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零年代： 一块钱的“案子”

 

     六九年十二月，复课将将两年的我们忽然被“初中毕业”了。因为学制缩短，县 “第一完全小学校” 戴帽变成七年制初中，我们就是首届毕业生。一群半大孩子，没有高中上，农村户口的回生产队挣工分，像我一样城镇户口的，就开始无所事事，只能到处想法子打短工。早春我跟着婶子大娘们去北关外的卷烟厂抽“烟筋”，三、四月去苗圃帮着挖树苗。最热的伏里天背着喷雾器在离家五里地的良种场给棉花打药。这期间纺织厂、烟厂都来招过几波工人，班里的女同学九成去当了织女，我填了四、五次申请表，却被卡了下来。也许是因为老爸的处境，通不过政审关，连体检的机会也不给。当然没人费神来跟我解释原因。 

    母亲托她在侯马街道上工作的同学帮我想办法找个工作。请托的过程有些一言难尽，我跟在母亲身后，看着她一向挺直的背有些佝偻，手里的小包裹装着寒酸的”礼物“ 去求人办事，我跟在后面觉得全身无力，囧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位“姨姨” 其实很帮忙，很快就通知我去侯马的供销社去顶替一个生孩子休长假的人做临时工售货员。 

    供销社沿着主街道分别有五个分店，最南边的是副食品，再往北一些是“日杂”，卖锅碗瓢盆水缸簸萁陶罐之类。另有卖布匹棉花针头线脑的百货部，总社在最北边，领导们、会计和食堂、会议室都在总社。 

    我要去的是供销社的书店。大革命的时代，书店只有两间的门面，一排排架子上都是各种版本的”毛选“，偶然能看见几本马列选集。书贵一些，基本是单位来采购，每天售出 ( 领袖当然不能说买卖，顾客进门得说来“请” 一张宝像。) 最多的就是各种领袖像：天安门上挥手的、正面免冠半身的、带红袖套的、娃娃围着的；还有易碎的石膏像，一旦在运输途中或是清洁过程中受损，后果是灾难性的。 

    店里有一个胖胖的女师傅坐镇，是正式职工。听说她是附近部队随军家属，人很和气，但是嘴很碎，没有顾客时不停地念叨。我一上班就被指使着团团转，小心翼翼的用抹布清除玻璃柜台下大大小小石膏像上的灰尘。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用脏抹布擦拭神圣的领袖，还不能随意搬动这些易碎物品。活不重，我却每次都紧张出一身汗。 

   我的宿舍在副食店的后面，四面房屋，中间是天井。站在门口只能看见屋顶上的阳光。屋里横竖各放一张单人床，住两个人。供销社里大部分是本地的，家近的都不住宿舍，小院里只有六、七个人。 

   上班两周后，社里新来了两个姑娘，跟我做了邻居。高个子叫许曼丽，矮一点的叫郑美珍。这名字一听就带洋气儿，而她们的确是南洋华侨子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尼排华浪潮厉害的时候，被接回广东福建上学的那一批，中学毕业后从汕头辗转分配到我们这里工作。 

    我那时候最远只去过隔壁的绛县，尽管读过不少翻译的外国文学，对“远方”的世界并没有多少了解，又正是充满好奇心的年纪。两个姑娘初到这个北方陌生城镇，满心忐忑。相互吸引，我们很快就凑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整天同进同出。 

    美珍分到副食部，开始学习用小称称糖，称散茶，学会怎样用马粪纸加纸绳包装。晚上书店下班我也跟着到前面店铺里帮着包点心、月饼之类凑热闹。我觉得翘着兰花指称东西最有趣。教我们的胖师傅姓王，祖上就是开杂货铺子的，玩称杆子能玩出花儿来。明明两只手又短又粗，偏偏灵活无比，不管黑糖砂糖还是茶叶，一眨眼就被包的方方正正，用细细的纸绳捆得巴巴适适。王师傅教我们用尺子量布，不用软尺，用一把黝黑的木尺，看着有些年头了。他总是把尺子插在脖颈后的衣领里。我们骑着自行车过年前送花布（瑕疵布，不要布票的）下乡，人堆拥挤抢购时，就显出老师傅的本事啦。我觉得他从脖子后面拔出尺子的动作宛如拔剑一般潇洒，尽管他枣核一般的身姿跟剑客绝无可能有任何干系。 

    我们几个年轻人总是被各个部门调来调去打杂，曼丽被派到日杂部门倒腾锅碗瓢盆。有天回来悄悄跟我说，有人找她谈话，让我们几个年轻人离那个王师傅远点，因为他出身不好，属于控制使用对象。有什么发现要向组织汇报云云，我们互相看看，心里紧张起来。跟着这个师傅学手艺是组织安排的，离他远点貌似也是组织的意思，这个”距离“到底该怎么把握呢？愁人啊！ 

    到了冬天，大家都不乐意出门受冻的时候，我们仨又得了一个重要任务：每天傍晚打烊之后，出两个人一起把副食店一天的营业收入现金步行送到总社交给会计。百把块钱，现在看起来真不算多，可是那时候我的月工资只有十八块呀！ 

    记得那天是星期五，我从书店回到住处，又被委派和美珍一起到总社交款。王师傅当着我们的面点清钱数，有零有整总共一百一十二块五毛，用包点心的纸包好，纸绳扎起来，附上签字缴款单后交给我们。美珍拿在手里，我跟在一侧，有一搭子没一搭子和美珍说着闲话，提心吊胆慢慢在街上走过去。不到千米的一段路，我们两个都觉得那条街长得永远走不到头。 

    会计是个脸色苍白的秃顶男，数钱速度很快。三两下就算好账，签了收据放我们去吃饭。我和美珍完成任务后轻轻松松去与曼丽会合，叽叽喳喳很是高兴。 

    星期六早上，我照例提前到书店打扫, 师傅来了之后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通知我去社里见革委会领导。 革委会的副主任个子很高，一脸阴沉，反反复复的问我路上是否打开钱包碰过钱，从副食店拿到钱是否事先确定看清楚钱数；交给会计之后有没有再碰到钱，正着问，反着问，只允许回答，却不容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又委屈又愤怒，但是不敢拒绝，只能翻来覆去重复自己的话，还得留神不小心说错, 好不容易应付完出来，看见美珍红着眼睛站在台阶下，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只能拍拍她的手臂，拉她去洗把脸，因为我也很想哭啊！ 

   我和美珍被允许回宿舍“学习”， 不能离开单位，还是曼丽和另外的同事偷偷帮忙，总算明白了原因：我们周五交款之后，会计汇总账目，发现少了一块钱，平不了帐。革委会的领导恰好过来”巡视“，“斗争” 的弦一紧，立刻抓住不放。会计惹不起别人，就把怀疑栽给我们两个没有后台的小姑娘。再加上副食这边的王师傅身份本就容易背锅，这件事变得复杂起来。 

   也许我们坚决不认的态度起了作用，到底没有给我们两个定罪，社里开了一次“ 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 的动员大会。会上主任严厉地斥责了“部分没有改造好的旧职员”，必须认真检查思想，好好反省云云。我侧头看了一眼不远处坐着的王师傅，发现他居然歪着脑袋睡着了，嘴角挂下来一丝口水，亮晶晶的，我觉得实在滑稽，心里的委屈愤怒忽然就松了。 

   虽然没有定罪，我和美珍还是被派去响应领袖号召，到城外的浍河滩深翻土地一周。 

   河滩地潮湿，冬日里上了冻，凭我的手劲，一锹下去只能戳个地皮。全身站上去也就挖个半尺深，深翻土地一尺二谈何容易。一上午也挖不了两平方米。顺河的西北风都没让我们戴住围巾，净擦汗了。 

   幸好没有人监工，我跟美珍还可以诉苦发牢骚。越说越觉得跟钱打交道的职业不适合我，美珍是分配来的正式工尚且如此受气，我这个临时工更是没有前途，忧愁入心，手中的铁锹更觉得沉重无比。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过了元旦，街道居委会忽然通知有电建公司招收学徒的机会，因为工种不好，而且需要到处流动，虽然是国营单位，竞争却相对很小。一般说晋南人不愿意离家，我却乐意到处看看，吃苦不在话下。 

   母亲替我报名后，政审体检一番折腾，我依依不舍告别两位好友，于1971年二月开始，正式成为火电厂锅炉安装工地的学徒，终于是伟大工人阶级的一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