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
真理在开始的时候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往往是在一个人手中，但却对大多数人有重大的影响。
上文讲到郭嵩焘，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他是把西方文明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待，需要整体学习借鉴。 而他在英国的考察，觉得这个制度太好了，就是先秦孔子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让郭嵩焘去谈，就会有与日本黑船事件类似的结果，而不会出现僧格林沁全军覆没、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北逃死亡、巨额赔款等后果。如果按郭嵩焘的想法借鉴英国的制度进行改革，中国的成就就会超过明治维新的日本。
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中国错失进入发达国家的机会。复盘历史，就是为了不再出现战略失误。一个原因是守旧人士以既有的观念（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天朝上国）来评价郭嵩焘的建议。机会是意料之外的，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但如果决策层不能理解和接受新的观念，机会就白白流失了。
所以，要想成为发达国家，有三个条件：第一，有人想通了整个系统；第二，决策层接受；第三，执行层面可行，包括人才和资金。比如，日本人经过近两年的考察知道英国的制度很好，美国的制度最好，但都不适合日本国情，他们选择了以德国为样本，但采纳了美国的商法。
历史不断地重复。2003年，我想通了整个系统，但中国又错失了一次进入发达国家的机会。不然的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比现在的数据高十万亿美元，这个是什么概念，也就是每小时多出十亿美元，观念的价值是多么巨大。反映到普通民众，那就是收入翻倍，过上环境优美、社会和谐、高品质低能耗的舒适生活。
我人微言轻，我决定先向中国政府部门、工业界和投资机构介绍我的两个重大技术创新，如果这两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成功的话，后面关于体制文化思想方面的建议才可能有人听得进去。这两项重大技术创新是手机平台和自动道路，每一项都是万亿美元级别的重大技术创新。
手机平台已经被乔布斯成功地开发出iPhone，已经被証实是万亿美元级别的重大技术创新，不必多说。当时，我说服了中国一家著名公司的CEO，可是他因此被董事会解聘了，我这不是害了人家。
这里多说几句关于自动道路对环境和城市发展的影响。自动道路的能耗是250英里/加仑，这是一种低能耗的交通工具。自动道路可以达到城市出行速度80公里/小时，而二十年前中国城市的汽车平均速度约10公里/小时，现在约25公里/小时，地铁和公交的平均出行速度分别为13公里/小时和10公里/小时。当时，有个别人看到了自动道路的潜力，但他们的资本太少，不是一亿元人民币，而是100亿元人民币数量级的研发投入。据我猜测，一家美国公司投入近100亿美元失败了，这个比手机难度要大一些，对世界的影响也要大一些。虽然开发的难度很大，但就像手机一样，自动道路对用户来说非常容易使用，就像使用电梯一样简单，七岁小孩就可以单独使用。
关于体制文化思想，我不会公开地说，一些大家引以为豪的事情可能是错的，国家往往花大力气给自己挖一个大坑。比如，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到普通人发现其不良后果已经为时已晚，危害已经发生。目前，中国面临着中美冲突和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麻烦。除非有重大战略调整，无法进入发达国家。
中国发展的瓶颈在于决策层没有能力识别技术和制度创新。你不能依靠专家，专家是在既有的框框下思考问题，创新是在专家的框框之外。中国有大量的理工科专业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在一个系统中才能发挥作用，我这样的系统发明家就是给他们创造工作机会。中国现在的科研经费每年大约3.3万亿人民币，也是相当可观，但因为决策层的制约而效果欠佳。
写这种文章是开玩笑吧？难道从来没学过人类社会发展史？
中国在近代的失败是农业文明的失败，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失败，败给了竞争，而当时的竞争是以殖民主义模式体现，目标都是抢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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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还以抢夺，竞争，和殖民来为中国进入不了西方文明体系找说辞，不是蠢就是坏。
中国有过天人合一？如果你是说皇帝们用自己是天子来解释，那是天人合一过，当然那是不要脸的谎话，欺骗人民服从于也是肉眼凡胎的皇权思想。老毛的和天地人斗，别说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简直是你死我活。
民国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文明体系的轨道，两次世界战争都站到正确的一方。现在，因为皇权大国思想再次和清末一样泛滥，那就和老毛那时一样，不止脱离轨道，而且盲目在自我造就的危险的盘山道上轮回。
中国在近代的失败是农业文明的失败，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失败，败给了竞争，而当时的竞争是以殖民主义模式体现，目标都是抢夺市场。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迄今也不能适应，因为中华文化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历史上不同文明面对同样局面的时候无一不是国家分解文明中断或者转移，但中国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因素，远比殖民文化强大有底蕴。
但这种文化也就必然不愿意走竞争的路，而是看长期。
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上千年了。
这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可以改变的，也并不是缺点，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在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也没有发展出殖民主义，就是这样文化因素。而殖民主义本质上是奴隶制的延伸，中国文化早就越过了这个阶段。
从世界发展史看，因为大航海的发展，陆权国家天然不具有竞争优势是不难解释和理解的，这就像历史上中原打不过匈奴或者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一样（汉武帝是一个例外，也与霍去病等人的不遵守当时战争规则有关）。
因此在大航海时代，海权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和后来的日本美国具有竞争优势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与更早些的法国德国那样没有希望也是不难解释的。
寄希望什么事件可以产生奇迹是很荒谬的世界观，日本之所以可以接受黑船事件的影响，是因为这是日本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但没有成功的事情，白江口一战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殖民主义思维（当时并没有殖民主义这个词而已）四百年，但并不是不想，日本是个海岛，海权国家的本质。
一旦发现有成功的，当然要学习，这就与英国在被荷兰击败和占领，就学习荷兰并且取而代之的模式。
因为都是在陆地缺乏资源，不得不依赖海权国家思维的环境。
中国如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不是海权国家但却拥有世界最大海军的局面，会怎么发展没人能预测，而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是传统的陆权国家，与德国俄国伊朗一样，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loser。
看看拜登的团队决策又有多少识别技术和制度创新？再过20年回过头来再看中美两国，你就会了解美国的决策也好不了哪去。
按照中国士大夫读书人编造的历史，所谓中国古老文明的起点，所谓文明不断的王朝的起点就是夏禹治水。堪称诺亚方舟的东方版本。然而至今没有任何实证能够证明夏国确实在东亚历史上存在过。而且至今东亚也没有治得了水，只是治得了人。没有天灾，全是人祸。更准确地说，全是皇祸。没有皇帝就没有这么多灾祸。因为就没有理由去保首都，顾大局。大家各安天命，趋利避祸，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按照士大夫官僚的史观，东亚大陆大体上统一了东亚大陆平原地区的政权和首都是：秦国和前汉是今西安；后汉和西晋是今洛阳；隋唐国是今西安；北宋是今开封；元明清国加今国是今北京。这样的选址不是偶然的。
东亚文明在古代的主要输入来源，或者说武力和统治者的来源是大草原。在航海技术不如马匹可靠的三五千年内，大草原是欧亚大陆东西沟通的主要渠道。或者说贸易和高阶文明冲击低阶文明的主要渠道。
这个渠道又分两大路。一条是北道，是全大草原道，北疆蒙古满洲道。一条是南道，也就是所谓丝绸之路（其实丝绸存在以前就存在）。北道登陆东亚大陆的主要港口，就是北京，其次是大同。南道登陆的主要港口是西安，然后接洛阳开封进入华北平原，另一个岔口是成都。
商周秦走的都是西安洛阳为主的方向，三星堆走的是成都方向。秦赵，汉匈之争，其实也是西安大同之争。魏隋唐则是大同太原西安的统一。到五代可以说是开洛延伸西安和大同太原之争，同时唐中到辽金，北京逐步崛起。其实唐初的关西河东之争，包括几次伐辽，也是西安北京之争越来越多。最终到元，北京取代了西安方向，成为大草原入主中原的主要节点。
造成这种转移的原因，一方面是西域自然条件的恶化，南道不如北道。另一方面也是大一统首都对周边地区的破坏效应。大一统本身不是什么大禹治水，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扩大吸血范围，为统治者提供更多的供养。山高皇帝远的还能阳奉阴违一些。在天子脚边的是最倒霉的。在皇上身边的还是为虎作伥跟着喝汤的首都居民。出了首都那肯定是贫困带。
关中过去是富甲天下的地方。有了首都以后几百年就日渐贫困。结果不得不迁都洛阳开封。汴京也一度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虽然大宋其实很穷很穷。结果金兵打破金玉外衣后，河南一蹶不振，贫困至今。步了陕西后尘。接下来自然是河北和山东。山东的倒霉倒不是离首都太近，而是因为在大运河这条吸血管上。经常像为了雄安一样为二首都牺牲。河南河北山东，就是华北平原。本来是东亚大陆最好的土地，结果成了几乎最差的地方。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摊上了大一统这只大蚂蟥。
而现在所谓好的地方，北上广深港。北就是个滥竽充数的不是生产的强盗窝。广深港其实是一体，就如西安洛阳开封是一条线上的一样。加上次一等的天津大连，就是大航海取代大草原以后的西方高阶文明进入东亚大陆的新港湾。东亚自古以来都是靠输入西方的文明技术秩序来维持的。只不过不幸的是，这些输入的坦克手机等等往往成为加强大一统的工具，而没有能直接输入地方和人民手中。如果东北华北不需要供养吸血虫的中央，直接向西方开放，日子肯定比现在好的多。至少满洲国和台湾就是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