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反思之二： 国人未从哲学层面如生命观思考讨论“共存”和“清零”差异，是防疫陷入歧途和混乱的重要原因

西方的“共存”的确比中国的“封城”造成的新冠死亡人数多，如果算上次生死亡，应该也是西方的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共存、应该封城。 人的生命价值不仅在于长度，还在于质量；不仅在于存活，还在于自由。人各种不健康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短命，吸烟喝酒熬夜过劳都会影响健康和寿命，但就要禁绝这些吗？

 

现在许多人批评中国抗疫，其实并没有批评到点子上，或者说没有说清中西方抗疫的本质差异。抗疫方式不同不止是现实利益问题，还是生命观和价值观的差异问题。 如今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21世纪，但是还是没搞清为何而活、如何活的有尊严有价值。所以才导致抗疫、环保、教育、医疗等议题上认知立场的混乱。

 

西方的“共存”其实更准确说是一种给人自由选择的抗疫方式。西方各国并没有强迫人们去直面病毒。如果想自我封闭的人，完全可以在疫情中不出门、生活用品由亲戚朋友送进来，自己与人接触带着口罩穿着防护服，送东西的走了后喷洒消毒液。这样自己想封多久封多久。而不想这样的人则可以出门工作生活。

 

 

“除冠病疫情外，中国的防疫措施还带来了其他好处。大陆和香港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实施的封锁措施，预防了34万7000宗与冠病无关的死亡。

死亡率下降与严格的限制措施有关，使得空气污染好转，卫生状况改善，交通事故减少。”

按这个逻辑，把全中国人都关监狱里，更加能够减少死亡。

 

国人还是没有“活明白”，活出人性尊严。对于低概率的死亡事件，人们不像接受通识教育的西方人那样坦然，而是更受宣传和风气影响，不是麻木（如对空气污染）就是过敏（如对新冠）。刚刚脱贫的国人心理也更脆弱，没有建立起理性客观的生命观，更被文化惯性和生存基因诱导，顾此失彼、顾头不顾腚。

 

说白了，东亚国家尤其中国的国民，普遍缺乏理性的认知能力和坦然面对生死的态度。

对于从极端贫困中成长的亚洲人，缺乏对尊严、权利的意识，却非常怕死，哪怕死亡几率不高。

这就像从大饥荒和短缺时代过来的老一代，特别喜欢囤积货物、占小便宜一样，他们没有理性只有应激性。

国人热衷于在技术问题上奋斗到极致，但方向错了，事十功一，甚至起到反作用。国人在抗疫上的偏执与扭曲，以及造成的恶果，只是相对最突出的一次表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