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爷拓荒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唐·王之涣·《登鹳雀楼》

 

今天用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开场。结尾的时候讲一下为什么用这首诗。

 

老规矩，先来一段“开篇”。

 

宅着比较闷，就挑喜剧看，逗自己乐。有一种喜剧，编剧导演都没把戏当喜剧拍，却给吃瓜群众当喜剧看待。因为这种作者和读者之间巨大的差别，也被称为“神剧”。抗日战争主题的影视作品里，由于某些编导缺乏经验，硬生生把好戏拍成神剧。网上可以搜到的神剧台词很多，这里只引一句：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抗了七年了，咱们再坚持一年就胜利了。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领导太需要了，现在哪位领导告诉我宅家令啥时候取消、疫情啥时候结束、全球啥时候恢复“正常”、奥运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我们就太感谢了。

 

事实上，我们遇到更多的领导都像投资理财顾问一样，说，我手里没有水晶球，过往业绩不一定重现，你的十块钱要分配在各种篮子里，以免一个篮子翻了，蛋都砸了。这种人话我没有投资理财经验的人也会说，我心里是多么期待神剧里的领导现在下凡啊！

 

回到正题，讲施爷是如何一尊大神、又是如何开荒的。

 

大凡见老外有个汉语音译的姓，以“施”开头的，十有八九是德裔，就是德语Sch开头的那批人。大凡见老中姓“施”的，说您祖上姓“方”，方孝孺被灭九族，逃脱的改姓“方人也”，就是“施”，十有一二会夸你明史通。

 

今天讲的是老外，跟方孝孺唯一相似的是祖上也风光过，算个没落贵族，在现在德国西南角落有个Schrammberg，施拉姆堡，古德语的意思是“受伤的山”，那里的人就姓“施拉姆”。Sch的组合只发“施”音，不发“施克”音（比如在英语单词School里），在英语里几乎没有，所以移民美国后，人民群众一听，就知道“施”家祖上是德国人。

 

这里要讲的“施爷”全名叫Wilbur Lang Schramm (August 5, 1907 – December 27, 1987)，中国教科书里称呼他“施拉姆”，我喜欢叫他“施爷”，一方面避免了复杂的德语发音，一方面，他配得用“爷”来称呼，这里“爷”的语音语调必须用老北京的，有一股气势在，有一种气场在，比如在电影《老炮儿》里就有发这“爷”的声音表示有气场。所以咱一路往下，不管他是1岁还是80岁，都称“施爷”。

 

施爷出生在俄亥俄州，他爸爸老施因为自己这德国姓，在俄亥俄这样的地方特别不受待见，开的律师事务所生意因此不咋滴，所以躲家里拉拉小提琴，妻子弹弹钢琴，和现在宅家的一些同志们一样，自娱自乐。施爷期期艾艾天生口吃、而且一辈子没有改掉结巴的毛病（千万不要问我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教别人口才的老师），所以就挑了笛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宅。

 

施爷读书特别好，高中毕业就是优秀毕业生，得上主席台演讲的那款。施爷就上了主席台，掏出笛子，把他的心意用笛声吹了出来，技惊四座，不是笛子吹得好，而是避羞有术。当然，正应了中国俗话：吹的比说的好听。

 

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哈佛是不会忽略的，施爷轻松拿下哈佛硕士学位，顺便在波士顿找了份给报纸撰稿的工作。

 

1930年，施爷离开波士顿，去爱荷华，主要是爱荷华市有最好的口吃诊所。施爷已经27岁了，哈佛毕业的，《非诚勿扰》上应该爆灯的，但是口吃影响找对象。口吃没有看好（施爷一生结巴），一不小心在爱荷华大学又拿了个博士学位。

 

说到施爷的博士学位，要扯出去一段。

 

他的博士论文是谈朗费罗的史诗《海华沙之歌》。这朗费罗是美国的杜甫、白居易加苏东坡。英文名字拼法是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有些汉语翻译，把人家姓名的“神韵”都翻没了，朗费罗其实就是“高个子”，或者用苏州话“长（?á?）子”的意思，但是说到美国大诗人，朗费罗这名号太响了，现在如果俺主张称呼他“高亨利”，别人都不知道我在说啥。好比“翡冷翠”是比“佛罗伦萨”好一百倍的音译，但是现在大家都管这地方叫“佛罗伦萨”了。徐志摩翻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有幸被采纳，是个音意俱佳的翻译。这“高个子”姓氏是五月花号最早移民到新英格兰的家族之一。所以到朗费罗这代，很有些历史了。但是朗费罗要创造美国历史。他的贡献是独创了美国的诗歌风格、体裁和题材：带扬抑格的浪漫史诗。带扬抑格，所以他是美国杜甫。浪漫，所以他是美国苏东坡。史诗，所以他是美国白居易。

 

根据宇文所安表扬杜甫的说法，杜先生是汉语诗人中第一个把七言律诗彻底发展成为成熟而独立的诗歌体裁的。宇文老师说：杜先生之前，七言是“三言+兮+三言”的节拍，律诗是啰啰嗦嗦拼凑出来的散文，多半用来应酬。杜先生一个人把“荒芜的七言院落打理成美丽的花园”，并且让七言律诗真正成为四言古风、五言绝句、长短歌行体和汉赋都无法替代的独立的诗歌体裁，也就是说七言开始有自己的特点、自己擅长表达的事物与心情，再也不是五言加两个字了。所以宇文老师表扬杜先生独立开发、开创的功不可没，比承袭原有体裁、在诗歌发展上没有创新的李白先生要高一头。爱李白的粉丝当然把砖头都砸向宇文老师在哈佛的办公室了。

 

同样在哈佛的高亨利（朗费罗）先生为了把才独立不久的美国在诗歌上也独立于欧洲，偏偏去找了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芬兰语当老师。芬兰语所有重音都在第一音节，所以他们的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一路到底都是“重轻重轻”四步节奏，与英语诗歌里习惯的“轻重轻重”抑扬格正好相反。其实英语第一音节弱读、第二音节强读的单词比例比较高，比较合适抑扬格。朗费罗为了探索扬抑格，只能多用单音节英语词，用语调的扬抑来表达。这就是赵元任先生说的“声、音、腔、调”四元素的道理，现在教西人汉语的，大部分只教“（四）声”，但是西人“腔、调”不对，说出来的还是“洋腔洋调”。印度人的英语，就算发音正确，腔调如果不对，听着就是那个累啊！同样，拿汉语四声加在英语上，读出来的英语也是“汉腔汉调”，有的航空公司播音小姐的英语就是这个味儿，把说英语的乘客听得一愣一愣的。

 

因为扭成扬抑格，多用单音节英语词汇了，朗费罗找灵感一路找到明尼苏达州的原住民那里。李方桂先生主张北美原住民的语言和汉语有亲缘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单音节、带声调、重音在前的扬抑格。所以，朗费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节奏！再一听他们的民间传说，他就打定主意写史诗了。陈寅恪先生最爱写史诗的诗人，比如白居易，因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实要看，白居易先生创作的大部分是现实主义的诗，连琵琶女是京城那个教坊里流落出来的伎女陈寅恪先生都可以从白居易的诗里考出来。朗费罗先生的创作多半是浪漫主义的诗，浪漫主义的诗可不能当史料来看。比如《伊伐吉琳》（Evangeline），就是朗费罗先生道听途说根据老阿人民苦难深重的悲催历史浪漫创作出来的史诗，伊伐吉琳（Evangeline）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见拙作《桃花源侧记之五》）。但是朗费罗先生还是可以称为美国白居易，因为他们俩创作得实在太多了，朗费罗为了专心写诗，把哈佛大学的工作都辞了。当然，他盛名在外，辞职不影响他在牛津、剑桥获得荣誉博士学位，也不影响他成为第一个美国诗人进入新西敏大教堂，有半身塑像和牛顿他们共享尊荣。

 

朗费罗先生爱情真挚，但是克妻，两任贤妻都早他而去。悼亡诗就是他和苏东坡先生的交集了。先看苏东坡悼念亡妻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再看朗费罗的 The Cross of Snow 《雪十字》，教渔书屋试译

 

In the long, sleepless watches of the night,

A gentle face--the face of one long dead 长夜无眠，音容宛在，

Looks at me from the wall, where round its head

The night-lamp casts a halo of pale light. 青灯兀垣忽还乡

Here in this room she died, and soul more white

Never through martyrdom of fire was led 伤心地，断魂处，似有圣光亮

To its repose; nor can in books be read

The legend of a life more benedight. 纵千言万卷，难叙娟品丽质。

There is a mountain in the distant West

That, sun-defying, in its deep ravines

Displays a cross of snow upon its side.

Such is the cross I wear upon my breast 西峰幽谷，残雪映朝阳，熠熠现十架，相顾吾胸膛

These eighteen years, through all the changing scenes

And seasons, changeless since the day she died. 二九生死两茫茫，沧海桑田，春去秋来，十架永恒泪千行。

 

为什么说这么多朗费罗呢？因为施爷一生受他的影响，特别是朗费罗在美国诗歌文化荒原上开了荒，施爷在美国社会科学荒原上也开了荒。

 

扯回正题。1935年，28岁的施爷得了博士学位，就继续留在爱荷华大学当助理教授，1939年升副教授，1941年升正教授，速度相当地快。施爷教英语，主要是写作，重点是创作，就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文学方向、创作班。施爷创立了爱荷华州第一个“作家协会”，自己的短篇小说也得了欧·亨利奖。要是日本鬼子不空袭珍珠港，施爷恐怕要在作协混一辈子了。

 

1941年圣诞节前夕，美日宣战，施爷笔头快啊，被招到华盛顿特区美国战时情报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当宣传干事去了，他的主要工作是替罗斯福总统写发言稿，用古代汉语说是“捉刀”，现代汉语说是：笔杆子。给总统写稿子，就不是写小说了，写了15个月，施爷事业生涯从此剧变。

 

1943年，施爷回到大学里，但是再也不想教作家班了，就去了爱荷华大学的新闻系当主任。但是新闻系也不是他的心头好，系主任的官帽也不能满足施爷的理想。1947年，施爷的哥们George Stoddard刚刚当伊利诺伊大学校长没几个月，立马招施爷去伊大加盟，想干啥，施爷说了算。施爷立马成立了“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及“大众传播”(mass media)硕士课程，都是当时匪夷所思的名称。

 

这乔治校长，也是有来头的，首先是施爷爱荷华大学的师兄，大施爷十岁的乔治一直罩着他。其次，乔治是儿童心理学家，爱搞智商测试和教育改革的。美国占领东京后，乔治被叫去给皇太子找老师、安排课程。乔治从日本回美国，就被安排到伊大当校长。伊大面临的是退伍军人潮和伊州经济大开发，所以乔治有钱有权，想干嘛就干嘛。这不，把师弟找来一起干大事了。

 

现在中国孩子考取伊大，觉得特别幸运，其实1947年的伊大，就是个实验，做好了，继续，做不好，关门。乔治校长的实验就是办新学科、搞跨学科教育，后来搞到自己被校董事会解雇为止（听着耳熟？记住陈寅恪先生的话：读史早知今日事）。

 

1947年的美国，百废待兴。学术界有新闻系和语言系，但是没有传播系。施爷开创传播专业，要是没有乔治校长的撑腰，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创立的。曾经是总统笔杆子的施爷是天才写手，一方面写了不少关于系科和学科建设的报告，争取到了不少来自大学和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招了不少学者来出学术论文集，论证“传播”是个学问，“传播学”是个学科，而且是高于新闻或语言的“现代”学问。施爷一夜间集结人马，出了不少论文集，很多1948年的出版物，成为今天传播学的奠基作品、经典作品。施爷说服人的本事本身就是传播学的经典例子，他可以说服比他年纪、学历、地位都要高的学者，从哥伦比亚大学等比伊大要高的大学来帮他搭台唱戏。施爷看问题的眼光要比普通人高，他早就认识到传播学是综合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等学科的“跨学科”或者“综合性”的学科。所以他请到“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专家各式各样。

 

施爷一通忙活，靠乔治校长撑腰，基本上把美国第一个像模像样的传播专业（注意不是系）办了起来。但是，他自己，除了给论文集、教材写前言、后记，没有像模像样的文章，没有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这是做学问的大忌。1951年，他深入朝鲜战场，调查战俘和难民，看怎样的“战争宣传”才能打动他们，年底出了书，虽然还是合著，但是开始了他自己的学术建设。这和他被招到华盛顿特区美国战时情报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当宣传干事的经历有承前启后的连带关系。现在回顾传播学发展历程，很清晰的看见传播学最早就是“战争”催生的“战争传播”，后来发展到“冷战”时激发的“意识形态论战传播”，再后来才发展到“国际教育”、“国际商务”、“国际发展”三大块传播研究领域。施爷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轨迹，也是这样引导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施爷在中国传播学颇有盛名，但是他去朝鲜战场的事很少提及，毕竟他那个时候在阵地的另一面。

 

1953年，乔治校长被解聘，施爷立马考虑跳槽，1954年休了一年“科研假”，到处找地方，1955年去了斯坦福大学，并且一呆就是18年，直到1973年他被迫退休（美国那时候规定到65岁必须退休）。退休后，施爷廉颇未老、壮志未尽，坐飞机去夏威夷，旁边正好是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心里正愁着要找接班人。施爷说服人的本事，是总统都要请的笔杆子，飞机还没有降落，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就传给了他。但是施爷没有太适应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职位，任期未满，就从主任位置上退了下来，后来又提早“退休”。1987年，施爷80岁，病故于珍珠港，就是那个把他从作家变成传播学大拿的珍珠港。也算宿命。施爷一生口吃，除了学术上舞文弄墨、呼朋唤友，私人生活超级保密，至今大家对他的婚姻和家庭不甚了了。1987年，同样在夏威夷，李方桂先生也病故了。

 

施爷在斯坦福的18年，一共写了500万字的文章，是他学术生涯的顶峰，是江湖共奉他为“爷”的黄金时代。如果说伊大岁月，大伙儿还嫌他靠乔治校长的荫蔽，斯坦福的岁月，施爷就是个独立的爷。他在斯坦福培养的博士，成为美国各大高校传播学系的元老，现在好些都退休了。如果把施爷硬是把传播学“无中生有”变成一个“显学”的过程描述成“开荒”，那么爱荷华是打造农具的地方，华府美国战时情报局是获得“荒地”位置的地方，伊大是规划开荒的沙盘，斯坦福则带来荒地变良田收获的喜悦，夏威夷是面对荒地变成“熟地”而不知道下一片荒地所在的落寞和余晖了。

 

1955年的斯坦福大学，正在从一个地方小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是加拿大人Wallace Sterling，多伦多大学本科、阿尔伯塔大学硕士、斯坦福大学博士，留校后当了20年校长（1949-1968），终于把斯坦福变成财务上不亏损、名气上国际一流的大学。所以就读多大和阿大的，别觉得加拿大的大学就矮人一头，更别觉得斯坦福、伊大仿佛生出来就是国际一流的。

 

施爷到斯坦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了，一心搞研究，每天码字，终于在1973年退休的时候出版了他的大作：《人、信息和媒体》。英语正好是3个M：Men, Messages, and Media。后来女权主义把题目变成Men and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多了一个W。幸好中文书名依然可以是“人”，不必翻译成“男人、女人”。但是中文里不能体现3个M。

 

为什么要3M联系起来研究呢？施爷说：

 

When we study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we study people – relating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ir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influencing one another; being influenced; informing and being informed; teaching and being taught; entertaining and being entertained. To understand human communication we must understand how people related to one another. (1973, p.2)

 

试译如下：当我们研究传播的时候，我们就是研究人：人和人、人群和人群、组织间、社会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怎样互相影响的，怎样互相知会的，怎样互相学习的，怎样互相取悦的。要明白传播，就一定要明白人们是如何互相连结的。

 

施爷综合他在二战和韩战观察、体验的实际经验，认为“人”既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乃至全球的人（比如避疫的你，既是宅着的个体，又是可以发生蝴蝶效应的全球公民）；“信息”有两个使命：知会和说服，每条信息含的成分不同，有的重知会，比如天气预报，有的重说服，比如请你去打疫苗。“媒体”有偏被动的和主动的，在施爷的岁月里，书偏被动，您不拿起来看，就基本沉默；报纸、广播、电视都是施爷眼里主动的媒体，他也昵称它们为“大众媒体”，这些都是主动冲到你的耳朵、眼睛里来的，铺天盖地，而且你不读报纸，办公室里都没人缘。施爷经常被误认为是大众媒体学者，其实他关门弟子Emile G. McAnany说，施爷视野之广，涉猎之多，非“大众媒体”可以覆盖，比如他和工程系一起搞远程电化教学（网课雏形）研究、和教育系一起研究儿童多看电视的情况、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发展中国家媒体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等等。McAnany强调，施爷这3M，是以人为本，考察信息的功能和媒体的角色。这也是施爷创立的传播学纲领。

 

施爷这3M和对每一M的细分，是他独步天下的绝活，也是八十年（1940-2020）来传播学的精髓，同时也是他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落寞的原因。这样的模型，太美国了，太冷战了，太“经典”了。在很多别的文化里，3M没有惊艳之处，四大文明早就玩透了，所以不觉得有新意。在冷战过后，“大众媒体”渐渐变成“被动媒体”，今天互联网的互动和自媒体是施爷做梦都没想出来的。施爷当初打破新闻系、语言系的壁垒，导致现在世界上好多大学先前教新闻的、教语言的，都改名儿叫“传媒系“或”传媒学院”了，但是施爷3M模型一出来，变成“经典”，开始固步自封，传播学的发展陷入过于成熟，炒来炒去就是这几个菜，荒地有荒地的野蛮劲儿，熟地有熟地的惰性。今天的传播学研究，开始离人们自身经验太远，开始解释不了今天的生活，开始变成书斋里的闭门造车。

 

话说回来，施爷完美地完成了他开荒的使命，他不必对今天的僵局负责，今天的僵局要打破，如同当初打破新闻系、语言系熟地一样，需要今天的学者去打破、去开拓、去耕耘、同时告诫自己若干年后会陷入过于成熟。

 

回到开头，我们没有神剧的本事，预知抗战是八年，避疫是几个月或者几年，哪个学科从哪里开始到哪里过于成熟，但是我们要有杜甫、朗费罗、施爷的开拓精神，三位都是“更上一层楼”，都是看得很远，同时都是执着、勤劳地把自己想耕耘的“荒园”“荒地”好好收拾清楚了，成为一代宗师。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就是“凌了绝顶”后，“一览众山小”。

 

为什么现在纪念施爷呢？直接的原因是看见现在回应疫情做的很多研究，包括传播学，铺天盖地，很多都是短平快的快餐，而不是学科建设的深耕，都是在楼下，而不是可以有千里目的楼上。如此浮躁短视，也是学术商业化、政治化、功利化的悲剧。

 

其实避疫宅家，从平常舟车劳顿上下班里省了很多时间，是很合适安静读书写作的。传播学还有很多可以结合别的学科开拓的新领域，不必谁都跟个病毒走，否则等病毒没了，自己都不知道该干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