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高利贷，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词觉得挺吓人的，马上能想起港片里面，古惑仔们在垃圾巷里死揍欠财务公司巨款又还不上的穷屌丝。高利贷固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怖，但也确实在吃着人血馒头。说白了，高利贷就是一门生意而已，我们既不能以道德扼杀高利贷的合理性，也不能以纯粹的商业逻辑来美化它。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通知对如何定性和处罚利率超过36%的放贷行为做了详细规定。
正是这条规定，让大众将高利贷联系起来，纷纷解读内地要严厉打击高利贷。这样的解读，也有合理之处，毕竟之前的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将高出36%的部分作为无效约定要予以返还，而此次则是直接按犯罪处理。可见，在国家眼里，高于36%的年利息，就是在放高利贷。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存在高利贷，且历史悠久。
在欧洲，受宗教因素影响，高利贷历史就是一部犹太人的血泪史，犹太人几乎成为高利贷者的代名词，充满悲剧色彩；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对高利贷的态度相对宽容，许多地主阶级就是高利贷者，有些朝代的政府则直接从事高利贷业务，不过，打击高利贷，则是政治统治之需。
（一）欧洲高利贷：犹太人的血泪史
宗教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公元4世纪开始，基督徒神职人员被禁止放高利贷；到7世纪，禁止放高利贷的禁令，扩大到在俗的普通教徒；公元800年，教会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将高利贷禁令扩大到所有人。
基督徒无法从事信贷行业，而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不受此约束。萨罗·巴伦及合著者1975年出版的《犹太经济史》一书中说：“从比利牛斯山到苏格兰，从大西洋到易北河，这中间各地的犹太人，大都是靠放高利贷生活的，从12世纪到15世纪都是这样的。”
犹太人的信贷业务为什么会变成高利贷呢？因为这项业务被当权者当成了压榨的工具，犹太人放贷收贷，国王再向犹太人课以重税，拿走利润的大头，而犹太人不过是取蝇头小利。犹太人经常因为各种名目被起诉，课以巨额罚款，或者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如果公众对犹太借贷者的仇恨沸腾起来，基督教的国王又会出卖犹太人，让暴民攻击他们。
以下事例可见放贷的犹太人是如何得悲惨：
12世纪中叶，英国规定犹太人的每笔贷款必须交10%的税，而犹太人遗产的1/3要交给国库。法律以外，还无休止地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
1298年，法国洛林的犹太人被控偷走了献祭用的圣饼，玷污了圣饼，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140个犹太定居点被洗劫，犹太人被驱逐和屠杀。
1348年，欧洲流行黑死病，基督徒也归咎于犹太人，以此为由洗劫烧毁了350个犹太定居区，很多犹太人丧生火海。
1391年，西班牙的犹太人被洗劫，官方宣布他们丧失一切经济权利，勒令他们皈依天主教，否则死路一条；皈依之后的犹太人又被视为异端，仅仅15世纪西班牙的宗教审判所，就判了3万犹太人死刑，40万犹太人坐牢。
中世纪诗人但丁笔下的《神曲·地狱篇》，放高利贷者不仅作为罪人被打入地狱，而且是与犯淫邪鸡奸罪的人待在地狱的“同一环”。
《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特是个完全的反面人物，尽管如此，这部作品通过夏洛特之口揭露了历史真相：“他（安东尼奥）骂我是异教徒……曾经羞辱我，夺取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的亏损，又挖苦我的富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
高利贷历史的转折，始于16世纪。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荷兰、英国先后将高利贷禁令废除。在威尼斯这类自由商贸的城邦国家，高利贷变得普遍起来。在此基础上，现代金融业开始萌芽。
（二）中国高利贷：打击是政治需要
在中国，基本没有过将高利贷视为非法的，但是，在中国有个大的传统——重农抑商。这是因为，高利贷的过度扩张，往往会加剧土地兼并，影响政治稳定——受高利贷迫害的贫下中农，被迫将土地交出去，在削弱中央政府财权的同时，还制造出大量流民。
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以货币为对象的高利贷。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西部谷物借贷的半年利率高达100%，而在利息率最低的北方借贷利率也达到20%。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在其封邑薛地放债取息，作为奉养三千门客的财源。有一年，属地歉收，很多人没交利息，他派人催收，仍“得息钱十万”，可见放债规模相当之大。
不仅平常百姓需借高利贷，连政府也不例外。《史记》记载，景帝三年，为平定诸侯叛乱，需要大量经费，汉朝将领向商人借高利贷。一位母颜氏愿贷款给官府，但要求10倍利息，结果三个月后吴楚之乱得到平定，母颜氏如期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一举成为长安巨富。
不过，自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国策：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西汉末年，王莽变法，为了抑制高利贷，推出“五均赊贷”。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3%，即年利36%）。
放高利贷，自然会引起暴动。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控制岭南，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包括阿拉伯、犹太、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在内被杀者有12万。一种说法是，这些外国商人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引起民愤。
就连灭佛，也与高利贷联系起来。在佛教历史上，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与后周世宗灭佛。一个说法是，佛教势力及寺院经济膨胀威胁到世俗统治，寺院经济靠的是向农民收地租以及发放高利贷。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带有高利贷的的影子。他推出“青苗法”，将官方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的苛政，后来被停止执行。
元代时期，蒙古贵族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他们通过代理阶层（斡脱商人集团）发放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时称“羊羔利”、“羊羔息”。后来元朝政府设立斡脱所，管理和约束斡脱商人经营商业和放债谋利诸事。到明清时期，典当行、钱庄、票号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逐渐发展成熟，信贷市场更为兴盛；清朝末年，银行正式被引入国内，开启了中国的现代金融发展之路。
政府放高利贷，民间放贷，时刻都没停止。就连晚清重臣曾国潘收复新疆，靠的就是借高利贷的钱。左宗棠同样深受高利贷之害，在该过年时跑到他处躲避，他比其他涉高利贷者好的地方在于，放贷者碍于他的地位，不敢敲诈他。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高利贷开始整顿，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高利贷几乎消失了。著名的杨白劳与喜儿的故事，就是以旧社会的高利贷为蓝本创作的。
改革开放后，民间借贷逐渐恢复，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都处于地下状态。在温州，由于高利润的诱惑以及政府管控的缺失，民间集资组织“抬会”盛行，最终在80年代中后期爆发了危机。据称，“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此后，民间借贷纠纷便一直上演，乃至现在的网贷、套路贷等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