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中国的妇产科和泌尿外科医生，除了有救死扶伤的责任外，还承担着完成计划生育工作的巨大使命。每当冬季农闲時，大队人马开赴农村，施行节（绝）育手术，因此踏遍了山东广大贫瘠之地的是乡间大小村庄。敝人虽过了40个年头，却没能跨出山東的省界一步，更没能光临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文革期间没能出门革命串連过一天。文革后，家父的政治问题得以平反，文革中自己又站对了立場，工作漸漸就序進入了正常的規道，当时能否?施行器官移植手术则成了衝量一个医院医疗水平的标準。於是医院差派我外出学习取得經验，尽快地开展肾移植工作。考虑再三，我选择了去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一则该科在主任于惠元教授的率领下，肾移植工作开展的較早，技术也較成熟，再则当时全国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吴阶平教授，每周有三天参与该科室的临床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为了便于配合工作，要求带上一名手术室的护士同往，除熟悉肾移植工作程序外，还要学习血液透析洗肾的工作，为了获得感性的认知，並邀请于主任带领人马来我院進行了实地演練，对我院开展此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学习期间，除了肾移植的学习外，还廣泛地参与了多項疑难病症的处理。全国著名杰出的音乐指撺家李德倫患有肾脏腫瘤，由吴阶平教授亲自持刀手术，我被选为术者 的助手。术后为了对大家表示感谢，李德倫的妹々，在北京人艺剧埸特地邀请大家觀看了一埸有关周总理的“语无声处听惊雷”的话剧。
在国内人体器官的供献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民俗流传日久的习俗是人死后应留得一株完整的全屍，所以五马分屍就成最为严酷的刑罚。我在学人体解剖课时用的标本多是死囚犯的屍体，更可笑的是文革期间处死的死囚，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阶级觉悟高政治挂帅的火葬厂不提供服务，当时国家一律禁止土葬，唯一的办法是交由政府处理，政府再将屍体移交给医学院校以供教学之用。但家属必须交纳二角钱的子弹钱。
起初和司法和公安机关联系，请他们为提供死囚犯的器官予以协助配合， 为了确保优先顺利的得到供体的需求.需要加强与这些部门之间的联谊，开始了联欢活動赠送礼物，由于司法不健全，渐々的发展成了一条供销的産业鏈。此时彷佛预感到器官的来源将会走向一条邪路，甚至是一条不择手段非人道而又毫无底线的違法行为。此后不断出现有法輪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控，社会上出现的人口贩卖、人间蒸发和失踪也都与此息々相关。有人盛称在国外十多年等不到的器官，这里则能尽快提供，号称巳是世界器官移植之大国，在法律极不健全和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此项工作已不是我们的主要部分，却建起了设备完整齐全的血液透析室，以此将使自己的内心得以安慰而不遭受良知道德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