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国历史时事和国际政治评论
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者、“731”部队受难者、“慰安妇”、其他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杀害和凌虐的中国人，并不是宣扬仇恨、煽动民族主义，而是对历史的记忆、对受难者的缅怀和告慰。而这些纪念不可避免要讲述和展示日军暴行，且日本暴行有许多极为突出、格外恶劣的特别情形，引发的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当今日本法西斯继承者/右翼分子的痛恨，是正常的人类情感，不应以“反对仇恨”为由禁制和抹杀，更不应借口“反对仇恨”、“理性客观”、“支持和平”、“中日友好”来规训和责备受害者及其后人。反映日本侵华的影视剧和文化艺术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之所以在展示日本侵华/抗日战争历史过程中，引发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强烈愤恨情绪，原因当然是在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过于恶劣（如活体细菌实验、剖腹孕妇、集体强奸、火烧平民）、实在令人发指，而战后几十年又没有真诚、广泛、深刻的认罪悔罪及做出足够赔偿补偿，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仍然无处不在。
即便展示日本战争罪行而引发仇恨和激进行为，责任也在于日本方面，包括当年的侵略者、作恶者、胁从者，以及当今的继承者，而不是归咎中国人“民族主义”、“仇日”、“被洗脑”，不应该责备因日军暴行而愤慨和产生恨意的中国人。
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是人类固有的情感。纪念先人、抒发情感、勿忘国仇家恨，也是人之常情、世间常理。不去指责日本的奸淫杀戮、这些暴行导致的家破人亡悲剧，却反过来不要受害的中国人表达正常情感反应，不分青红皂白扣上“仇恨”的帽子，本身就是荒诞、无耻、违反人性的，是又一次的屠杀、精神上的屠杀。而有些人打着“反对仇恨”的口号阻止纪念抗战和展示日本战争罪行，也是一种狡猾的、规训受害者的手段，是日本右翼及中国追随者破坏记忆历史的恶毒招数。
对于残酷的历史，如不直面和呈现，选择回避和淡化，既是对死难者的不公，也阻碍了对罪行的谴责、不利于对后人的警示。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如维系中日和平、经贸往来、避免发生暴力等，中共执政的中国政府和各界，已大大淡化和减少了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展示和批判。如731人体实验和化武使用、南京大屠杀中的强奸和虐杀、奴役“慰安妇”和劳工等重大罪行，中国很少有相关影片，且即便提及往往也颇为隐晦。只有香港人拍摄的《黑太阳731》较直白激烈的呈现过，而中国大陆拍摄往往受到各种审查和压制。
但这些淡化反而妨碍了中国人和世人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影响了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残酷性的认识、压制了受难者的诉说、阻止了正义的伸张。而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之所以引发世界广泛关心和同情，不仅在于犹太人积极纪念和追责，还在于非常直接有力的呈现纳粹的迫害罪恶，如展示犹太人被集体送进毒气室、尸体层层叠叠堆积如山、人体毛发被做成纺织品等残酷事实。真实最能打动人心，也是得到同情、伸张正义的前提。而如波黑内战、卢旺达屠杀、欧洲难民危机、非洲若干战乱和饥荒等，也都是通过影像等方式直白展示惨状，以及文字和艺术加工渲染，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同情，才促使国际干预和救援。
对于中国人民，包括青少年人，也应当直面历史、接受悲剧记忆的洗礼。观看这样的影视剧、纪录片，固然会造成一些心理痛苦，但这是必须和必要的。历史真相就是这样残酷，不能因为害怕而回避。相对于那些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死难者，如今的中国人只是观看而非亲历，如果这点心理代价都不能承受，还何谈记忆历史、缅怀同胞？当然，学校和家长可以对观看这些内容的青少年加以必要的提前说明和事后辅导。
而且日本的战争罪行，有很多极为恶劣和严重之处，更需特别纪念。如南京大屠杀，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高度工业化时代、出现现代生活大都市）以来，对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毁灭性屠杀和强奸，从事各行各业的市民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被虐杀、许多现代职业女性和女学生被强奸和轮奸、无数或传统或新式的家庭被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毁灭，建设现代中国的中国各领域精英人才被集体屠戮。许多本来是中国未来国家建设骨干的人，惨死于虐杀中。
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巨匠吴健雄女士，就在1929-1936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读书，1936年8月赴美留学，侥幸躲过屠杀。而那些与她才华相近的同学、好友，许多就死在大屠杀中，女性更遭受无比残酷对待。本来这些死难者，也可能出现许多吴健雄那样的人、甚至更加骄人成就的人。
而731部队人体实验、“1644部队”在江南多地的细菌战等，也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获取高等科学技术之后，使用科技手段制造骇人听闻之恶的典型，受害者在死前饱受非人折磨。这些惨烈、特殊、令人格外震惊和愤慨的罪行，当然应当格外的铭记，并宣传其罪恶，告慰死难者和警示后人。
更要提及的，是日本作为战争发起国、加害者，却长期纪念和宣传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悲惨情况，并不避讳还大肆宣扬核爆受害者惨状，包括儿童、孕妇、老人在核爆中的惨况，以抒发日本人立场的情感、博得全世界广泛关注和同情、让日本在世界尤其欧美更受欢迎和尊重，并借此淡化甚至掩盖了其在中国和亚洲残暴的战争罪行。对于东京遭到轰炸、日本开拓团在中国东北（满洲）被苏军杀戮、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参战后被囚禁等，日本官方和民间也都浓墨重彩的宣扬。
日本人对自己的“受害者”的塑造和宣传，取得了很大效果，不仅让这些日本“受害者”得到许多“告慰”，还在世界上塑造了日本国家民族的受害者身份、摆脱了1950年之前面对的残暴法西斯的道德枷锁和追责压力，争得了许多有形无形的现实利益。哪怕日本杀戮的中国人和亚洲人数量远超日本在战争中死伤数（日本侵略共造成中国、朝韩、东南亚等国共计6000万至一亿人死亡（如果估算上战后各种原因无法统计的，有更多间接死亡，那么数量更大），且大多数为平民，还有大量被日军强奸和欺辱者无法计入数字；日本国民仅死亡不到300万人，且大部分为军人，只有约50万平民死亡（其中还包括十几万冲绳战役中死亡、并不被日本本土人当成同胞的琉球人），且本土没有经过地面战。而另一法西斯轴心国德国有约700万人死亡，其中有至少200万平民），日本国民包括平民也广泛参与了对侵略战争的支援。而日本人对待盟军战俘（例如“巴丹死亡行军”）和平民，以及强征的中韩等国劳工，残酷程度都远超日裔被囚禁时仅仅失去自由而没有被虐待的状态。
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等二战受害国不对南京大屠杀等悲剧加以纪念，不清晰直白、以有感染力的方式展示日本残酷暴行，就更加让日本颠倒黑白、扭转加害者和受害者身份、让世界上的人们对反法西斯战争正邪的认知错位、抗战受害者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情况仍然持续。在“没有硝烟的战场”舆论攻防战中，不去抢占舆论阵地，就会被对方占领，黑白就可能颠倒，是非就容易混淆，且现实已经有部分颠倒和混淆。只有持久坚定的发声、不瞻前顾后的勇敢展示，才可能在残酷的舆论对抗中，让历史最大限度接近真相、死难者得到告慰、国人情感得以抒发、正义不被扭曲和颠覆。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如纪念活动、文化艺术展览、研讨会、媒体报道等方式，也正是同态复仇的替代方式，是为了不再以暴制暴，以发声和记忆化解怨愤、展示正义与和平的力量。
而那些指责中国官方与民间纪念抗战、展示日本罪行的说辞，更是颠倒黑白，还是对受害者狡猾的二次伤害、恶毒的规训。日本是侵略国、加害者，给中国人民造成极为巨大的直接和间接伤害，数千万人死于日本侵略和伤残，需要反思的当然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中国人当然也应该追求和平（但和平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放弃正义的、不是不断被欺凌也不能反抗的），但其他人尤其日本人和亲日的中外各路人，没有资格要求中国人忘却历史、不能展示日本战争罪行。他们假借“和平”、“友好”、“反对暴力”“反对民粹主义”之类说辞阻止中国人纪念抗战、谴责日本，是一种狡猾的规训受害者的恶行。中国人不应上当。
而对于影片的评价，当然可以更加多元、客观、理性，但也不能突破事实和正义底线、不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也不能假借“多元”、“客观”、“理性”这些美好词藻和借口，来行阻挠纪念、遏制表达之实。
相对于抗日战争的巨大规模、日本战争罪行的恶劣和广泛程度，中国相关的影视剧和文化艺术作品，尤其直白反映日本恶行和罪责问题的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虽然抗日影视剧看似不少，但大多数是粗制滥造、不仅没有正面意义，还娱乐化低俗化、侮辱了抗战牺牲者的抗日神剧，还有的是平铺直叙讲战争中军人对垒，而对日军戕害中国平民、造成的持久创伤、战后追责问题、人性反思、受害者命运等，就作品很少且质量不高。只有20多年前一部反映被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记忆的证明》质量相对较高。
但更多关于日本侵略屠杀、强奸、破坏，以及强征“慰安妇”与劳工、掠夺文物等，拍摄远远不足。尤其相对于韩国制作大量抗日影视剧和文化作品，包括《军舰岛》、《暗杀》、《京城怪物》等，中国显然极为不足。这既是中国官方审查和压制的原因，也在于缺乏足够文化工作者和社会精英积极参与。
当然，记忆历史确实不能简单和反复的展示与舔舐伤痛，在仇恨和不甘中痛苦，而应该更加丰富纪念的内容，每年每次纪念，都有新的角度、更多的意义与启发，而不只是带来伤心与仇恨。世界许多国家纪念历史，如欧美反思殖民和种族主义、台湾和韩国回忆威权压迫，每年都有新的主题。韩国对日本殖民罪恶的批判，也一直有新角度、新方式，不断唤起和激发韩国人的正义感与自强精神。中国大陆当然也可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