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节点,选择对了好事连连,相反选择错了诸事不顺。
中国两次错失进入发达国家的机会。
第一次是郭嵩焘提供的,是在19世纪。如果实现,后面那些所谓丧权辱国的麻烦事就不会有了。
第二次是本人提供的,大概20年前。如果被采纳,中国现在已经是发达国家,也不会有什么中美冲突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两大麻烦。
中间,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没有想通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之路。
中国的初始条件并不太差。比如,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和英国的1/2,约为荷兰的1/3。中国当时的GDP约是当时大国英国或法国的六倍。
想通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问《好战略坏战略》的作者Richard Rumelt, 怎样才能发展?他的回答是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有深度思考才能解决问题。
深度思考是很难的事情。需要有战略思维能力,需要有相关的的背景知识,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我是花了23年时间才想通。
大约2016年,人民日报载文说中国将在2024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GDP两万美元,也就是GDP达到28万亿美元。现在GDP大约18万亿美元,还差10万亿美元。
前段时间,中国邀请了一些美国知名的战略家访问中国,之前还邀请了基辛格。最近,崔天凯和Allison的总结是,美国做了美国认为应该做的,中国做了中国认为应该做的,结果是走向冲突。也就是说,体制内看来是无解了。
体制外呢?我二十年前就有解了。
我有一系列方案,包括通信、交通、城市、体制。先提了通信和交通这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案。
其中的通信就是后来被乔布斯实现的手机平台,我当时取名叫Uphone,乔布斯改了一个字母叫iPhone。
每一项都是万亿美元级别的影响,综合起来才有10万亿美元的效果。
你说的意思和郭嵩焘的想法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孔子的意思。
秦以后中国是帝制。
要废除帝制,当然有很大的阻力。
对。
郭嵩焘认为洋务运动是舍本求末,按照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中国要三百年才能到达发达国家。
如果从本上出发,也就是文化和制度出发,就要快得多。并且在本上,西方文化与先秦儒家思想不冲突。
相比之下,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人物,“打倒孔家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冲动而肤浅。五四及后来中共的反帝反封建,更是词不达义,美帝并不是帝制而是共和,而中国在先秦是封建而秦之后是帝制。
一个落后的文明形态是很难改变。以苏联为例,即使苏联解体,苏共被定为非法,俄罗斯采用民主选举制。但二十年过去,选来选去都还是普京。
所有国家都是从农耕社会走过来的,这些意识形态都可以改变的。郭嵩焘就意识到不光是学技术,而是要全方位地学习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