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妮父亲赵承信教授的家世及其悲惨结局

趙承信教授的家世及其悲愴結局

作者：伏靈

講起中國社會學的開創者，普通人比較熟悉的是費孝通，費後來由學入政，曾經當到人大副委員長，算是副國級領導人，因此，其大名老幼皆知。但講起與其同時代的社會學家趙承信，除了專業圈少數人，就幾乎沒人知道這個名字。不过如果歷史倒回去七八十年，趙在國內外社會學界的名聲並不亞於費孝通。趙承信1930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社會系，後來赴美深造，先後就讀於芝加哥大學與密西根大學，1933年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回母校任教，擔任燕京大學社會系主任、法學院院長。他不但是中國社會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當時中國社會學重要雜誌英文版《社會學界》的創辦者，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都是中國社會學界的代表性學者，亦是中國社會學学科建設的重要推手。

 趙承信，廣東新會縣慈溪乡人。慈溪趙氏據說源於宋代末年逃亡到廣東的皇室，經幾百年的發展，趙姓皇族在广东開枝散葉，人口至少逾萬，其中慈溪便有數千居民，是一個以趙姓為主的大村。當地村民有出洋謀生的傳統，所以一半人口在海外。赵承信父亲趙建渠，在1870年前後就去美國打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西醫，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願意獻身於服務蒼生。民國初年他回到家鄉，以牧師身份在當地傳道，並募集捐款建成了教堂，這個教會屬於浸信會系統，他与当时粤港的浸信会都有一定聯繫。趙建渠生有三女一男，唯一兒子就是趙承信，另有幼女趙玉葉亦是燕京大學畢業，一直以教育為本志。

美國浸信會在廣州辦有培英中學，這是當時廣州質量最好的中學，其畢業生有許多都是被保送至當時國內的一流學府，最多的就是燕京大學，其他包括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嶺南大學、之江大學。趙承信與其三妹趙玉葉均於1926年畢業於廣州培英中學，然後一起被保送到燕京大學讀書。趙承信進了社會學系，趙玉葉進了教育系。他們均以極優異成績畢業。趙承信读书勤奋，极有研究天分（从其当时照片来看，他有典型的忧国忧民的学者气质），是燕京大學社會學會研究部部長，在校時就在刊物上發表了許多論文。他還專門對家鄉土地分配狀況進行了仔細的調研，並寫出報告發表。根據他的論文，我們可以知道慈溪有七千多畝土地，大部分是私人佔有，土地分配情形不是很理想。因此如何調節貧富，也是其父趙建渠所關心之事。

趙建渠是慈溪當地公益慈善事業的主要倡導者。他為幫助村民，在村中建有福音書室一幢，利用這個房子，他不但為村民施藥看病，還幫村民接生，村中新生儿均由他一手接生。這個房子也是趙建渠的佈道所，他努力傳播基督福音，將信仰之花植於村民心中。為了提高慈溪的教育水準，由他發起，向村內居民及海外村民募集到巨額捐款，建造了一所本厚學校。趙氏祠堂叫本厚堂，因此，這所學校也稱趙氏宗親學校。為保證建造工程質量，趙建渠親自到廣州聘請高水準的建築公司，來到慈溪营建，他全程监督工程质量与进度。這所學校建築是完全現代式，高達三層，宏大堅固，在當時的中國鄉村非常罕見。由於質量優良，這個房子不但是學校，亦是一個防禦碉堡，遇有土匪襲擊，村民可以躲進建築內進行抵抗。本厚學校建成後，趙建渠曾擔任第一任榮譽校長，在他的努力下，學校后来也成功募集了豐沛基金。趙建渠逝世多年後，這個基金還在代代相承地運作，一九八O年代仍不斷向學校提供捐助，極為難得。

生於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無論是趙承信，還是趙玉葉，都以服務民眾為工作第一宗旨。趙承信回國後，在燕京大學大力提倡城市與鄉村社區調研，在北京市郊建了幾處社會學、人類學及社會工作的調研實習基地，不但支持大學生走入社區，村落，實地瞭解民眾生活疾苦，並且運用當時國際社會學界全新的調研方法與研究理論，在調查實踐的基礎上指導學生寫出一篇篇高質量的論文。他在美國的導師派克其實就是都市社區研究的先驅，趙承信積極向中國學術界介紹派克的學術理論，希望中國的社會學能夠在向國際學術界學習的同時，走出自己的道路，以學術振興國家。趙玉葉自燕京畢業後，也一直奮鬥在中學教育的第一線，她曾先後在廣州協和、真光等教會學校擔任副校長，並且親自授課，改革教學方案，其敬業精神與教育水準均獲得廣泛贊譽。

但是近代中國多災多難，不是社會學家潛心研究著述的好時代。雖然燕京大學基金豐裕，師資雄厚，教授們生活也非常優渥（趙承信住的燕東園三十八號就是一幢二層小洋樓）。但是趙承信正準備發揮學術專長在華北全力推動社會學科發展的時，此時華北其實已經籠罩在戰爭陰雲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急劇惡化，日本關東軍步步緊逼，想將整個華北變成其勢力範圍，不容南京政府染指。1937年戰爭全面爆發，燕京大學也受到嚴重衝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因為屬於英美財產而被封閉，學校高層人員被日本憲兵司令部抓捕，趙承信亦被關進監獄，飽受折磨。半年後雖然被釋放回家，但由於學校依舊停閉，收入無來源，生活困難。1945年抗戰結束，趙承信負責燕京大學法學院復建。

由於家庭背景，以及受父輩熱心服務民眾的情懷所激勵，趙承信對基層民眾的苦難不但特別瞭解，而且亦想通過自己的研究來改良社會。中共一直宣傳自己是關心工農疾苦的共產主義政黨，至少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其幹部中還不乏有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信徒，當時華北教育界中共地下黨極為活躍，這些人在大學里往往以學生或教師身份活動，作風看上去很正派且富有激情，對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很有吸引力。燕京大學中共地下黨就曾組織讀書會，或郊遊會等，以多種形式積極活動，作為法學院院長的趙承信自然是其重要統戰目標。1935年趙承信與同校研究生林培志結婚。林當時亦傾向社會主義，其導師董魯安後來奔赴中共根據地，成為華北教育學院院長。在這種情況下，趙承信對中共頗有好感。林培志在遺稿中指其先生一直「嚮往延安」，並收聽延安廣播，跟中共地下黨線人有一定聯繫。國共內戰爆發後，趙對參加反國民黨鬥爭的學生表示同情，曾給予保護。1948年1月，趙承信代表燕京大學赴美考察，11月，趙承信在報紙上看到中共遼瀋戰役勝利的消息，認為國民黨失敗在即，立即動身返國，積極投入燕大的「護校」鬥爭，滿懷熱情迎接中共的「解放」。大學畢業時，趙承信的同學稱其「明敏過人」，他對當時時局的判斷，正反映了這一點。

中共佔領北平之初，為了能夠維持城市社会穩定，保存教育界力量，對學有專長的大學教授曾盡量爭取，希望他們能夠留任，不要南下跟蔣介石政權跑。趙承信是中共特別重視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他被認為是燕京大學少有的「進步教授」，可以團結利用。1949年1月，中共曾在北京飯店招待統戰人士舉辦宴會，趙承信即是被邀請者之一。全國政協舉行第一次會議，趙承信應邀列席會議。1949年8月，趙承信也參加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並在北平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籌委會上傳達會議精神。9月，北平市軍委會及市政府邀請北平院校教師聯合會推選代表12人參加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趙承信的名字排在徐悲鴻、費孝通等人之前。11月，趙承信當選為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中共看起來對其政治作用一度非常重视。

事后看来，趙承信之所以受到重視，是與燕京大學的改造緊密相關。在中共改造這所北京最好的教會大學的時候，趙承信成為他們可以利用的協助者。當時教會大學對思想政治課進大學非常排斥，但中共高教部與宣傳部態度堅決，最後燕京大学也不得不妥協，將思想政治課加入課程系列之中，但希望由本校教授任教，以避免政工人員進校授課。承擔這個工作的正是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在校長陸志韋的堅持下，燕京大學校務委員會設立了政治課委員會，以趙承信為主席。這顯然是一種折衷的辦法。而趙承信也能夠在此時肩負重任，拼命補馬克思主義的課，以適應向師生宣講新政治觀念的工作。從其學生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即使在上政治大課時，其實仍在強調「與工農相結合」，鼓勵燕京學生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這與他社會學的理論訓練是一致的。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給趙承信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動蕩。首先燕京大學被拆分，不同系科按照性質分別併入北大、清華以及中央民族學院、北京政法學院、中央財經學院等學校，燕京大學校舍由北京大學接收，趙承信被迫搬出了燕園。其次，社會學這個學科基本上被取消。本來當時中國有二十多個大學有社會學系，這次調整只剩下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兩家，次年這兩家也被裁撤，於是社會學這個學科突然從中國就消失了，這對以社會學為志業的趙承信而言，打擊巨大。他被分配到了中央財政大學計統系。後來又調到中國人民大學籌辦勞動系。但一开始其政治待遇尚有保持，1954年仍然被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是被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北京市委員會的常委之一。

然而，接踵而來的反右運動，將趙承信拋進了深淵。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這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陽謀」。但當時身為民主黨派的趙承信並不瞭解内情，在大鳴大放中真的向黨提了不少意見。比如他批評人民大學發展方針搖擺不定給國家造成許多損失；又批評國家統計局在工作中不重視分析工作、不重視研究社會經濟規律。趙承信也莫名其妙捲入了人民大學的內部鬥爭中。例如，李景漢找他商量在北京做都市調查，被指責為「不執行人民大學的方針」；因為與吳景超等人討論學科規劃，也被認為是與黨作對。但他提出最致命的意見卻是與他的至愛有關——社會學。他向黨提出恢復已被停辦的社會學，認為在新的學科規劃中要增添社會學。這條意見顯然觸碰到黨對高等教育的絕對權力，於是被公開批判，要求他低頭認罪。但是趙並不認為自己意见有問題，更不認為其善意的建言是反黨，於是乎右派帽子就被戴在他的頭上。這頂千斤帽，也一下子將本來自認為政治上尚有前途的趙承信壓垮了。

趙承信被划為右派之後，教授職稱立即被取消，連降三級，住房也缩至三个小房間。這一連串的打擊，自然非常人能消化，趙承信抑鬱成疾，咳嗽不止，去醫院被診斷得了肺癌。在當時情形下，以他右派的身份，在醫院可能得不到良好治療，趙也完全被社交隔絕，親朋都無法來往，甚至連自己的孩子也被動員站在他的對立面。到最後他可能也極為絕望，藥食不進。1959年10月9日，趙承信病逝於北京腫瘤醫院，年僅51歲。是年，大飢荒開始蔓延，神州大地民不聊生，餓孚遍地。

就這樣，一位最有學術熱情的社會學家，卻因為向政府建議恢復社會學這個學科被打成右派，在迫害中死亡。但是，20年後，同一個政府又要費孝通出面主持恢復中國社會學學科，趙承信教授無疑是為社會學這個學科毫無意義地殉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