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8月底,因为大姑刚刚生了个女儿,我奶奶回老家去照料她坐月子了,我父母只好把我妹妹送到上海的一个好朋友那里,托他们照料,再加上母亲要去原单位在正阳的干校,所以我们一家四口离开了确山猪场干校,父亲后来去了黄山坡干校,也在确山县。我们先乘火车去武汉,然后再乘船去上海,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坐火车到上海,在网上一查,那时好像火车从郑州不能直达上海,需要转车,而且火车票比船票贵:“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从武汉到上海坐船,坐四等舱需要十元零七角。那时候去上海多数是坐船去,虽然坐船要坐3天半,但是费用相对便宜。那时候从武汉坐火车到上海,需要先转车到郑州,再转车到徐州、南京,然后再到上海,不仅费用更贵,而且需多次转车,车次也少。”
我们动身去武汉那天正好我舅舅从郑州来看我们,他不知道我们那天去武汉,也巧了,他下车时我们正好在同一个车厢上车,结果他也跟我们去了武汉,要不然他到干校就会扑空。到武汉那天奇热无比,很多武汉人晚上都在大街上铺凉席睡觉。父亲没有跟我们一同去上海,第二天早上把我们送上船后他和舅舅在武汉玩了两天就回河南了。那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去码头时,遇到两个武汉人在车上吵架,吵得很凶,所以当时武汉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母亲把妹妹用吊袋背在身上,一只手提着行李,另一只手拉着我上了船。我们乘坐的是东方红号客轮(见下图),甲板以上有三层客舱,我们买的是二等舱船票,在二层的外舱,能看到外面的景色,里面只有两个双层床,一共四个床位,母亲跟妹妹睡下铺,我睡上铺,上铺有一个舷窗,可以看到外面。这次从武汉乘船到上海是儿时仅有的一次旅游,印象颇深,我每天都在舱外看长江两岸的风景。二十年后我参加过一个美国大公司组织的客户年会,从武汉乘船到重庆,在重庆的一个酒店开会,这两次乘船把长江上下游都游遍了。
船快到上海时,江面越来越宽阔,一眼望不到边。等船驶入黄浦江靠近码头,黄浦江的臭味扑面而来,当时上海的自来水也有这种臭味儿,可见那时黄浦江的污染相当严重。在母亲家见到了外公和母亲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一起住在外公家。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每顿饭总是有一个肉菜,早餐我第一次吃到中间夹着油条和肉松的粢饭团,觉得真好吃,我在干校哪里吃得到,所以有一次我跟母亲出门时就问她“外公家每天都吃这么好吗?”,母亲说“咱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为了招待咱们才顿顿做好菜吃,他们平时也不是顿顿吃这么好”。其实除了大鱼大肉,上海人当时吃的家常菜肯定比河南干校食堂的大锅菜好吃得多。母亲和我当时穿着非常土气,与上海本地人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母亲不小心碰了一个人,那人说母亲是“乡下人”,母亲于是用纯正的上海话说了她几句,那人不吭声了。
我和母亲在上海只呆了不到两周时间,就回干校了。我们还是乘船从上海出发,这次乘坐的是一艘比东方红号大的客轮,记不清船名了,是一艘比较旧的船。我记得我们买的是五等舱船票,好像是内舱,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色,睡的是地铺,在地板上能感到发动机的振动,回程时的乘船体验很不好,所以没有太多印象了,只记得船到了南京时要停靠一个小时,母亲带我上岸在南京长江大桥旁边走了走。因为母亲要去湖北阳新干校领工资,所以我们好像是在阳新县附近下的船,我记得我们还坐了摆渡船到对岸,下船后母亲正带我往前走,准备去坐长途车,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我们旁边,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跟母亲打招呼,他是母亲单位同事的爱人,正从码头拉货回干校,于是我们搭他的车去了阳新干校。我们在那里住了快一个多礼拜,才乘火车去了正阳县。
到正阳县那天早上下了火车,正好赶上出殡的,那群人都穿着黑衣服(好像当时河南人平时也大多是穿黑衣服),抬着棺材哭哭啼啼的,很不吉利。干校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接我们,因为还有另外三个人搭车,所以我只好坐在座位下面的一个小马扎上,由于看不到外面,再加上去干校的路都是土路,一路上吉普车颠簸得很厉害,我晕车了,司机只好停车让我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才继续往前开。
正阳干校的宿舍是标准的砖瓦房,比确山猪场干校宿舍要宽敞明亮多了。不过我们刚去时住的宿舍在干校最北侧,房间也朝北,外面是一片坟地,很荒凉。母亲在正阳干校被分配到食堂劳动,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去食堂做早饭。有一天早晨刮大风,母亲出门时门被风刮得脱了扣,关不上了,屋里立刻寒风刺骨,我只好起来跟着母亲一起去了食堂。正阳干校有一条小河沟,环绕干校一圈,食堂、办公室以及一部分单身宿舍都在那里,我们去食堂要过一个木桥。
食堂养了一条黄狗叫“大黄”,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就是农村的土狗(见下图),它体型不大,很温顺从来不乱叫。平时食堂的叔叔阿姨要干活,所以只有我跟它玩,慢慢地我成了它在干校里最好的朋友,每天只要我出现在食堂附近,它就摇着尾巴跑过来,我带着它在干校里四处玩儿,食堂的叔叔阿姨跟我开玩笑说“大黄”是我的“狗腿子”。记得有一天我不舒服,那天早上在房间里睡觉没去食堂,母亲中午打饭回来跟我说“大黄” 一直在桥边等你呢,我印象中“大黄”几乎很少过木桥到宿舍区这边来来,好像只有小河沟环绕的那一侧才是它的“领地”,我马上就跑过去看它,手里还拿了一小块馒头喂它,它特别高兴,好久都不肯离开,后来每天早上它都会在桥边那里等我。
转年春节,母亲带我回北京休假,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那时母亲的朋友把我妹妹送回了北京,假期结束后母亲带着妹妹和我一起回了干校。回干校后第二天早晨,我一起床就跑到木桥那里,看到“大黄”在桥边上蹲着。我马上跑过去叫它,可是它看到我后好像根本不认识我,马上夹着尾巴跑开了,无论我怎么叫它,它也不理我。吃完早饭,我手里拿了一小块馒头,到食堂找它,可是它看到我后还是跑开了,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它好像是在故意躲着我。我很难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辞而别”,它一个多月没见到我,觉得我“抛弃”了它,所以就不再理我。过了几天我上了乡村小学,不能每天去找它,偶尔去食堂时,它看到我形同路人,我再也没能有机会跟它一起玩,渐渐地我就把它淡忘了。
到了那年8月份,干校开始分期分批撤回北京,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孩,所以被第一批撤离。我记得我们离开干校的那天早上,也是一辆大卡车来接我们和其他几家人,母亲抱着妹妹坐进了驾驶室,我跟其他几家的大孩子刚刚上了卡车,猛然看到“大黄”在桥边向我们这边张望着,我赶紧叫了好几声“大黄”,还向它招手,但是它没有过来,只是蹲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们,我很失望,以为它可能是在等别人。等我们的车开动了,“大黄”突然从木桥上跑了过来,跑到了我们的车后,我一直叫着它,它也一直望着我,我真想下车摸摸它跟它告别,但是车已经开动了,幼小的我没有勇气让司机为我停车,有几个来送行的人看见了“大黄”,就把它叫住了,所以它追了几步就不再追了,目送着我们的车离去,我一直盯着“大黄”,直到卡车拐弯上了土路,再也看不到它了,我哇哇大哭了起来,一直哭了好久,旁边的阿姨劝我半天也停不下来。
后来我曾经跟一个发小讲过“大黄”的事,他说狗是有灵性的,当时你离开“大黄”一个多月,它就预感到你不会在干校呆多久,所以才故意疏远你的,如果那时它不疏远你,你离开时会更伤心,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第一次聽說湖北陽新也有幹校,不知道是不是也屬於沙洋農場。”
阳新干校是邮电部电信总局干校,跟沙洋农场没关系。
是不是二等舱,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个舱是在船的左前侧,面积不大,只有两张双层床,靠墻呈L型放置,舱门是开在侧面甲板的,所以一出舱门就可以看到外面了。我记得90年我参加客户年会从武汉到重庆坐的是三等舱,是四张双层床,舱门在内侧,不能直接到外面甲板上。还有就是印象中71年乘坐的东方红号很新,而90年乘坐的是艘旧船。
听起来确山正阳这两个地名蛮情切, 当年也去过很多次,那时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 很多都在河南,这是糊弄上级的, 大家都心照不宣,对外来说, 河南曾经有过焦裕禄, 显然应该是个“苦地方”, 实际呢, 河南的农副产品相对便宜, 最重要的是河南对“自由市场”的控制, 要比其他省市自治区松,特别是河南南部,从确山往南不远的明港(属信阳管辖),石油市场极为发达, 而正阳, 大约1975年或是76年,我在正阳县城的自由市场居然看到有大米摆着卖!好像是不到三毛钱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