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年纪的文革杂忆

之一：罢课记

      66年最闹腾的时候，我和弟弟们都太小。入红卫兵不可能，连参加 “红小兵” 也要查三代，家里人还不让问。每天上学路上看见县中的学生们戴着红袖标，扛着一个比一个大的红旗，抓人、破四旧，呼口号，火烧斧砍、抄家批斗，东砸西砸，既不怕警察，也不怕政府，更不怕老师家长，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满街贴大字报，字写得不好也不觉羞。据说还能坐不要钱的火车去北京大串联，一张张藏在仿做的绿军帽下绷紧的脸上是压不住的张扬肆意。“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 这句话指不定是专门来哄teenager 的吧？我们这些在马路牙子上踟蹰流连不想回家做家务的孩子，说不艳羡一定是假的。

     我那时候刚上小学六年级，班里有几个像我一样的教师子弟，大家自成小圈子。小女生的话题也离不了 ‘罢课、造反“，如果谁有哥哥姐姐在中学当红卫兵，吹起牛来那骄傲得意的劲头能把两条小辫子都甩到头顶上 。还记得那一天，由家住县中宿舍的萍萍牵头，我这个班里最小的萝卜头附和，五六个女生开始秘密罢课（公开不敢）：我早上背着书包从家里朝学校走，揣着一个馍馍半块咸菜，夹着一本二舅舅偷偷给我掏摸来平时来不及看的小说，半途拐弯去了临街的同学家聚会。大家窝在一铺大炕上，放下窗帘，叽叽喳喳玩些女娃子的把戏。屋子里昏暗的光线，给我们的胡闹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撩开一角帘子，还能窥到街上偶然经过的游行队伍，听得见大喇叭里放的口号声，偏偏又没人瞧见我们，做地下党一样，真是说不出的新鲜刺激。

     如此这般革命了三天，我的小说也看完了两本，终于东窗事发：学校找到了几家家长，各方威逼下，我们灰溜溜地在男生们的嘲笑中回到教室，高个子的 数学老师没有说什么批评的话，面无表情让我们坐下。下课铃响的时候，老师匆匆离开，男生们开始敲着桌子大声唱语录歌“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女生就唱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造反有理！” 吵架一样，唱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不知所云，我坐在椅子上傻看，跟着哄笑一通，虽然觉得这样放肆很有趣，私心里却着实有些发虚。其实, 过了没多少日子，学校就真的停课了。我们似乎“自由”了一阵子，便被各种风暴搅合得晕头转向。再回头，课堂竟变成了苦求而不能得的东西，各种煎熬与懊悔就不必提了。

之二：批斗会与忆苦饭

       学校停课是为了“闹革命”，我们小孩子也忙得很呢：从公社到生产队，再到各级机关，各种名目的批斗会、大批判会总要把架势摆足了吧？可惜农民就不可能在会场上守规矩，坐整齐。都是贫下中农，又不能当众吼骂，革命领导也为难得很。只有把各小学的学生调过来坐中间，听话的孩子们坐在会场上显得行是行、竖是竖，举起胳膊整整齐齐喊起口号来看着就有气概。我也曾被拎上台半闭着眼睛背诵“老三篇” 救场子，替会场主持人安抚观众。因为在农村，要弄个“万人大会”，从入场到开会，没有两个钟头搞不定。那时候没听说哪个社员有手表，左邻右舍也没见过闹钟这东西，大伙都要听大队广播匣子才知道时间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受邀参加北关大队晚上的斗地主大会“接受革命教育”，组织上叫了我们三个班的学生，不让在家吃晚饭，说是会后有忆苦饭吃，不能逃避。会场设在大队的仓房，挨斗的地主家据说抄出了金条，他还不愿意认罪，态度死硬。我们进去后并没有看到他的脸，民兵们把他装在麻袋里，捆麻袋的绳子绕过房梁，一头攥在两个红卫兵手里，每个革命群众发言呼过口号以后，麻袋就被高高拉起，又骤然落下，“通“ 地一声，女生们捂着嘴不敢发出惊呼，麻袋里也没有传出预料中的呻吟。如果不是能看见挣扎的身形，真不知道里面装着一个活人。批斗会久得快让我们忍耐不下去时才宣告结束，

     天已经黑透了，仓房里只有一盏25瓦的电灯，晃晃悠悠吊在房顶上。没人抱怨灯太暗，大概没人想被人看清也不想看清楚别人吧。有人去解开了麻袋，拖着那个地主出来，虽然脚步锒跄，但是至少还活着。我们这些小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随后被带到外面的台阶上，一人手里塞了半碗糠皮苦菜糊糊，我往嘴里倒了一口 （没有筷子），满嘴苦涩，勉力吞咽下去，糠皮粘在喉咙里，呛得咳嗽，黑影中有人喊 “赶紧吃下去，想想今天的好日子！” 身后的闺蜜拉拉我的衣襟，示意我挪向一侧的草丛旁边，偷偷把糊糊倒掉了事。队里的大婶子们不吭声，睁只眼闭只眼让我们离开，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回家了。

       外婆在家里等着我，锅里留着小米粥。她听我说了批斗会的事，只念了一句“作孽啊”，后来几天我都跟外婆挤着睡，睡着了做噩梦，醒来老觉得嗓子里还有糠皮粘着，怎么都清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