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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民国名媛郑念的“硬骨头”与她的家世
作者：伏灵
郑念，原名姚念媛，以其出版的著作《上海生死劫》而闻名于世。她的书最早是1987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本名为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自传作品，一经发行即洛阳纸贵，成为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最著名畅销书之一，中国人所写自传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与销量，在英文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这种文革迫害的故事在中国虽然不是很稀奇，但是郑念的故事是非常不同的。她用自己迷人的文笔，将一位遭受如此残酷迫害的女性的非常故事写得异常生动：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她一直保持人格尊严，绝不承认自己有罪，与疯狂的政治机器斗智斗勇，并且最后能够走出监狱。同时非常难得的是，曾经是“上海英文讲得最好的中国人”的郑念，用自己娴熟的英文与良好的文学素养，在1980年离开中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书，成为轰动出版界的畅销作品。
这本书最初的中文译者之一程乃珊称《上海生死劫》是最早的“伤痕文学”作品，这个名词也许不大适当，因为疯狂的独裁政治与残酷的极权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可不是什么淡淡的“伤痕”，而是深入骨髓令人无法摆脱的创痛。但无疑郑念的书是那个年代对文革历史最有反思深度的著作之一。作为一个女性，在凶恶的政治环境中，她为什么还能保持这种坚韧与毅力呢？从1949年开始，历次的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一断发生的针对不同人群的政治猎巫，文革则将原来被中共利用的统战人士全部打成了敌人。在反复的强迫认罪、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之后，为什么郑念还能保持斗志，为什么残酷的政治机器没有完全摧垮她这样一个女人？用中国话来讲，郑念在那个年代就表现出来常人不具备的“硬骨头”精神。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不是唯一，但确实是非常少见的故事。这种顽强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从她的历史及家世去追溯了。
郑念今天常被人称为“名媛”，其实这个词汇也会让读者对她产生误解。因为她属于那个年代的非典型“名媛”。普通所谓“名媛”，除了家世都很不一般，大概是人长得漂亮，受过较好的教育，才艺突出，言谈举止都非常得体，尤其是都市社交圈的宠儿。上面这些特质郑念都具备，但她却不仅如此，准确地说，她是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位杰出人才。她还在南开女子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名闻华北，她读书非常用功，功课几乎全优，英文与国文尤其是她的擅长。她曾经是校报主要编辑，同时还在杂志担任兼职记者。那时她发表的小说，就被老师们认为才华不亚于丁玲。民国时代上海、天津的女子名校都特别注重体育，郑念也表现出其优秀的体育天赋，她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在许多比赛中都夺得冠军，可以称为是人气非常高的体育明星。她升读燕京大学之后，也成为校园之星，不但在运动场代表燕京出战，也是许多学校社团的活跃成员。
不仅如此，之所以说郑念是非典型“名媛”，是因为她有非凡的精神气质与道德修养。郑念在中学时期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公益精神与爱国主义。在南开女中时期，郑念就经常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救济穷困，帮助同学。1932年中国军队在华北浴血抵抗日本侵略，她曾组织学生到前线战壕去慰问战士。她有很好的演讲才能，经常为公众演说，鼓励大家爱国。到了抗战时期，她在英国通过自己的演讲为中国抗日战争募捐，还在英国的报刊发表文章激励英国妇女来帮助中国的抗战，这绝非一般中国的“名媛”可以做出的行动。
郑念这些过人的才华与精神气质当然也与家庭有关。她的祖父姚晋圻本来就是清末关心国家命运的著名贤达。姚晋圻是湖北罗田人，进士出身，曾官居刑部主事，因为治学严谨，经史通达，品行端正，不但名闻学界，后来也极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器重。姚晋圻对新学也非常热衷，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参加者，又在湖北创办报纸，启迪民智。他曾经主持两湖书院、黄州经古书院，培养学生无数。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湖北教育司长，办理教育善后，兴建学校。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认为国弱先要强军，因此鼓励自己长子也就是郑念父亲姚秋武到日本学习海军。姚秋武后来考入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成绩优秀，返国后成为海军重要将领，对近代中国海军建设颇有贡献。郑念在书中对她的家世写得很少，包括父亲、祖父都极少着墨。但显然她的精神气质与祖父、父亲是一致的。郑念母亲一心向佛，是虔诚的佛教徒，这一点她在书中也曾经写到，从小母亲的善良与乐于助人的精神就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在教会大学读书的郑念亦受基督教影响。她囚禁中最艰难的时候，帮助她的既有唐诗，亦有上帝，她用默默的祈祷来帮助自己度过非人的日子，信仰给了她更多坚强的动力。
郑念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位声气相通的男朋友郑康祺，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学业优秀，运动才能也是了得，是有名的网球高手，曾拿过不少比赛的冠军，他也有强烈的报效祖国的理想，毕业后考取了英国公费留美资格，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郑念也追随而来，在伦敦政经学院念硕士。两人在英国结婚。郑康祺毕业后直接进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奉派到澳州创办外交使馆，1948年返回中国在上海担任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一年后国民党失败，郑康祺并没有随之迁移，反之留下来协助共产党处理对外沟通，后来又奉命担任壳牌公司总经理，为新政权海外采购石油等能源贡献许多力量，1957年劳累过度不幸逝世，由他的妻子继续这个工作。文革爆发，他们这种奉献完全被否认，郑念与她女儿成为文革路线斗争政治猎巫牺牲品。但郑念也正是凭借着其超凡的精神力量，在上海熬过了生死劫难，最后来到美国，将她的一生故事贡献给了全世界的读者，帮助世人更好地理解中共，理解中国。
1949年前郑念的经历与其家世背景，可以作为解释1949年郑念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大陆的一个思想背景。当时郑念丈夫与她自己都认为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可能是与蒋介石领导下的“旧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充满理想主义与美好前景，这一点她在自己的书中也反复强调。她自己的祖父与父亲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这个病弱的国家强大起来，她的想法当然也是继承先人之志。当然，后来冰冷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她，饱尝共产主义铁拳之后的郑念一直在后悔1949年后的决择，尤其是她后悔不应该将自己独女带回中国，让自己充满热情活泼聪明的孩子被迫害至死。但即使如此，爱国主义，仍是郑念的精神底色之一，尽管她在努力将国家是与中共分开，用自己的稿费成立基金会支持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她仍在关心中国的时事政治，甚至到香港遥望祖国，祝福国家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但是，从郑念2009年在美国逝世到现在，时间又过去了13年，这个命运多舛的共产国家，前途仍然一切未卜，不知道已去天国的郑念现在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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