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客
莫道穹天无路到，此山便是碧云梯。微信公众号：无为客
1957年6月30日夜，毛主席派专车接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到中南海游泳池畅谈两个多小时。这场对话被称作第三次窑洞对。临别时毛主席亲自将其送到专车前，车门打开后，还特意用手遮住老先生的头，叮嘱“小心脑壳”，表现出对老先生极大的尊重。
这位老先生就是冒广生。
一、晚清名士
冒广生，字鹤亭，1873年生于广州，故得名“广生”，为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后裔。曾娶董小宛为妾的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是其直系先祖。巧合的是，冒广生与其先祖冒襄生日还是同一天。
冒广生幼时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四岁开蒙，七岁能作诗属对，17岁参加县试，名列第一，同年秋应州试，再列第一，18岁参加院试，又拔魁首。未及弱冠就得中“小三元”，声名鹊起，得到老一辈大学问家俞樾、孙诒让、谭献、叶衍兰等人称许。
1894年，冒广生21岁参加江南乡试，中甲午科举人。副主考官翰林院编修黄绍第看中了他，托主考官王履安做媒将女儿黄增葵嫁给他。与其同科中举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的二伯父周贻康和杨度。由于冒广生幼年丧父，先是在广州生活，后又随母迁居苏州。按旧社会的习俗，冒广生和周贻康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而且冒广生之母名周萱，系江浙名士周星诒之女。两家还曾定下娃娃亲，约定将冒广生的五女儿嫁给周贻康的独子周恩霔。但因周恩霔左耳失聪，长期身患肺病，且自幼喜欢玩票唱京戏，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冒家女儿不肯嫁，执意退婚，因此双方并未做成亲家。在黄炎培的撮合下，周恩霔最终与同样是周贻康同年中举的江南名门望族马士杰的女儿成了亲。周总理自小受其伯父照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顾顺章叛变，情况十分危险，周和邓颖超两人就躲在他二伯父家避难（上海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里44号）。
1895年，冒广生赴京参加会试，风华正茂，又善应酬，结识大半天下名士，然此后却屡试不中。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他联名上书，参与组建“保国会”。在筹组时，有人提议请他拟一名称，他说：即名公社，可耳！梁启超说：我拟定名保国会。他说：又不是唱大保国！梁启超说：日本有爱国会，是以名之。他说：前明自有复社，何必学人？众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久，京城内外便开始传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御史参奏取缔。到第二次开会，除了康有为门下，旁人便都不敢去了。
冒广生参与戊戌变法，并非是偶然的。他的岳父黄绍第就是维新派。黄绍第与其父亲黄体立、伯父黄体芳、堂兄黄绍萁、儿子黄曾铭，一门五进士，被合称“瑞安五黄”。黄体芳还与张之洞是同年，久有交往。戊戌变法失败后，通知康有为逃跑的就是黄绍萁。
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交情最厚。林旭曾酒后对他说：“术者谓我年不过三十，及三十当为军机大臣，我恒以为妄，谓本朝无黑头为宰相者。今兹脱不死，其言当验。”（所谓黑头宰相是指年纪轻轻头发黑的就当了宰相。算命的说他活不过三十，若过三十就能成军机大臣，结果林旭23岁就当了四品军机章京，同年即被斩首菜市口）
林旭的妻子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的孙女，虽然他是康有为的弟子，但是由礼部左侍郎王锡蕃推荐，才受光绪召见，赏职军机处行走。八一三惨变，戊戌六君子逐一被捕。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不避危险，与之畅谈相伴至天明。林旭临刑当晚，冒广生在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广东会馆徘徊彻夜，自云：是夕月色甚凄，明日遂出都。
多年后，他写诗回忆当时情景：碧血已成千古恨，黄粱才熟片时炊。
1901年，冒广生花钱买了一个刑部郎中的官职，携夫人及长子寓居宣武门外大街的南通会馆。虽然进了刑部，但他自言不是做官的料，很多事看不惯。比如，监狱对犯人待遇不一样，没钱的犯人一大群挤在又脏又臭的小屋里，花了银子的犯人，一个人住三间房，还可以自由自在抽大烟。再比如男主人和女仆通奸，如被人告发，男的悄悄罚几个钱就算了，而女的要受剐刑。他提出像男主人和女仆通奸的事，男的至少应该革职。上司一听哈哈大笑：你真是个书生，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官统统要被裁光了。
这是冒广生1957年6月接受傅作义的女儿傅冬采访时说的。或许是为了凸显清末民初的吏治腐败混乱。实际上在晚晴十大案“赛金花虐俾案”中，他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
赛金花是清末民初的名妓。所谓赛金花虐俾案，是赛金花“金花班”的一个姑娘因被迫卖淫而吃生鸦片自杀。赛金花被告至刑部。冒广生因与赛金花有旧情，判了流一千里。当时的流一千里，本应流放到西北或东北，结果他给判了流放到一千里以外的上海。赛金花一到上海就挂牌为娼，重操旧业。
1903年，晚清政府新开御试“经济特科”。冒广生是第一批考生，初试他与杨度同列第一等。在策论考卷中，他破天荒地宣传卢梭的《契约论》。首席阅卷大臣张之洞一看，大怒，把他的考卷撤了，并在上面批了七个字：“论称引卢梭，奈何！”冒广生遂落榜。
后来，张之洞对人言：冒鹤亭对卢家的历史太不清楚了。卢家没出过好人！卢俊义是男盗，卢莫愁（六朝名妓）是女娼。卢家这么糟，他为什么要引卢梭的话！
其实张之洞也不是不认识冒广生，一则有冒广生岳丈的家族关系，二则张之洞号称香帅，亦好附庸风雅，在任湖广总督时，每次进京述职，都喜欢邀请京城名士到他住所附近的陶然亭吟咏唱和。冒广生是诗词高手，虽是后生晚辈，但也常列席其间。
据冒广生幼子舒湮回忆文章讲述，有次恰逢三月三，张之洞邀请一群文士修褉打诗钟。所谓修褉是三月三到水边消灾祈福、拔除不祥的风俗，打诗钟就是文人限时吟诗作对的文字游戏。当时文士在陶然亭聚会都是请附近广和居的厨子前来做饭。那天过了晌午也没开饭消息，众人饿得不行，问：香帅是否已经通知备饭了？张之洞张口结舌，讶然不语，原来他以为自己官高望重，又是外地来的，理应在座诸公尽地主之谊。而众人皆以为既然香帅邀请，哪里用自己买单。结果过了饭点，最后只能让寺僧去南横街买点馒头火烧，僧人炖了锅白菜豆腐粉条，聊以果腹。吃饭时，张之洞仰面大笑：人家是枵腹从公，你我却是饿肚皮打诗钟，有意思，他日足为文苑留一佳话。
当时策论还曾出题论“项羽与拿破轮”，结果有考生写道：“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岂一破轮不能拿乎？”要知道这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尚且不知世间有“卢梭”，可见当时一般官僚的昏聩无知。
梁启超曾回忆初见冒广生的情形，形容他是“英姿飒爽，气咄咄若朝日...其以视法之牟拉巴（法国大革命立宪派人物米拉波）、日之中山忠光（日本维新时代的勤王家），虽异地不同时，其浩然之气，辉映若旦暮”。
大学士那桐有意安排他到地方上当道台。京官外放是肥差。那桐派门下书办带他吃饭单聊。此人连称外放道台实缺是美差，可冒大人不明就里，只是连连举杯感谢中堂恩典。聊了半天，话不投机，最后不欢而散。冒广生莫名其妙，朋友一听笑了：你真是个傻瓜！那桐叫下人找你吃饭，那就是要你出银子孝敬他。假如你打个银票，或者许个愿，到任上每年孝敬他老人家多少银子，那差事就保险拿到手了！老于此道者，还要打点相府上下办事人员，甚至提请推荐钱粮刑名师爷，好坐地分赃。冒广生恍然大悟，赶忙再去位于金鱼胡同的那桐府请谒，结果门房就把他给拦下了。外放之事自然也就石沉大海，永无下文。
1911年4月13日，冒广生在北京夕照寺举办了一场盛大集会，纪念他的先祖冒辟疆诞辰三百周年。林纾、陈宝琛（陈寅恪之父）、陈衍、温肃（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曾习经、胡思敬、郑孝胥（溥仪帝师）、潘之博等一众名士纷纷到场并留下诗文。这场活动可见其交游广泛，在士林之声望。有人将其和林纾、吴汝纶三人并称“海内三古文家”，而林纾长其20岁，吴汝纶长其30岁。
二、民国浮沉
清帝逊位后，冒广生辞官暂居天津。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任职农工商部右丞时，与冒广生是同事兼好友。1912年12月，经袁克定的推荐，冒广生担任浙江瓯海关监督兼外事交涉员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温州海关关长兼外事办主任。
冒广生上任前，到上海过年，当时李梅庵生活极度贫困，冒广生写信给至交好友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言以二百数十年之世交，求公养二百数十年之士气”。张元济收到书信立即资助李梅庵渡过难关。李梅庵是光绪21年进士，曾官至江宁提学使，是张大千的老师。后张大千请冒广生题山水画卷，冒广生亦请张大千为其《写经图》作画。
冒广生在温州任上，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黄敬祖父曾任台湾布政使的俞明震等人来往密切，常常相聚谈诗论道。冒广生每次路过南京，陈三立必有诗。清末民初篆刻家、画家吴昌硕也曾多次为其刻石章赠画。
冒广生除公务外，还修筑瓯隐园（今墨池公园），改建“永嘉诗人祠堂”，自撰槛联“词客有灵，留我供一龛香火；落花如梦，倚栏歌千古江山”，收集编辑《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在温州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迹。
按冒广生接受傅冬采访时所述，梁启超虽与他是好友，但在要钱上可不含糊。梁启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时，他在温州海关作监督，梁向他要钱说作党费，他没理，结果没几天他的差事就被拿掉了。
1918年初，农商总长田文烈（袁世凯心腹之一）聘请冒广生任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在任期间，冒广生用人重才，启用了大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丁文江和翁文灏，提拔两人担任科长，创始全国资源调查。知道丁文江的，不少是因为胡适为他写了传记。翁文灏则在1948年担任过民国的行政院院长，任内搞出金圆券，1951年从欧洲回国后以特邀身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时受到特别保护。
冒广生在戏曲界亦影响甚大。梅兰芳刚出道时，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是赏识提携梅兰芳的第一人，冒广生在沈葆桢之孙沈昆山家中认识梅先生后，便与吴震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建人之一）、张彭春（张伯苓之弟，民国外交官，曾任驻联合国代表，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齐如山（剧作家）、李宣倜等人一起成为“梅党”，即力捧梅兰芳的超级粉丝。梅兰芳每排新剧目，必请冒广生莅临缀玉轩指点打磨，举足投手、剧词平仄、对仗工稳雅驯，均得益良多。梅兰芳先生不仅演艺超群，举世无双，且一向极为重义气，对曾提携过他的人，莫不感恩图报。故后来梅兰芳每至上海，必前去冒家谒见。
冒广生在京城为官时，有一同乡至交周嵩尧（字峋芝），正是周恩来总理的六伯父。周嵩尧是1897年中举，后由其二舅父郑仁寿举荐，到漕运总督衙门做文案，漕运总督部院被裁撤后，清政府改设江淮巡抚暨江北提督府，而江北提督是袁世凯亲信王士珍。王士珍十分器重周嵩尧，极力保荐他为邮传部侍郎。
明清官场习俗，同乡、同年往往有特殊私谊，官员若无故奔走权门，则会被视作钻营，一旦遭人举报，御史会登之白简，相当于通报批评。而同乡、同年、师生、世交，则往来不在此限。冒广生与周嵩尧交往多年，既是同乡、同事，又是诗友。
周嵩尧还做过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但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愤而辞官。后任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在此期间，他推荐冒广生任镇江关监督。这个李纯还不是普通军阀，据说此人囤积大量财富，嗜好在各地买房，仅在天津就有上万间房产，收房租收到手软。而且李纯是南开的最重要的捐赠人，当初张伯苓创办南开，经费拮据，李纯一下拿出50万银元，张伯苓用这笔巨款，建造了南开最早的办公和教学楼秀山堂，且在秀山堂前铸李纯铜像，此后每逢李纯生日都进行公开祭奠。据周总理堂侄周尔鎏《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所述，1920年周原打算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但因六伯父周嵩尧视革命为叛逆，不肯为他争取官费，也拒绝资助，故而改为去德法勤工俭学，并成为职业革命家。
新中国成立初，周总理邀他的六伯父进京议事，并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
冒广生在镇江为官虽仅两年时间，但官声很好，据称是“未尝有一事失败”，且不畏洋人，在与美国长老会、日本商人等交涉谈判中，均能秉持正气，维护国家尊严。因此，当他离开镇江调任淮安关监督时，“万人空巷，以相袒送，实为前此所未有”。
1920年10月，李纯突然死了，年仅46岁，官方说法是自杀，但也有说是他杀、情杀，更有说是其手下齐燮元（后为大汉奸）争权所杀。李纯死后，周嵩尧从此不再做官。
不久，冒广生因母亲去世，三次呈请开缺终制，以丁母忧。当时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王瑚均诚意挽留，但冒广生坚辞不就，回镇江为母守制两年。期间专心著述交游。
1927年秋，冒广生在南京与胡汉民见面。两人既沾亲又带故，冒广生的姑母是胡汉民外祖父的孙媳。1928年，胡汉民把冒广生推荐给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冲，任考选委员会委员一职。
了解国民党历史的，都知道国民党派系林立。孙中山主要依靠广东人，当时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指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指的是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在中山先生去世后，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所有发言都要翻译成粤语，陈公博就是当时的粤语翻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人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
冒广生在广州长大，曾师从清代词坛粤东三大家之一的叶衍兰，加上祖上长期在粤从事幕府工作，与国民党内许多广东籍元老是世交。按胡汉民女儿胡木兰讲述，胡汉民和冒广生情同手足。胡汉民的《不匮室诗钞》，其中与冒广生唱和的达40余首。
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先在汤山，后于双龙巷，禁止客访。只有冒广生不畏戴笠手下监视，经常走访谈诗下棋。两广反蒋时，胡汉民就是通过冒广生传递消息。
1934年，国民党元老邹鲁接任中山大学校长，聘请冒广生为词学教授。
1936年5月，胡汉民在与人下棋时求胜心切，脑溢血而死。冒广生作《哭展堂丈》五律二首。胡汉民，字展堂，非常崇拜王安石，故冒广生仿王安石挽宋神宗的诗韵而作诗。
王安石的原作是：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冒广生的诗作是：便弃人间世，真无涕可挥。路传司马相，志与谢安违。雷雨天犹震，功言世所稀。欢迎曾此地，凄绝换陈衣。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广州市面混乱，7月下旬，冒广生率全家搬至上海，住在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模范村。
冒广生是名士，在上海与文化界文人雅士戏剧名家多有交往。与他同年中举的钱名山移居上海后，与其相谈甚欢，有《赠冒鹤亭》一诗写的很好。诗云：
逝水不复回，日昃不复中。犹幸我与君，久别忽相逢。与君相识黄金台，少年壮志陵九垓。与君相逢沪江路，海变星移经几度。昔年借书读，访君不空手。今来与君遇，招我不虚口。诗书尽作咸阳灰，江淮战骨森崔嵬。豕虵万段正寻乐，地灭老死无霆雷。不忍见纸墨，何心倾金罍。海上新闻传万纸，尽道名山遭恶死。惟公惜我死失时，嗟哉此意谁人知？题君画像报知己，从今辍笔斯已矣。
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的伯父蒋兆兰是冒广生的词友。徐悲鸿在苏联时期，冒广生的三子景璠曾做过徐悲鸿的翻译，多有相助，徐曾画马相赠。徐悲鸿和夫人蒋碧薇回国，也专程拜访冒老先生。
1940年，应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聘请，冒广生在太炎文学院任词曲教授。
三、烽火岁月
抗日战争是中国的国难。冒广生一家当时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可以说是极少数人才享有的乱世太平。要说这一时期的冒广生，必然绕不过他与汪精卫的关系。
冒广生与汪精卫两家是岭南世交。
冒广生的伯祖冒哲斋、祖文川和汪精卫的伯祖汪瑔，同为幕友。汪瑔（字芙生）与沈世良、叶衍兰并称“粤东三家”。前文所述冒广生曾在越华书院跟随叶衍兰学词，同时他也曾在广州六榕寺跟随汪兆铨学诗。汪兆铨就是汪瑔之子，是汪精卫的堂兄。
关于两人祖上的关系，叶衍兰曾在《小三吾亭词话·序》中写道：咸丰初，余与沈子伯眉、杜子仲容、季英、冒子哲斋、文川、汪子芙生，举文会於粤中。七人者道同齿若，饮食游戏，风晨月夕，靡不徵逐。
关于冒广生与汪兆铨的关系，冒广生有诗云：始吾为秀才，读书六榕寺。又有诗云：又有花塔街古寺，寺旁六榕最可钦。汪师莘老波千顷，以文设教有赋心。
汪精卫是汪琡的填房吴氏所生，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一直跟随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长兄如父，汪兆镛是长子，汪精卫少年时代的衣食住行完全依靠汪兆镛。汪兆铨又是汪兆镛的堂兄。冒广生早在1892年起就与汪兆铨汪兆镛兄弟往来密切。
汪精卫是很看重这层关系的。1934年，冒广生替载瀛之子溥伒向汪精卫说情，为其谋了一个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差事。据冒广生日记记载：“生平不愿见贵人...季新（汪精卫，字季新）闻我欲枉过，乃大欢迎，盛设茶点，因先以**事试之，才二日，即得当亦解人也。”当然，溥伒亦非等闲人，民国初年与溥心畲等人组织松风画会，几乎垄断北京书画市场，是“松风九友”之一。
汪精卫有一幅画叫《秋庭晨课图》，是温幼菊、方君璧所画，描述的是汪母督促其读书的情形。汪精卫对这幅画十分珍视，不仅经常向人展示，亦请廖仲恺等名流题诗以增添分量，冒广生也曾在《秋庭晨课图》上题诗。
汪精卫组建南京伪政权，冒广生的妹夫吴用威担任汪伪“国民政府”秘书长。曾先后担任汪伪政权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监察院长、立法院长的大汉奸梁鸿志与冒广生也是诗友。1911年冒广生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冒襄的诗文大会，梁鸿志就有参加。曾任汪伪行政院秘书的黄濬，也是其诗友，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处决。
1942年，冒广生赴南京，在其长子景玮家居住。9月汪兆镛之子汪孝博从广州寄来其父诗文集若干。同月，冒广生携妾室张夫人回如皋老家，当地举行欢迎盛大仪式。在仪式上，冒广生讲话：
我已脱离政界多年，现在又无一官半职，是如皋地方的一个老百姓，实在当不起欢迎二字。事变以来，民生凋敝，虽经地方长官不断努力，但是元气仍未恢复，实在谈不到“欢”字。现在要我讲话，正如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在沪时，听到日本学者的讲学，内中有两句说：兄弟相遇，必定容易接触，接触既多，就要打架，但是到末了，兄弟还是兄弟。诗经上说：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现在和平运动，就是这个意思。佛家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人之所生，全在精神，人没有精神，虽生犹死。今天我代表老百姓，希望于长官的，就是于地方破败之后，努力建设，为地方培元气，不独为长官的荣誉，也是地方的幸福。
这段讲话原文照录自《冒广生年谱》。虽然书中引述这段话的意图是想说明他关心民生疾苦，鼓励青年爱国，但如果考虑到如皋当时是沦陷区，所谓当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肯定是汪伪政权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若是冒广生没有与汪精卫的关系，仅作为文人恐怕也未必会有如此待遇。
冒广生的长子叫冒景玮，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驻英使馆领事、南京金陵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后长期在银行工作，一度还成为军阀张宗昌身边的红人。1923年冒景玮续娶原广州知府严家炽的侄女。严家炽曾任广州知府，民国后任广东财政厅长，粤海关关长，江苏财政厅厅长，1940年任汪伪财政部次长，抗战胜利后闲居上海。冒景玮还与京剧名家周信芳结拜金兰。
冒效鲁的三子名“景璠”，字效鲁。冒效鲁是民国才俊，与钱钟书杨绛伉俪是莫逆之交，诗词唱和往来不断，被一代词宗夏承焘并称“二俊”。杨绛曾开玩笑说，幸亏效鲁不是女的，两人感情实在太好了，一天看不到，就会绕屋三周。钱钟书《围城》里董斜川的原型就是冒效鲁。钱钟书为书中人物取名是很有讲究的，斜川是因为苏东坡的儿子苏过，号“斜川居士”，书画俱佳，时称小东坡，取名“斜川”是把冒广生父子两人一并给夸上了，董姓则来自与其祖上有关的名人董小宛。
1942年夏，冒效鲁陪父亲冒广生赴南京趋汪，冒效鲁出任汪伪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后任伪行政院参事。此事有人认为是汪伪政府一干人等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所致，也有人认为冒效鲁的真实身份是卧底。
虽然冒效鲁在汪伪政府任职有不同说法，但冒广生的幼子冒舒湮确为地下党。冒舒湮，原名景琦，笔名舒湮，早年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后从事戏剧编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他受邹韬奋委托赴延安采访，写出了《战斗中的陕北》、《万里风云》等报告文学，被称为“中国斯诺”。
在《战斗中的陕北》一书中，舒湮详细介绍了充满朝气、希望和自由的延安，并且记述了他到访毛主席窑洞，畅谈逾两个小时的内容，以及与朱德、张闻天等的访谈情形。
舒湮有一本随笔集《饮食男女》，里面写了许多他对往事的回忆。在回忆三十年代历史时，他曾说自己早在1932年就加入左联，由于经常写影评，所以与夏衍、胡蝶、唐纳、李云鹤、姚克等人都很熟悉，唐纳和舒湮是东吴大学的同学。有资料称，舒湮自1933年就单线入党，成为秘密党员。舒湮在1939年还曾随卫立煌将军一起拜访过朱德总司令。
皖南事变后，周总理曾找冒舒諲两次密谈，希望他利用父亲冒鹤亭的关系，插入到对方阵营争取可以团结的人士，分化瓦解顽固派。周恩来特别叮嘱：你在我们同志面前不必说明我和你的关系，我在公开场合也不会与你交谈，甚至不打招呼的，这点，请你不要见怪。还有，希望你尽量避免参加进步文化人的集会，更不能在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要求民主的集体声明上签名。要做出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员的模样，博取人家的信任。你的行为可能会遭受我们自己人的误会，甚至有闲言闲语，我相信你能承受得起这种委屈和考验
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人民艺术家秦怡，其成名作之一就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出演舒湮创作的《董小宛》一剧。在抗战后期，舒湮还创作了《精忠报国》等剧作。解放后，他在人民银行创办过程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同时，冒广生二孙冒怀申、二孙女冒怀昆都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冒怀申曾任团副政委，1962年授少校军衔，1988年获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奖章。冒怀昆历任苏中文工团戏剧股股长，建国后任无锡市文联领导职务，1957年被打为右派，平反后任无锡市政协副秘书长。
因着这种复杂的关系，当时也有人指责冒家是三头下注。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多数应是由每个人的秉性偏好所决定的不同人生发展方向，未必是有意为之。
抗战胜利后，凡是在日伪政府担任过职务的，大多数都被以汉奸罪论处判刑。像周作人，因担任汪伪华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被判刑14年；词学大师龙榆生，因担任汪伪政权立法院立法委员，兼汪的家庭教师，被判了12年，尽管他在抗战期间曾为新四军做过工作，即策反伪军郝鹏举部起义。曾任职汪伪政权的冒效鲁，境遇就完全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冒家与国民党诸多元老关系较深的缘故，另一方面，国民党将领李明扬为冒效鲁出具了担保证明，对其免于被追究也起到重要作用。冒效鲁一度也告别妻儿远赴西昌躲避。
李明扬虽是国民党将领，但并非蒋的嫡系，而是长期在李宗仁麾下，曾参加台儿庄战役，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黄桥战役中，在陈毅元帅的游说下，他配合新四军作战，一枪未发，协助新四军大获全胜。解放前夕，他毅然起义，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冒效鲁在20年代时曾就读北京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在俄专读书时，很受老师伯列伟的影响。伯列伟是俄国人，是李大钊来往最密切的两个俄罗斯人之一，曾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认识李大钊和张申府，还曾参与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建党活动。1933年，经胡汉民写信推荐，冒效鲁曾担任民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秘书，每年参加红场阅兵，还听过斯大林的政治报告。
据江渭清回忆，当时新四军对敌伪军开展工作，有所谓“一二一”政策，即把那些原来为日伪服务的“一面派”，先争取转变为既为我方做事、又为敌人做事的两面派，然后再进一步转变为只我方做事、表面上应付日伪的一面派。同时，打拉结合，对甘心附敌的予以锄奸打击，对积极为我方提供情报、掩护接待的予以鼓励。李明扬将军在抗战末期不幸被日本人俘获，在川岛芳子的威逼利诱下也不曾变节。他愿意为曾任职汪伪政府的冒效鲁出具担保证明，至少说明冒效鲁这一时期不曾做过什么坏事。此外，冒效鲁之子冒怀滨在抗美援朝时，长驻平壤负责绝密的通信任务。若不可靠，不会承担如此重任。
抗战胜利初，冒家幼子冒舒湮还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作为首批先遣队参加接受日伪银行，并参加上海政府机构恢复筹建工作。冒舒湮和吴绍澍是东吴大学的同班同学，吴绍澍在大革命时期曾入党，后脱党，抗战胜利后一度兼任上海市代理市长、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立法院立法委员、监察院江苏监察使、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长等八个要职。不过，很快由于其与戴笠矛盾激化，这些职务先后都被撤销，冒舒湮也就离开了上海。1948年在史良的帮助下，吴绍澍重新与组织建立联系，协助策反上海保安警察第二总队工作。49年9月获周总理电邀赴北京，任职交通部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1945年12月，国民党元老南京国史馆馆长张继聘请冒广生任该馆纂修，张继是章太炎的弟子。在这段时期，冒广生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亦往来密切。
四、晚年的高光时刻
新中国成立之初，冒广生一度生活很困难。1950年7月，冒广生在贫困交加之中托曾任民国司法总长的法学家江庸致信陈毅，表明家中生活困窘情况。陈毅得书之后，立即携江庸拜访冒广生。随后便妥善安置，聘请其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月薪320元（大概相当于一级教授工资），还无须做事。在陈毅的关照下，冒效鲁也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冒广生为陈毅书写扇面，并请吴湖帆在背面作画，以此答谢。
陈毅拜访冒广生一家时，曾和颜温慰地对冒效鲁说：知道你曾经在汪伪政府做过事，但我们做过了解，你未有恶行，做过好事。眼下新中国百废待兴，你可以尽显才智。1958年，安徽大学创办，冒效鲁调到安徽大学任教，由于历史问题一度处境艰难，陈毅视察安徽大学时专门点名接见他，以改善他的处境。
1957年春，冒广生的长孙冒怀辛考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冒广生赴北京庆贺。五月，致信陈毅，告知自己已来北京多时。陈毅知道后立即派秘书持亲笔信前来问候，并邀请其参观故宫，在御花园座谈，程潜、谢无量等人作陪。
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两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整风，二是反右。
此次座谈，当然离不开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整风。聊起对整风的看法，陈毅当即邀请冒广生写文章说一说。不久，冒广生便写了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发表在1957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
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整风是党内的事，何必要党外来批评。明白这个道理，便知整风意义，是要我们党内党外发生感情上的联系。从团结而批评，从批评而越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帮助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把一切错误纠正过来。如果有少数党内人拒绝批评，知过不改，那是党员不对。......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不能认为反党的表现。如果有少数党外人顾虑将来会扣帽子，该鸣不鸣，该联系而不联系，该批评而不批评，那是我们非党员不对。但是联系要伸出友爱的手来，使人握之温暖，批评要说出知己的话来，使人听之悦服。......我以为我们的批评，须认清是团结不是攻击，是以国家为前提，不是以个人为目的。......只要鸣得公，鸣得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就叫做争鸣也可，叫做和鸣也可。......平心而论，共产党员牺牲身家，出生入死，从千辛万苦中，建立起今天的新社会。这是惊天动地的事，亦是可泣可歌的事。我们翻一翻历史，汉初政权，操之丰沛人的手，唐初政权，操之河汾人的手，明初政权，操之濠泗人的手，清初政权，操之满洲人的手。那一朝有过如今的局面，当然从本质上说，现在的政体绝非往昔可比。......左传说无使滋蔓，蔓难图也，才佩服毛主席是及早要党群联系，所以既要百花齐放，又要百家争鸣...... 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这才做到批评的结果是更加团结。
这篇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记者傅冬（傅作义的女儿）又对冒广生做了一个专访，刊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的第2版，题为《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老先生》。老先生说：他从小就梦想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等了一辈子，总算运气，给他等着了。共产党把他的理想实现了。不但实现了，而且远远地超过了。
这两篇文章引起毛主席注意。不久，陈毅电告冒广生老先生，自周总理处获悉，毛主席日内将约见先生，具体时间另定，望先生暂勿离开北京。
6月28日下午，周总理亲自登门拜访，谈了两个小时。据冒舒湮回忆，周总理仅带一名便服警卫人员，轻车简从。一见面就认出他了，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的确，当初舒湮曾应总理之约，在某处单独商谈两次。总理从峋芝叔父（六伯父）与冒老先生的故交聊起，谈到两家婚约，冒家家世，以及国内外形势。总理问他：北京上海，何处住的合适？老先生说：两边都是儿子，住的一样，不过南方潮湿，於我脚肿不相宜。现来北京，消肿了。总理说：那就移转到北京好了，要多少房子？老先生说：一间就够了。总理说：一间是不够的，等我同仲弘（陈毅字仲弘）筹划，再由仲弘报命。
最后，总理还告诉冒家父子，我国正有效地进行核试验，估计不出几年就可以成功爆破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消息，冒广生在总理走后，坚嘱其子切勿对外张扬。舒湮说自己一直保守这个秘密28年，并感慨总理的直言，说明一位胸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6月30日晚，主席派出两辆轿车接冒氏父子进中南海。车子进入中南海甲区后，停在游泳池畔。两人下车后，从甬道进入，看见一顶硕大的帐篷立于池边，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方桌，还有几把藤椅、一张小铁床、一只帆布榻，这就是毛主席夏天办公和小憩的住处。警卫员先行步入通报，然后引领两人走进帐篷。当时，毛主席刚用过晚餐，从方桌边伸出手，说：“冒先生，欢迎你！”
毛主席开玩笑说：你研究卢梭民权，是老造反的，我是新造反的，你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我同老先生一个路线。
这场谈话由胡乔木做记录，在座的还有李维汉、吴冷西，朱德后来加入。据冒老先生次日家书记载：西河（代指毛主席，因清代学者毛奇龄号西河）独自吃晚饭，菜极简单，以一碗清蒸青鱼中段为头菜，余两小碗，两小碟（其中一碟还是辣子），一樽开瓶长白山葡萄酒。
谈话大概一小时，可说的内容有三块。
一是关于整风。毛主席看过冒广生的文章，话题便从整风开始。毛主席说：“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有偏差，那又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广生自称行年八十有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仵。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毛主席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変。”
二是关于秦桧。谈话中，朱德信步踱入。毛主席向朱德介绍冒广生。冒老先生喜出望外，不禁拱手道：“老朽此生得见当代两大英雄，何胜荣幸！”朱德连忙摆手逊谢。冒广生指着舒湮说：“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问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这时，毛主席目视着舒湮，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大可一读。……赵构自己也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
三是谈词。冒广生是词学大师，毛主席谦虚地请教。老先生认为，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是两首七绝，苏轼通过增字增韵，变成83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孟昶的玉楼春是：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苏轼的洞仙歌是：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毛主席听后笑言：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了。
接着，冒广生谈了他对三百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作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说他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毛泽东对这个见解很感兴趣，说：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
谈话间，冒广生将自己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的手稿本拿出来送给毛主席。
由于毛主席接下来还要商议国事，这场见面谈话便到此为止。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坚持一定要亲送老先生，并边走边问：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略一思索，说：现在党内整风，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虮虱所苦。虮虱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毛主席听后，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上。
冒鹤亭以狮子与虮虱作比喻，告诫要防止出寄生虫，防止出败类。这一警示今天依然有现实性。其意义之深刻，不亚于毛主席与黄炎培关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窑洞对。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比作党百年基业长青的精神密码，也正说明了维护肌体健康是党建的永恒课题。
五、关于两个不实信息的澄清
网络上有文章在讲述冒广生故事时，常有两个错误说法。一是说，冒广生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还称之为年龄最大的右派；二是说冒舒湮无意间曾看到了即将发表的毛主席亲手写作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手稿。
关于第一个。冒广生并未被打成右派，他本人也并未受到任何不公待遇。相反，由于受到了主席和总理的接见，他的地位无形中还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得到多方照料。七月冒广生会见黄炎培、陈叔通，黄炎培赠书《红桑集》，冒广生回赠《题黄任之<红桑集>四首》，其中一诗云：香山载酒话前时，握手宣南重贶诗。正是新邦红五月，天安门上树红旗。这首诗表达了老先生目睹首都新气象之后发自内心的高兴。
1959年，冒老先生在华东医院休养治病，得到悉心照顾。同年8月去世，上海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由江庸主祭，参加者超过300余人。陈毅电嘱上海市政府送大花圈，市委统战部亦送大花圈。张元济、吴湖帆等一众名士好友纷纷致送挽联挽诗。试想，如果老先生被打为右派，岂会有如此隆重的追悼会？
事实上，就连曾在汪伪政府任职的一贯喜欢狂言的冒效鲁在反右期间也没有被定性为右派，直到文革时才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冒广生有五个儿子，孙辈众多，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家庭成分较高，其次子景瑜早在镇反时就受牵连被贬到大西北，四子景瑄解放后又去了海外做牧师。其子孙辈加起来一共4人被打为右派，或许更多地与其子孙各自所处的小环境关系更为密切。
关于第二个。舒湮的回忆是，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游泳池平静的池水下风浪正在汹涌激荡，对后来自己没能守住须持妄语戒，而20年自堕拔舌地狱充满悔意。但有些文章说他无意间看到主席《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手改稿，则是错误的。因为会见的时间是6月30日晚上九点至十点，而《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6月14日就已发表在人民日报。时间上就不对。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还何来偷窥天机呢？如果舒湮真的看到手改稿，也应当是7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但无论是否有其事，亦或哪篇文章，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个说法隐含的意思是指责从整风到反右这一重大转折的突然性，而实际上5月15日毛主席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此文虽然当时没有公开，但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也已借一封针对卢郁文的恐吓信讲明：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同日，中央发出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6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从时间上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早在6月30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至少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已经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换个角度看，冒老先生关于狮子和虮虱的比喻，寓意深刻，但又何尝不可将右派比作狮子身上的“虮虱”呢？
原本，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各地各方面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也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欢迎。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记述，5月10日毛主席在《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座谈会发言摘要上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这说明中央对整风是十分重视的，是为了确保党不变质步脱离群众而真诚的听取意见。但极少数右派分子主张“轮流坐庄”、否定肃反成绩、否定根本制度的言论，挑战了底线，促使运动方向偏航，使得毛主席决定要先反击右派。就在接见冒广生的前一天，29日毛主席估计各种范围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但当右派的划定权限下放到各单位后，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划定右派就达到62000人。而当时会议估计全国大约有15万右派分子，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实际划右派分子55万人。当然，这也与中央下发关于具体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较晚有关，直到10月15日反右接近尾声时才下发，这时大批右派分子已经诞生了。
1962年4月9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承认：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冒鹤亭疑问
刑律，僕人奸主婦者斬立決，主人奸僕人妻者罰俸三月，太不平衡，罪主人太輕，罪僕人特重。
上官回答
非汝所知也。官場大忌，在僕役門丁挾持主人用事，若輩既無廉恥，何事不可為？……僕人或故遣妻女誘惑主人，為攬權挾持之具；或主人本無其事，僕人亂造蜚語、證據，挾制其主人。主人恐丟官，不得不將就，僕人乃得橫行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