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去钓鱼可以追溯到五六岁的时候。
离我家走几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塘里鱼很多。每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总是有很多人坐在塘旁边钓鱼。到了春天下大雨的时候,大量的雨水从水沟涌入池塘,池塘的排水沟也被灌得满满的,很多鱼从塘里往外跑,每次都会吸引附近很多人去抓鱼。有人拉着小渔网,有人提着鱼篓,也有人干脆光着膀子跳到水里摸鱼,抓鱼的方法五花八门,大家各显神通。
我稍微长大一点以后,每逢大雨,我都会头戴斗笠,手拿挑泥巴用的大撮箕,到水沟去拦鱼。每次都要忙上几个小时,运气好时也能捞上几条小鱼,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大雨把我全身淋得透湿。母亲每次看到我这个样子都非常头痛,但又管不住我,儿子一眨眼就跑没影了。久而久之,她也不再管我了。
这种充满诱惑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寒冬来临。
到了盛夏,天气酷热,池塘水浅,鱼难以适应高温,还容易感染热病。我们那里的人管这叫“鱼翻塘”。清晨时,池塘里漂浮着许多因高温致死的大大小小的鱼,还有许多生命力顽强的大鱼浮上水面,张着大嘴不停地吸气。这种现象一般每年都会发生一次。
这时,附近的居民都会赶来看热闹。每当鱼游到塘边,总有人迅速跑过去将鱼捞起,赶紧溜走。等生产队的农民得知消息,便纷纷赶到鱼塘,阻止人们下塘捞鱼。
我家住在池塘附近,步行三五分钟就能到。每次“鱼翻塘”时,我也总喜欢去凑热闹。小时候,母亲总爱津津乐道地谈起外公清晨捞鱼的往事。外公对“鱼翻塘”的现象非常熟悉,再加上他家后院出门就是池塘边。天刚蒙蒙亮时,他便带着一根长竹竿,到塘里捞几条鱼回家。如果收获不错,还会送我们一两条。
我们街坊住着很多小孩,几乎没有小孩上幼儿园。有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男孩,大家都叫他比牛皮。他能说会道,讲起话来神乎其神。他和弟弟总是带着附近许多小孩一起玩,有时我也跟在他们兄弟俩后面。
有一天,比牛皮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邮局旁边的大树上有一种绿色的虫子,把它的肠子泡在酸水中,很快就能变成钓鱼丝。那时我才五岁多,竟然真的相信了这个大哥哥的话。
一天,我突发奇想,想到池塘边钓鱼,但又没有钓鱼丝。我想起比牛皮大哥说的青虫肠子可以做鱼丝的方法。于是,我来到邮局旁的大树下,抬头一看,树上爬满了那种又圆又粗的青色虫子,足有三寸长。我爬上树,抓了十几条虫子放进口袋里,带回外婆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外婆的酸水坛里舀了一碗酸水放在案板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大虫子,用刀子剖开肚子,取出里面白色的肠子,泡进酸水碗里,就这样整整弄了大半碗。
我静静地等着,盼望着酸水碗中的肠子变成钓鱼丝。等了很久,奇迹并没有发生。
后来,母亲知道我和比牛皮兄弟一起玩,坚决不让我再跟他们来往。她说比牛皮的母亲特别坏,在1958年大跃进时,曾几次带着街道干部到我们家,把一些铜铁制品,比如火盆、烧水壶等家用品都搬走,用于政府大炼钢铁。
每年临近春天时,我们便开始忙着准备钓鱼工具。我们的几个叔叔都住在农村,家里有很多竹子。我们经常去他们家要几根大小合适的竹子。回家后,搬出菜刀和锯子,小心翼翼地把弯曲的竹子修整干净。我们在地上架起煤油灯,开始“弹竹”,也就是在煤油灯上加热竹子,待其变软后拉直。
我们自制的钓鱼杆大多是两节的,长达五六米。我哥哥的钓鱼杆甚至有三节,伸展开来更长。我们的钓鱼杆也非常讲究,总是刨得光滑干净,再用砂纸仔细打磨,不仅减轻重量,看起来也很漂亮。
钓鱼的人对浮漂也很讲究。刚开始钓鱼时,我们最初是从家里的扫帚上剪下一节芒草杆,挂在钓鱼线上。有时候,母亲看到好端端的扫帚被剪掉几节,总是气得直唠叨。那时候,一个扫帚要20分钱,也算不便宜,而我父亲每天的工资还不到一块钱,难怪母亲生气。
后来,我们发现芦苇杆做成的浮漂既好用又漂亮。每次在农村钓鱼,看到路边长得又高又大的芦苇,我们总会停下来,折几根带回家。从此,我们再也不去剪家里的扫帚了。
上小学后,正好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工闹革命,各级政府机关闹革命更是热闹非凡,纠出了大量“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我父亲也被扣上了两顶政治大帽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手工业资本家”。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钓鱼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天气晴朗时,附近的鱼塘总是围满了人。很多时候,下午不上学,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总是带着钓鱼杆到不同的地方去钓鱼,过得十分悠闲。
哥哥特别擅长钓鱼,每次他钓到的鱼都是我的两到三倍。他钓鱼时非常专注,钓鲫鱼时,可以坐在塘边一动不动,静静地盯着远处的浮漂,不时轻轻地调整浮漂的位置。他的运气似乎总是很好,钓得比我多得多。而我,总是忍不住跑过去看看、问问;有时则借机向他要点蚯蚓或面粉。他却总是挥挥手,让我赶紧离开,自己专心钓鱼。
我们一起钓鱼的情景,很像小时候语文课本里的《小猫钓鱼》故事。我就像故事里的小猫,一会儿起身去抓蜻蜓,一会儿东张西望,完全不专心。
钓鱼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有时,我们会到离小镇很远的农村去钓鱼。通常吃完早饭,七八点钟就出发,一直钓到下午三四点才回家。除了钓鱼竿、诱饵和装鱼用的小背篓之外,什么也没有。整整五六个小时不喝水,也没有任何东西吃,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更是难熬。
不过,钓鱼也是我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它让我对周围农村的环境变得非常熟悉。小城周围十几里的地方,哪里有池塘、水库、溪流,哪条河水深浅如何,哪里鱼多,我们都一清二楚。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钓鱼,是我和哥哥走了二十多里路,来到一条偏远的溪流边。那里水流缓慢,环境幽静,几乎没人来钓鱼。哥哥在那里钓到几条一斤多重的大鲫鱼。他每次钓到大鱼时,总是兴奋得张大嘴巴哈哈大笑,嘴里不停地喊着:“老鲫板!老鲫板!”
有一天,一个来自长沙的年轻人来到我们附近的池塘钓鱼。他的鱼竿十分精良,不仅又长又轻,而且有四五节,可以伸展到塘中央七八米远的地方。那天池塘边的钓鱼人特别多,可大家几乎都没什么收获,唯独那个年轻人,一条接一条地钓上鱼。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桶里便装满了大半桶鲫鱼。
他使用的诱饵和钓法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他不仅用了白色的诱饵,还时不时地往水中撒入一把香料。大家好奇地打听,才知道那白色的诱饵原来是揉熟的面粉团,而香料则是不同的豆粉和芝麻粉混合而成。从此以后,这种新方法在我们钓鱼的伙伴中迅速传开,让我们的钓鱼收获大大提高。
有时候下大雨,河水暴涨,我们就会到河边去钓甲鱼。每人带上两三根钓鱼竿,绑上又粗又长的钓鱼线,挂上大蚯蚓的鱼钩,然后把它抛入湍急的河流中,再把鱼竿牢牢插在河岸上。每当看到鱼竿不停抖动,我们便赶忙跑过去,顺势猛地往后一拉。
甲鱼非常难钓。有时候,一旦甲鱼上钩,就必须迅速收线,不能停顿,否则甲鱼很可能咬断鱼线或挣脱逃跑。等甲鱼被拖上岸后,要立刻跑过去用脚踩住它,防止它逃走,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小钳子将鱼钩从它嘴里取下。这整个过程既紧张又刺激,难怪许多人一旦爱上钓鱼,便很难戒掉。
不过,钓到甲鱼并不容易,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白忙一场。但有一次,我哥哥幸运地钓到了一只很大的甲鱼。母亲高兴极了,立刻烧了一大碗甲鱼汤,还让我把刚煮好的汤送去给被造反派关押在单位许久的父亲。当父亲喝下母亲亲手煮的鲜美甲鱼汤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停地说:“真好吃!真好吃!”那一刻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我们到农民的池塘里钓鱼,一般只钓一些小鲫鱼和游鱼,而鲤鱼、草鱼等大鱼是禁止垂钓的,因为这些鱼是农民自己花钱买鱼苗喂养的。即使钓到了,也必须放回池塘。不过,也有人钓到大鱼后,偷偷带回家。我和哥哥一向胆子小,老实规矩,从来不敢这样做。
但有一次,我们和好朋友毛毛及他的哥哥一起去钓鱼,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上午,我们在县农场的一个小池塘钓鱼。池塘水很深,鱼很多。刚到不久,坐在旁边的毛毛的哥哥便钓到了一条足有两斤重的大鲤鱼。毛毛赶忙跑过去帮忙,他们兄弟俩合力将鲤鱼拉上岸。毛毛抬头四下张望,确认周围没人后,竟挥起拳头狠狠砸向鲤鱼的头部,又用手指掐住鱼眼。只见那条大鲤鱼挣扎了几下,便渐渐不动了。看到这一幕,我震惊得说不出话,简直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正巧从池塘边路过,看到他们打鱼,立刻小声喊道:“他们在偷鱼!”随后,他转身离开。不一会儿,只见那小孩带着几个人朝这边走来。毛毛兄弟俩见状,赶紧朝我们喊:“快跑快跑,来人了!分开跑!”听到喊声,我和哥哥立刻收起钓竿,哥哥拉着我朝左边的河岸跑去,而毛毛兄弟俩则往另一个方向逃窜。
我拼命跟在哥哥身后,沿着田间小路狂奔,一路上紧张得连头都不敢回。我们跑了大约十分钟,终于抵达河边。回头望去,发现没人追来,我才松了一口气。喘着气问哥哥:“怎么办?”哥哥看了看河水,说:“我们从这里游过去!”幸好我们兄弟俩都会游泳,很快便顺利游到对岸的沙滩上,总算安全了。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农场钓鱼,生怕被人认出来。
自从我们兄弟俩开始钓鱼后,家里几乎顿顿都有鱼吃。然而,母亲并不喜欢我们钓鱼。她觉得我们整天在外游玩,不帮家里干活,甚至钓完鱼回家后,就随手把鱼丢在厨房里不管,最后还得由她来清理。
有几次,我们钓的鱼太多了,吃不完,母亲便让哥哥清晨带到市场去卖。然而,小城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出门就是熟人,哥哥不好意思当众卖鱼。母亲转而让我去,我倒是没那么害羞。于是,我把鱼装进一个大脸盆里,提上小秤,天刚亮就带到市场上去。不一会儿,鱼便被买光了。
上了中学后,我们兄弟俩迷上了体育运动,钓鱼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多也只是周末在附近玩玩。尽管如此,童年时的钓鱼经历,依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些愉快的时光,不仅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让我们对农村周围的环境更加熟悉。长大后,每当我和哥哥聊天,常常会回忆起那些年一起钓鱼的日子,依旧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