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8月底，因为大姑刚刚生了个女儿，我奶奶回老家去照料她坐月子了，我父母只好把我妹妹送到上海的一个好朋友那里，托他们照料，再加上母亲要去原单位在正阳的干校，所以我们一家四口离开了确山猪场干校，父亲后来去了黄山坡干校，也在确山县。我们先乘火车去武汉，然后再乘船去上海，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坐火车到上海，在网上一查，那时好像火车从郑州不能直达上海，需要转车，而且火车票比船票贵：“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从武汉到上海坐船，坐四等舱需要十元零七角。那时候去上海多数是坐船去，虽然坐船要坐3天半，但是费用相对便宜。那时候从武汉坐火车到上海，需要先转车到郑州，再转车到徐州、南京，然后再到上海，不仅费用更贵，而且需多次转车，车次也少。”

　　我们动身去武汉那天正好我舅舅从郑州来看我们，他不知道我们那天去武汉，也巧了，他下车时我们正好在同一个车厢上车，结果他也跟我们去了武汉，要不然他到干校就会扑空。到武汉那天奇热无比，很多武汉人晚上都在大街上铺凉席睡觉。父亲没有跟我们一同去上海，第二天早上把我们送上船后他和舅舅在武汉玩了两天就回河南了。那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去码头时，遇到两个武汉人在车上吵架，吵得很凶，所以当时武汉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母亲把妹妹用吊袋背在身上，一只手提着行李，另一只手拉着我上了船。我们乘坐的是东方红号客轮（见下图），甲板以上有三层客舱，我们买的是二等舱船票，在二层的外舱，能看到外面的景色，里面只有两个双层床，一共四个床位，母亲跟妹妹睡下铺，我睡上铺，上铺有一个舷窗，可以看到外面。这次从武汉乘船到上海是儿时仅有的一次旅游，印象颇深，我每天都在舱外看长江两岸的风景。二十年后我参加过一个美国大公司组织的客户年会，从武汉乘船到重庆，在重庆的一个酒店开会，这两次乘船把长江上下游都游遍了。

　　船快到上海时，江面越来越宽阔，一眼望不到边。等船驶入黄浦江靠近码头，黄浦江的臭味扑面而来，当时上海的自来水也有这种臭味儿，可见那时黄浦江的污染相当严重。在母亲家见到了外公和母亲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一起住在外公家。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每顿饭总是有一个肉菜，早餐我第一次吃到中间夹着油条和肉松的粢饭团，觉得真好吃，我在干校哪里吃得到，所以有一次我跟母亲出门时就问她“外公家每天都吃这么好吗？”，母亲说“咱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为了招待咱们才顿顿做好菜吃，他们平时也不是顿顿吃这么好”。其实除了大鱼大肉，上海人当时吃的家常菜肯定比河南干校食堂的大锅菜好吃得多。母亲和我当时穿着非常土气，与上海本地人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母亲不小心碰了一个人，那人说母亲是“乡下人”，母亲于是用纯正的上海话说了她几句，那人不吭声了。

　　我和母亲在上海只呆了不到两周时间，就回干校了。我们还是乘船从上海出发，这次乘坐的是一艘比东方红号大的客轮，记不清船名了，是一艘比较旧的船。我记得我们买的是五等舱船票，好像是内舱，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色，睡的是地铺，在地板上能感到发动机的振动，回程时的乘船体验很不好，所以没有太多印象了，只记得船到了南京时要停靠一个小时，母亲带我上岸在南京长江大桥旁边走了走。因为母亲要去湖北阳新干校领工资，所以我们好像是在阳新县附近下的船，我记得我们还坐了摆渡船到对岸，下船后母亲正带我往前走，准备去坐长途车，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我们旁边，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跟母亲打招呼，他是母亲单位同事的爱人，正从码头拉货回干校，于是我们搭他的车去了阳新干校。我们在那里住了快一个多礼拜，才乘火车去了正阳县。

　　到正阳县那天早上下了火车，正好赶上出殡的，那群人都穿着黑衣服（好像当时河南人平时也大多是穿黑衣服），抬着棺材哭哭啼啼的，很不吉利。干校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接我们，因为还有另外三个人搭车，所以我只好坐在座位下面的一个小马扎上，由于看不到外面，再加上去干校的路都是土路，一路上吉普车颠簸得很厉害，我晕车了，司机只好停车让我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才继续往前开。

　　正阳干校的宿舍是标准的砖瓦房，比确山猪场干校宿舍要宽敞明亮多了。不过我们刚去时住的宿舍在干校最北侧，房间也朝北，外面是一片坟地，很荒凉。母亲在正阳干校被分配到食堂劳动，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去食堂做早饭。有一天早晨刮大风，母亲出门时门被风刮得脱了扣，关不上了，屋里立刻寒风刺骨，我只好起来跟着母亲一起去了食堂。正阳干校有一条小河沟，环绕干校一圈，食堂、办公室以及一部分单身宿舍都在那里，我们去食堂要过一个木桥。

　　食堂养了一条黄狗叫“大黄”，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就是农村的土狗（见下图），它体型不大，很温顺从来不乱叫。平时食堂的叔叔阿姨要干活，所以只有我跟它玩，慢慢地我成了它在干校里最好的朋友，每天只要我出现在食堂附近，它就摇着尾巴跑过来，我带着它在干校里四处玩儿，食堂的叔叔阿姨跟我开玩笑说“大黄”是我的“狗腿子”。记得有一天我不舒服，那天早上在房间里睡觉没去食堂，母亲中午打饭回来跟我说“大黄” 一直在桥边等你呢，我印象中“大黄”几乎很少过木桥到宿舍区这边来来，好像只有小河沟环绕的那一侧才是它的“领地”，我马上就跑过去看它，手里还拿了一小块馒头喂它，它特别高兴，好久都不肯离开，后来每天早上它都会在桥边那里等我。

　　转年春节，母亲带我回北京休假，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那时母亲的朋友把我妹妹送回了北京，假期结束后母亲带着妹妹和我一起回了干校。回干校后第二天早晨，我一起床就跑到木桥那里，看到“大黄”在桥边上蹲着。我马上跑过去叫它，可是它看到我后好像根本不认识我，马上夹着尾巴跑开了，无论我怎么叫它，它也不理我。吃完早饭，我手里拿了一小块馒头，到食堂找它，可是它看到我后还是跑开了，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它好像是在故意躲着我。我很难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辞而别”，它一个多月没见到我，觉得我“抛弃”了它，所以就不再理我。过了几天我上了乡村小学，不能每天去找它，偶尔去食堂时，它看到我形同路人，我再也没能有机会跟它一起玩，渐渐地我就把它淡忘了。

　　到了那年8月份，干校开始分期分批撤回北京，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孩，所以被第一批撤离。我记得我们离开干校的那天早上，也是一辆大卡车来接我们和其他几家人，母亲抱着妹妹坐进了驾驶室，我跟其他几家的大孩子刚刚上了卡车，猛然看到“大黄”在桥边向我们这边张望着，我赶紧叫了好几声“大黄”，还向它招手，但是它没有过来，只是蹲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们，我很失望，以为它可能是在等别人。等我们的车开动了，“大黄”突然从木桥上跑了过来，跑到了我们的车后，我一直叫着它，它也一直望着我，我真想下车摸摸它跟它告别，但是车已经开动了，幼小的我没有勇气让司机为我停车，有几个来送行的人看见了“大黄”，就把它叫住了，所以它追了几步就不再追了，目送着我们的车离去，我一直盯着“大黄”，直到卡车拐弯上了土路，再也看不到它了，我哇哇大哭了起来，一直哭了好久，旁边的阿姨劝我半天也停不下来。

　　后来我曾经跟一个发小讲过“大黄”的事，他说狗是有灵性的，当时你离开“大黄”一个多月，它就预感到你不会在干校呆多久，所以才故意疏远你的，如果那时它不疏远你，你离开时会更伤心，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