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禁酒令”后，请客成了敏感词

 

 

5月19日，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最严‘禁酒令’”）正式公布，标志着中央对违规吃喝问题的整治进入新阶段。条例明确规定，严禁公务活动饮酒、超标准接待、变相吃喝等行为，并要求各地开展专项整治。一时间，全国上下风声鹤唳，从机关食堂到酒店包厢，公职人员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饭局文化”被彻底颠覆。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禁酒风暴”，但是，禁酒风暴在下面执行起来被层层加码，“禁酒”变成了“禁餐”“禁食”“禁公务接待”，成为懒政、惰政、怠政和躺平的新借口。

新规出台后，各地迅速响应，专项整治行动密集展开：一些地方在单位食堂门口摆设了酒精检测，防止午餐饮酒；财务部门对过去三年的接待票据“翻旧账”，对报销单逐笔倒查，追查违规线索。于是乎，整个城市瞬间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酒店包厢变成了禁区，许多干部坦言“现在进酒店就像做贼”，生怕被拍照举报。 

这场风暴的严厉程度远超以往，还有单位要求“接待必须全程录像留证”。一名基层干部苦笑道：“现在连请兄弟单位的同志吃碗拉面，都得先研究文件。”  

正常接待陷入“冰河期”，“最严禁酒令”是不是矫枉过正 ？

在高压态势下，一些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

 

“无接待”式办公，拒绝安排客商用餐，导致项目谈判冷场； 

 

“食堂恐惧症”蔓延，即使合规的工作餐，干部也怕被误解，宁可饿肚子或点外卖； 

 

“人情荒漠化”出现，同事之间的婚丧嫁娶不敢聚餐，连退休欢送会都改发“电子纪念卡”。 

 

由于地方上的层层加码，“请客”成了敏感词，吃饭就等于腐败。

 

为何“吃饭问题”总踩红线？

 

公职人员在“吃”上屡屡犯错，深层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 “酒桌办事”传统。过去几十年来，“事情能否办成”常与“饭局规格”挂钩。

 

党的十八大之前，我每次到基层视察工作，当地都会组织隆重的接待，即使只有我和秘书、司机一行三人，每次接待“必凑一桌”，“梁主任，你看你还想叫上谁？”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来，显示当地的重视程度，二来，了解和结识我在当地的关系，为将来办事铺路，三来，借机加深与当地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何为“必要接待”，何为“变相吃喝”？基层缺乏清晰指引。

  
事实上，对于同样一个文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是事实，也是现实。问题在于，基层的同志搞不明白上面的尺寸，说到底，就是搞不明白“最终解释权”，基层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合理合法，上面的领导却说这样做违法违规，于是乎，基层为了自保，他们唯一的做法就只有层层加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还有一个“监督运动化”的问题，专项整治期间“一刀切”，风头过后又反弹，形成周期式治理。  

严管与人性化如何平衡，避免“禁酒令”沦为“形式主义禁令”，需解决三对矛盾： 

“不敢吃”与“不敢干”，明确正常接待的“安全清单”，给干部干事底气； 

 

“当下严”与“长久治”，将审计监督常态化，替代运动式整治； 

“管住嘴”与“迈开腿”，考核机制应重实效而非“饭局清白”，避免懒政。  

“最严禁酒令”禁的是腐败，而非人间烟火。中央重拳整治违规吃喝，本质是斩断利益输送的链条。但若因怕踩红线，连人间正常的交往都草木皆兵，则背离了制度本意。当一名乡镇干部偷偷询问“能否自费请调离同事吃顿饺子”时，或许我们该反思：反腐的最终目的，是让公职人员既守得住底线，也保得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