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到郭嵩焘，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他是把西方文明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待，需要整体学习借鉴。 而他在英国的考察，觉得这个制度太好了，就是先秦孔子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让郭嵩焘去谈，就会有与日本黑船事件类似的结果，而不会出现僧格林沁全军覆没、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北逃死亡、巨额赔款等后果。如果按郭嵩焘的想法借鉴英国的制度进行改革，中国的成就就会超过明治维新的日本。

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中国错失进入发达国家的机会。复盘历史，就是为了不再出现战略失误。一个原因是守旧人士以既有的观念（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天朝上国）来评价郭嵩焘的建议。机会是意料之外的，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但如果决策层不能理解和接受新的观念，机会就白白流失了。

所以，要想成为发达国家，有三个条件：第一，有人想通了整个系统；第二，决策层接受；第三，执行层面可行，包括人才和资金。比如，日本人经过近两年的考察知道英国的制度很好，美国的制度最好，但都不适合日本国情，他们选择了以德国为样本，但采纳了美国的商法。

历史不断地重复。2003年，我想通了整个系统，但中国又错失了一次进入发达国家的机会。不然的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比现在的数据高十万亿美元，这个是什么概念，也就是每小时多出十亿美元，观念的价值是多么巨大。反映到普通民众，那就是收入翻倍，过上环境优美、社会和谐、高品质低能耗的舒适生活。

我人微言轻，我决定先向中国政府部门、工业界和投资机构介绍我的两个重大技术创新，如果这两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成功的话，后面关于体制文化思想方面的建议才可能有人听得进去。这两项重大技术创新是手机平台和自动道路，每一项都是万亿美元级别的重大技术创新。

手机平台已经被乔布斯成功地开发出iPhone，已经被証实是万亿美元级别的重大技术创新，不必多说。当时，我说服了中国一家著名公司的CEO，可是他因此被董事会解聘了，我这不是害了人家。

这里多说几句关于自动道路对环境和城市发展的影响。自动道路的能耗是250英里/加仑，这是一种低能耗的交通工具。自动道路可以达到城市出行速度80公里/小时，而二十年前中国城市的汽车平均速度约10公里/小时，现在约25公里/小时，地铁和公交的平均出行速度分别为13公里/小时和10公里/小时。当时，有个别人看到了自动道路的潜力，但他们的资本太少，不是一亿元人民币，而是100亿元人民币数量级的研发投入。据我猜测，一家美国公司投入近100亿美元失败了，这个比手机难度要大一些，对世界的影响也要大一些。虽然开发的难度很大，但就像手机一样，自动道路对用户来说非常容易使用，就像使用电梯一样简单，七岁小孩就可以单独使用。

关于体制文化思想，我不会公开地说，一些大家引以为豪的事情可能是错的，国家往往花大力气给自己挖一个大坑。比如，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到普通人发现其不良后果已经为时已晚，危害已经发生。目前，中国面临着中美冲突和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麻烦。除非有重大战略调整，无法进入发达国家。

中国发展的瓶颈在于决策层没有能力识别技术和制度创新。你不能依靠专家，专家是在既有的框框下思考问题，创新是在专家的框框之外。中国有大量的理工科专业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在一个系统中才能发挥作用，我这样的系统发明家就是给他们创造工作机会。中国现在的科研经费每年大约3.3万亿人民币，也是相当可观，但因为决策层的制约而效果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