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客
莫道穹天无路到，此山便是碧云梯。微信公众号：无为客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决定辽东战场部署和形势变化的，不是前方军情，而是朝堂之上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中朝有党，边臣何以自立哉！
三、万里云间戍，立马宁远关
袁崇焕单骑巡视辽东，回到京城，放言：“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要知道，辽东事务，上面有辽东经略、巡抚、山海总兵、蓟辽总督，就是在兵部，除了兵部尚书，还有左右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当时袁崇焕不过一个小小的主事，六品官员，说这样的大话，照常理是不会有好果子的。
但是，袁崇焕的豪气赢得了新任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赏与认可。而孙承宗可以说是袁崇焕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孙承宗是东林党的少壮派，在东林点将录里被封绰号“地短星出林龙”，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榜眼），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万历四十七年，有幸成为皇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深得朱常洛的信任。朱常洛继位后，孙承宗就荣升了帝师。朱常洛命丧红丸后，孙承宗又担任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
因此，天启初年，凭借着两朝帝师的地位，孙承宗就成了东林党在政治权力中心的风云人物。
天启二年，广宁之战后，大明辽西土地尽失，熊廷弼和王化贞革职听勘。东林党人方震孺上疏举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明熹宗欲留孙承宗在身边，不想他离开讲席，但辽东又委实乏人可用。最后谕令孙承宗“授兵部尚书，即日到任，不得例辞，仍旧供事经筵，凡有重大机宐，许其面奏请。”这样，孙承宗先是馆阁大拜，而后又身兼兵枢要职，可谓出为将、入为相，权倾一时。
孙承宗到兵部，立即严肃法纪，重用武将，选用精敏有为之材，募练精兵十万。袁崇焕赶上了东林用人之际，因此，才几个月就被破格提拔，由职方司主事升为佥事，正六品升为正五品，负责助守山海关。
袁崇焕到山海关之后，立刻就与辽东经略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并非东林党人，而是齐楚浙党，而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是齐楚浙党。
明史中说王象乾“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对王象乾进行丑化。实际并非如此。为何？
王象乾是1546年出生，天启二年也就是1622年，他已经76岁高龄了，明朝官员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怎么还会“冀得以老解职”呢？而且明熹宗实录第23卷明确记载：天启二年六月，“蓟辽总督王象乾引疾请告不允”。已经称病要告老还乡了，是皇上不允，哪里来的“冀以老解职而已”呢？这其实是《明史》的故意误导和偏向东林党人的一种说法。
清朝编写的《明史》很多地方并不可信，尤其是涉及晚明人物的评价。换个角度看，清朝的文字狱是最为残酷暴虐的，尤其是明史，严格禁止私人编写，官修《明史》又在庄廷鑨明史案等一系列文字狱之后，其对明末人物的评价甚至史实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王象乾出身新城王氏世家，是名门望族。祖父王重光是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父亲王之垣也是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赠尚书、太师，两个叔叔也是进士，分别是浙江按察使和开封府知府，到了王象乾这一代，包括他在内，堂兄弟八人皆是进士，都在朝中或地方任官。可以想象，王象乾身后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家族。
王象乾自万历三十六年起就总督蓟辽，治军有方，威震九边。若是没有功绩和能力，朝廷何以会执意启用一个76岁的老人？ 而且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83岁的王象乾还被启用为宣大总督，屡次加封少傅、少师、太子太师，以这样地位和官职，在《明史》中竟然没有列传。而主修明史的张廷玉的二大爷张秉文，不过是山东左布政使，明史也有列传。可见，清朝所修的《明史》很可能是故意回避这个人，回避不了的地方就横加污蔑。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个小故事叫《王司马》，写的就是王象乾，因为王象乾的号就是霁宇：
这个小故事写得很诙谐，说王象乾耍假大刀，芦苇草席三戏蛮夷，卧司马吓跪北人，看起来很有抗日神剧的味道。虽然故事未必真实，但蒲松龄的故事往往有其来源，至少反映了民间对他的基本评价。王象乾绝非昏聩之人、泛泛之辈，而是很有本事的镇边功臣，素有威望。
王在晋也是如此。很多后来的著作都把王在晋说成是无能之辈，其实未必如此。
早在朝廷议论熊廷弼一案时，户科王继昌就提出：“廷弼挂众议者三。以谩骂为气魄，将帅不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辽人，客兵蹂躏辽地，辽人离心，不能成功二。动天下兵，靡财浩费，所过驿骚，叛者淫劫，不能成功三。”所谓将帅不为用，讲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经抚不和。所谓不能用辽人，讲的和后来袁崇焕提出的“用辽人守辽土”是一样的，这也说明袁崇焕的观点并不新鲜。所谓动天下兵，耗费巨大，说的是当时从各地调兵守辽东费用高昂。据统计，平均调一个兵要花费25金，而且“至辽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
当时，朝廷内部基本都接受治辽方略应当“以守为攻，筑城以守”，这也是熊廷弼一贯主张并最早实施的策略。但怎么守？在哪里筑城守？不同派系的人主张并不一致。
袁崇焕和王在晋的矛盾就在于在哪里筑城守。
王在晋主张守山海关。他对形势的分析是：“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象乾也认为：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王象乾和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主要是基于辽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带，守的代价过于高昂，获益却极少。
按孙承宗的做法，募练精兵十万，平均每个士兵年费30两银子，一年的兵饷就需至少300万两。如果算上军粮米豆武器军马盔甲战车器械辎重。一年至少400万白银起。
但明朝的财政收入是很低的，根本不足以常年支撑这么大的消耗。
张居正改革初年，明朝一年财政收入大概只有200万两，东林党拼命反对矿税，实际上明朝的商业税也是非常低的，有人统计，矿税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四年，20年时间所征收的矿税和商税，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千多万两，平均每年不过50多万两。而正是这笔税收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天启初年，东林党全面执政，废了矿税，但当家方知材米贵，不到一年光辽饷就花了200多万两银子。内阁首辅叶向高感慨：神宗皇帝当年大力征收矿税，我们都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收那么多银子干嘛？这几年辽东用兵，才知道辽东战争就是财政的无底洞。
但孙承宗和袁崇焕都认为，要收复辽东，防守就要前置，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构筑一条“关宁锦防线”，修筑宁远等城池堡垒，拓地以守。
但是，这条防线最大的问题就是花费太大，不算军饷，都要花500万两，加上军饷，一年要800万两银子。而且这道防线的最大缺点是，清军一旦绕道，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就成了摆设。
而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长约三十里的边城，靠着高山高龄、重关天险，只需现有的4万精兵即可。王在晋的意见是，当今之计，“不在募兵，而在训练实在之兵；不在添将，而在选择有用之将”。
袁崇焕说服不了王在晋，就直接上书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交给孙承宗定夺。
孙承宗亲赴辽东，与王在晋沟通。两人的对话是历史上经典的一幕。但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明史记载：
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首先，孙承宗奏疏原文的“自己无以应”到了明史里成了王在晋“无以难”。
其次，王在晋的辩驳被删的一干二净，王在晋的理由是：边兵善走。善走就是经常逃跑，一旦逃跑，杀人也拦不住，况且打了败仗，哪里还有人去杀这些逃兵？所以，筑两城就是置之死地而激励将士的必死之气。
这场争论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历史已成定局。但至少王在晋的方案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他的观点是“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所以，在孙承宗和袁崇焕一个劲儿要募兵征兵时，王在晋却是在搞裁军，淘汰冗兵冗员，仅天启二年六月，一次就报请汰兵9171人，裁革冗员200多人，还有家丁杂流，总计一年可以省下四十万两白银的开支。
结果是，孙承宗回京后趁着给皇上讲课之时面奏一本，说王在晋不足任，说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意思是虽然王在晋折子写的不错，也挺能说，但是他没有雄心抱负不大气。的确，像王在晋这种天天算小账的，确实显得不够沉雄博大。
很快，王在晋就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一个闲差。
实际上，王在晋被拿掉是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缠斗几十年的必然结果。双方恩怨已深，东林党全面执政，必然逐步清洗打压齐楚浙党人。历朝历代的党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结局必然是只问派系，不问是非。辽东作为当时政局的核心议题，不可能由不信任的人来主导。孙承宗主动要求出关巡边，就是要么把王在晋拉倒自己这一边，要么就把他踢开。
所以史书记载两人谈了几天几夜，恐怕也未必尽是军事布防。
同一封奏折里，孙承宗还评论了其他辽东官员，说王象乾是“有大臣之概，而晓畅夷情，即眼以老昏而精神尚自矍铄”，这其实是隐约点出了他身体的硬伤。说袁崇焕是“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说辽东巡抚阎鸣泰是“沉雄博大有之，端谨精详亦有之”。然而实际上阎鸣泰怎样呢？一年多后就被撤掉了，到了魏忠贤掌权时，此人攀附魏忠贤，为魏修生祠达七处，拍马屁的话让人听了为之乍舌。崇祯初，附阉党逆案，遣戍死。
自此，孙承宗以辽东经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而自请兼任：“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师。如辽人可用，决不敢以众疑而概弃辽人；西虏可抚，决不以众信而遂凭西虏。”
同时，上奏请调一批亲信随行，鹿善继和王则古管兵马钱粮，杜应芳和孙元化管军器火药筑城，袁崇焕和万有孚分别任宁前兵备佥事和广宁道佥事。孙承宗一并还奏请发帑50万两白银，为抚赏之用，发30万两白银，为练兵之用。上悉从之。
而此前，王在晋上报的方案，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一带修筑30余里长城，共上报经费90万两，而朝廷只发了20万两。
初到辽东，袁崇焕实际上担当了东林党打压齐楚浙党的先锋角色。他与王在晋的冲突，恰恰最后成为，东林党全面控制辽东局势的一个突破口。这当然离不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后援支持。
王在晋辞职一个月后，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找了个理由请辞乞罢，但明熹宗没有批准，而是宽慰勉励他继续干下去。
四、关山万重，谁之荣光？
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孙承宗主事辽东，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经营宁远城。
这几年时间，辽东局势平稳，基本上没有打仗。这倒不并不是因为孙承宗和袁崇焕有多厉害，而是努尔哈赤打下辽阳和沈阳后，先是于1621年定都辽阳，后又在距辽阳城八里处修建一座新城，名为“东京城”，1622年又将都城迁往东京城。到了1625年，又决定迁都沈阳。对努尔哈赤而言，这段时间是一个休整期，主要的心思和精力在巩固已经占领的地盘，同时试图收服东边的朝鲜和西边的蒙古，以及巩固自己的后方。
说起后金定都，当时，辽阳是辽东最大的城市，自战国时期，辽阳就是辽东郡的首府所在地，辽金两代均在此建设了都城，在明朝，辽阳也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由于后金在攻占辽沈之后，对汉族人民采取了残酷的施政手段，当地百姓经常组织起来对后金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抗。有历史记载，一天之内就发生过22人往井里投毒的事件。所以，内部平定更为迫在眉睫。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文龙的牵制。
毛文龙是浙江人，父亲毛伟弃商从儒，母亲沈氏是杭州望族，舅舅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从籍贯上推断，沈光祚很可能是浙党，万历后期，浙党领袖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当时，李成梁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主掌辽事共30余年。万历十九年，李成梁曾被言官弹劾，是沈一贯力荐，才得以在万历二十九年复起辽东。李成梁在辽东势力既广且深，子侄遍据要职，大小将官一半以上都是李成梁的家奴或幕客，以至当时“辽广之人，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毛文龙就是在舅舅沈光祚的推荐下，到了李成梁的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所以，从根源上，毛文龙应属浙党一脉。
但是，毛文龙在李成梁时代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到了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毛文龙才以战功升为都司，袁应泰时期，又以造办火药有功，加游击衔。后金攻打辽阳、沈阳时，毛文龙的家属100多人被后金杀害。所以，毛文龙与后金是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天启元年，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这里的镇江是指今天辽宁的丹东，震动全辽，朝廷破格升毛文龙为副总兵。当时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评论说：“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
毛文龙开镇东江，对辽东局势影响很大，等于在后金政权的背后钉了一个钉子，使得努尔哈赤不敢轻易长驱，因此被誉为“海外长城”。
例如，天启三年，在探知努尔哈赤有攻明意图后，毛文龙从镇江一路进击，搞的后金境内狼烟四起，不得不放弃南下企图。
天启三年到天启五年，毛文龙先后收复金州、旅顺、复州、永宁，一度直捣后金老巢赫图阿拉，取得牛毛寨大捷等战役的胜利，明熹宗也曾赞扬毛文龙；“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
所以，正是有毛文龙的牵制，孙承宗和袁崇焕才能够三年无战事，一心只筑城。
现在有很多人把修筑宁远城的功劳全记在袁崇焕一人身上，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宁远筑城，技术上的功臣是孙元化，主持修建者是祖大寿。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弟子，后来两人也是儿女亲家。徐光启是中国西学第一人，也是所谓“圣教三柱石”之首。在明朝中后期，天主教和西方文明通过澳门传入内地，特别是利玛窦在京城上层游走，影响了一大批明朝高官。连内阁首辅沈一贯、李之藻也都是天主教徒，叶向高也深受影响。孙元化跟随徐光启加入天主教。当时，天主教已经在明朝形成了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关系网。比如两次赴澳门采购西洋火炮的张焘和孙学诗，都是通过徐光启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张焘和孙学诗都是“圣教三柱石”之一李之藻的学生，协助孙元化筑城的韩云、韩霖也都是徐光启的学生。而孙承宗、袁崇焕、甚至叶向高也均与徐光启关系密切。
1622年，徐光启被急召入京，孙元化也随之进入京城，先是上疏《防守京城揭》和《防边关揭》，大力推销西洋筑城术和火炮守城术。后来又参加科举考试，但不幸落第。好在徐光启把他直接推荐给孙承宗，授以经略衙门赞画军需一职，孙元化得以进入兵部。孙承宗原来打算请他做幕僚，但孙元化执意前往前线。
孙元化其实是徐光启军事变革思想的执行者。
在萨尔浒战役后，徐光启就提出要使用欧洲更为先进的筑城方法，打造“万年敌台”，将旧制敌台改造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内置大炮，就是防御上所谓的“棱堡式防御体系”，即“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同为天主教徒的李之藻也提出“制胜务须西铳疏”，主张从澳门调集西铳和铳师，传习炮术。
明朝军队对火器的使用并不陌生，据说戚继光之所以所向无敌，就是因为手下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火枪兵。孙元化所接触的西学军事知识更为先进，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西法神机》。
袁崇焕筑城宁远，技术上主要得益于孙元化。孙元化虽然在开始时意气风发，但很快就与孙承宗意见不合。他主张辽东布防应“先修实备，后勤远略”，但孙承宗却“专征布置广远”。因此，孙元化不久后离开孙承宗，回到兵部，负责引进西方火器，并监督训练。
后来，在袁崇焕成名之战宁远大捷中，发挥威力的正是按孙元化的办法布置的十一门大炮，其中威力最强的，就是李之藻派张焘从澳门第一次购买的四门大炮之一。天启六年，此炮还因功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实际上，天启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张焘第二次从澳门购买了25门大炮，并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随行。但由于李之藻随后在斗争中被免职，朝廷找了个借口，又把这些西洋炮师送回澳门去了。
孙承宗经略辽东，数年间，趁着后金无暇南下，陆陆续续在辽西走廊修建了较为完整“关宁锦防线”。但是，另一方面，孙承宗花的钱实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战功，朝中受东林党排挤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对独立的官员，便开始上疏。
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称：
方有度还是东林党一员，但看到辽东这么个花钱法，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
天启三年九月，刑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言：
所谓豊财，非求财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国家各边军有定制，饷有定额，即如辽东一镇，旧额兵九万四千有奇，岁饷不过四十馀万，今关门之兵亦止十馀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內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旧兵饷薄而新兵饷厚，故旧兵亦逃而窜入于新兵之内，甚至新兵日增而旧额如故，...议者曰军饷不维当汰兵以就饷，与其汰兵不如汰将，各边将原有定额，...若合天下而讲求之，亦有可得而言者。高皇帝时天下文官五千四百有奇，军职二万八千有奇。神宗朝文官增至一万六千馀矣，军职增至八万一千馀矣。今日又不知增几倍，不闻所以安天下定太平者，较高皇帝时何若？
辽饷压垮财政，朝廷只能往下摊派，而地方官员雁过拔毛，故民益困苦。天启三年十月，查勘兵饷的钦差勘奏原登莱巡抚陶朗先，贪污饷银40万余两。朝廷的摊派成了地方官员发财的机会，往往是“半饱士腹、半落奸囊”。
天启四年秋，东林党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已趋白热化。工部郎中万燝，因为批魏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被廷杖100下，活活打死。御史林汝翥、中书舍人汪文言亦遭廷杖、削籍。七月，叶向高引退回籍，临走前给皇上辞疏一本：
藎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葑菲之採。昔有至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為之灑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恩三朝，至隆至渥，無可養酬，今歸伏田里，遠隔天顏，永無杼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一吐於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稱以瀆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於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祖宗臣民之所系屬也，其關系何如？養身之道，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奏煩多，致干聖怒雷霆屢震，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於旬日之間。萬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複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皇上當多難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聖意。若有論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
至於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卻一人。如必至憤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於悠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於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於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為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僅見，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馮夷之窟，山東地方複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複陳請，誠得早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國家財力半竭於邊疆，往臣在政府，封疆無儆計，臣猶蹙額攢眉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複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止於脫巾鼓噪而已者。皇上為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皇上計，萬不可不急圖也。
三代以來，天子親衛之兵，皆列於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健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於外廷。古稱軍容不入國，況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皇上既許謁陵，後罷之臣何敢複言？但謁陵之期，遠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操閱，候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而實則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系於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為，恐負誤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為一身，群臣亦皆以皇上為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痾癢，無不相通，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為耳。西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制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拮據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效一籌，私心所憂，內甚於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从这封奏疏来看，叶向高主要还是劝诫天启帝要善待文臣，避免内廷宦官与外朝文臣的恶斗，内忧大于外患，同时指出明朝财政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所提的许多建议，恰恰是天启帝的意愿是相悖的。
同时，朝中也有人参劾孙承宗部下马世龙贪污军饷。对此，孙承宗在奏折中说：臣愿用袁崇焕刘诏之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诵经之孱瞻；臣愿用博大强毅之马世龙、少年英锐之尤世禄王世钦，不愿用孰愞通脱之奸猾。
应当说，孙承宗启用的将领，绝大多数是有为之人，像尤世禄、马世龙、王世钦都是一流战将，袁崇焕、孙元化、茅元仪、鹿善继也都是后来为大明立下卓著功勋的人。但是，在朝廷大局发生极大变动之下，孙承宗面临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十分危急。
继叶向高之后，天启四年十月，左都御史高攀龙罢，吏部尚书赵南星乞休，许之，大学士韩爌乞休，许之，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革职削籍。
所以，天启五年正月，孙承宗亦乞骸骨归，但明熹宗依然温旨慰留。但这一时期，据《明熹宗实录》所载，出现了大量的官员调动。
孙承宗不是没有看到危险，他在一份奏折中说：每念臣入阁有七人，而去者故者六人矣。其在地方则三总督、十巡抚、二十余道臣，相继以去矣。感叹自己是“冒以病身为天下塞责”。但对他的感叹，明熹宗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批复：知卿已出视事，朕心嘉悦，还须振起精神，鼓舞将士，矢图恢复，早奏成功。
这其实是在催他打仗了。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孙承宗力荐的山海总兵马世龙发起柳河之役，误信情报，损兵折将，造成溃败，死伤四百多人。
柳河之役让明熹宗极为不满，浙党和阉党也找到了最好的借口，不仅攻击马世龙，也将矛头指向孙承宗。不久，孙承宗亦去职，代替孙承宗的是军中朝中口碑甚佳的高第。明熹宗亲赐蟒衣玉带，令其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
孙承宗的去职也是东林党政治斗争失败的必然。袁崇焕看到东林党人频遭贬斥迫害，义愤填膺，恨不得自己也名列《东林点将录》的名单之中。他写了一首诗，叫《东林党人榜中无名书此志感》：
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
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
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
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这首诗足以说明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
高第上任后，全盘否定孙承宗的策略，而采用王在晋以守山海关为主的战略，下令将孙承宗调到关外的主力，调回山海关。
这样一来，宁远城就成为一座孤城，暴露在后金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