未中断从东西方文明先进国家汲取精神营养。1853年的黑船来航，只是由美国这样的后起之秀逐渐取代已经没落的中国和荷兰。整个江户时代，日本都没有断绝跟世界先进国家的接触。

 

刨根问底研究儒学产生了古学，追根溯源整理日本国故形成了国学。真言宗僧人契冲（1640-1701）是较早的国学者。其受水户藩主家圀之托，为日本古诗汇编《万叶集》作注，着《万叶代匠记》。重视考据，着有《和字正滥钞》。

江户中期以后出现了四大国学者，荷田　春满、贺茂　真渊、本居　宣长和平田　笃胤。荷田春满（1669-1736），神官。研究《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尤力。为复古国学先驱，反对用儒学、佛学去诠释日本的古典，主张用古语、古文阐明日本固有的精神。

贺茂真渊（1697-1769），神官之子，荷田门生。1738年在江户开设学堂，从学者众，不乏名门之后。1765年作《国意考》，攻击汉学，指世人景仰的中国历史充斥着对叛乱的掩饰和欺骗性的捏造，中国的改朝换代完全无法跟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相比拟。他将汉学理性和日本的绝志和信仰对比，认为人的理解和解释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应该相信和接受，信仰比理性更有威力，“神的行为美妙无边。”

本居宣长（1730-1801）对《古事记》神话的历史真实性深信不疑，倾三十年心力，于1798年完成《古事记传》，记述诸神起源、创世神话和太阳女神将日本列岛托付给后人掌管的故事，集国学大成。本居宣称国学接受人的本真，而不像佛教和儒家那样试图改造人；道德说教最终只是虚妄徒劳。文学传递同情的认知，武士道的坚韧和汉学的理性导致矫情失真。女性是较好的真情的判官，诗歌是阴性的。如果诗歌是日本民族表达的菁华，那么日本精神总体上，特别是有关天皇的部分，也是阴性的。有弟子五百。

平田笃胤（1776-1843）将国学和神道紧密地结合起来，赋予国学宗教性和政治性，使其得以传遍全国、深入民间。天皇身上神的后代的光环关乎国政；天皇伺奉神，神助其治国。宣称日本列岛是由优质材料组成，而别的国家不过是由日本淘汰的劣质材料组成。但平田不排斥别的文化传统中的有用成份，包括汉学和兰学，只要对日本有利。外国有用的东西也是由日本的神创造的，终究属于日本。平田以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作为太阳神伟大的证据；而诺亚方舟故事中的洪水并未在日本发生，足以证明日本地势比其它国家高。所有研究外国学问的日本人都要牢记，日本国学优于外国学问。反华，蔑视长崎的荷兰人。

幕末国学者会泽　正志斋（1781-1863）是水户学代表人物。1825年作《新论》，提出“尊王攘夷”，主张凝聚民心，改革自强，巩固国防；排斥基督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警觉来自列强的威胁。其中称日本为中华，是日出的神圣国度、世界的主宰。天皇为太阳神后人。1857年《新论》发表，反响热烈。

日本国学得之于在汉学和兰学之外，专注本土资源，包括古代神话、历史和文学，建立国家身份，塑造民族精神；失之于自大偏狭，助长天皇崇拜。在幕末，国学成为尊王攘夷运动的主要思想基础。

 

日本社会有相当包容性。儒学、兰学和国学相互之间，并不一味排斥，经常是相辅相成。像贝原益轩是朱子学者，但习兰学有成。古贺　侗庵（1788-1847）本人为朱子学者，却与兰学者交好。1838-39年作《海防臆测》，主张开国，开展外贸，建立海军，对外扩张。古贺认为清朝中央之国的心态，令其对西方的强大失察，对西方的威胁缺乏防备。日本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西方的入侵将难以避免。他意识到日本在军事上的劣势，强调在领土扩张方面应加克制。他的开国论摒弃传统的华夷之辨，转而从国家利益和军事实力着眼考虑国际关系。古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这番见地，洞察力和预见性过人。

佐久间　象山（1811-1864）崇拜心学家陆九渊，故自号“象山”；其后转向兰学，主张“和魂洋才”。1839年，在江户开象山书院，门下有胜　海舟、坂本　龙马和吉田　松阴等人。1842年冬，向幕府上书《海防八策》。1853年，上书《论时务十策》。象山得魏源《海国图志》，惺惺相惜；《海国图志》的写作时间比《海防八策》只早四个月。1854年，受吉田松阴企图出航美国牵连，象山系狱。1862年，出狱，应召谒见将军家茂，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

古贺之前，已有学者主张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本多　利明（1744-1821）博览汉译西书，精研数学、地理，思想上受荻生徂徕和熊泽蕃山影响。1798年作《经世秘策》，主张开放贸易，殖民虾夷；又作《西域物语》，主张效仿英伦，实行“开拓制度”，积极扩张。佐藤　信渊（1769-1850）主张废藩、平等、兴学、尊王。1823年作《宇内混同秘策》，主张海外扩张，称霸世界；计划入侵满洲里进而吞并中国。首倡大东亚概念，在1930年代大行其道。

林　子平（1738-93），兵学者，仙台藩士。1791年作《海国兵谈》，1792年作《三国通览图说》。1792年，松平定信幕府以妄议国防，将《海国兵谈》毁版，软禁子平。高岛　秋帆（1798-1866），兵学者，曾任长崎町年寄，与长崎荷兰夷目交好。1841年6月在江户城外演示荷兰炮术。回长崎后即被收监，直到黑船来航才释放。

水户藩属德川御三家之一，从光圀到齐昭一直有支持学术的传统，形成了水户学，在幕末影响重大。代表人物除了会泽正志斋，还有藤田　东湖（1806-55）。1844年藤田受齐昭牵连遭软禁，作《常陆带》替齐昭辩护，记叙他的政绩政见，同时宣扬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在书中列举了三种对外政策：攘夷、消极开国和积极开国。消极开国，意指同意列强要求，开放港口同列强交易，直到海防巩固、军力足以攘夷。积极开国，意指主动开放港口、并且出海越洋贸易，同时建立海军、主动出击。藤田和齐昭主张坚决攘夷，他们直斥基督教可恶、西夷野蛮，认为日本应该备好船炮、动用武力，坚决将他们阻挡在国门之外。黑船来航之后，藤田颇受齐昭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