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九十年祭

        人性历史观和非人性历史观

——九一八事变九十年祭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向沈阳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史称九一八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的历史观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

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不同阶级的人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可能会引发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中国大陆官修史书将中国历朝历代的所有农民起义以及由此发生的改朝换代都认定为社会的进步，而这些农民起义生灵涂炭地惨烈程度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显然不是对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

中国大陆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苏联情结”。当然，对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之一，对中共建政之初的主要援助国家，中国人有一些“苏联情结”，也在情理之中。可中国大陆对沙俄在近代中国的侵略罪行强盗行径却又似乎过于宽容过于健忘了。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急于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一直在积极向外寻求真理。日本和俄罗斯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历史走向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曾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学等一大批栋梁之才都曾到日本留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增强，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日益显露，另外，中国人对日本一直有着浓厚的“天朝情结”，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既“赶不上”又“瞧不上”，也就基本丧失了向日本“寻求真理”的可能性了。

沙俄是在近代中国获得实际利益最多最大的国家，十月革命后，苏俄领导人曾口头表示要废除俄中一切不平等条约，可迟迟没有兑现承诺。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左倾激进、以俄为师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至少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共产国际的幕后掌控人就是斯大林。即使在中共建政后，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否则，你无法解释“向苏联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本政策及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迷彩包装下，苏共和苏联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才真正是至高无上的。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历史发展的推力是一种合力，像一个平行四边形，历史最终的走向很可能是每一股分力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上世纪三十年代，何应钦曾对日本同行说过一番话，大意是你们不要来和我们作对，你们一定要来打，其结果是我们两败俱伤，最终得益的是共产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几万部队了，几万人局促在陕北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命运岌岌可危。西征主要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东征就是为了部队的粮草。所以在中共看来，张学良当然是千古功臣，而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张学良无疑是千古罪人。北上抗日成了中共自身救亡图存的旗帜、西安事变成了中共转危为安的转折点。

九一八事变过去九十年了，抗战结束也七十六年了，可是在中国大陆人眼里，日本至今还是一个最能凝聚民族仇恨的国家，因为他们觉得，日本人至今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战争罪行，还在靖国神社之类的地方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招魂。

确实有不少日本人中存在对那场战争的错误史观，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可能只承认是败给了美国人。可所有这些丝毫改变不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也无法抚平日本民族在战争中的巨大创伤，更不能抹去日本民族在战后蒙受的巨大耻辱。日本电影《人证》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年轻的日本警察面对从屋外走来，在屋内镜子里出现的美国同行举枪射击，将镜子打得粉碎。这是长期无从发泄的被占领者对占领者极度仇恨的突然爆发。八衫恭子“虎毒也食子”，亲手刺死了亲生儿子，为的是掩盖当年不得不委身于美国大兵的奇耻大辱！

仇恨不能传递，仇恨更不能绵延。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有爱能化解仇恨。1932年2月，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在上海郊外的三义里废墟里，发现了因饥饿飞不动的鸽子，便带回了日本，取名“三义”，精心喂养，他“期待生下小鸽子后，作为日中友好象征送回上海”。可惜这只鸽子遭遇黄鼠狼的袭击死亡了，西村将这只鸽子立冢掩埋，并写了一封信细说原委和自己画的鸽子一并寄给了素所敬仰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为此作了一首七律诗《题三义塔》“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真琴先生的善举和鲁迅先生的诗篇可能给我们些许启发…

中国大陆著名学者李泽厚写过一篇引起不少争议的文章《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原本有两个平行发展的主题——救亡与启蒙，可是不久，更为急切的救亡主题就压倒了淹没了启蒙主题，使得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迅速被军事、政治、服从、统一等替代，李泽厚先生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缺失，亟需进行启蒙补课。笔者非常认同李先生的观点。

在统治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人权人性民主自由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危及统治稳定的因素。而由于启蒙的缺失，也由于历史的惯性，不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似乎也觉得这些普世价值并不那么实用实惠，李泽厚先生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积淀可概括为实用理性，这个观点和这个现象正好是契合的。

贝尔托鲁奇曾经说过，个人是历史的人质，他导演的《末代皇帝》正是展示这一主题的。片中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说：“皇帝从他登基那天起，就成了自己领地里的囚徒，在退位后仍是。但现在他长大了，他会问为什么他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一个不能踏出自家大门的人。我想皇帝是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男孩。”贝尔托鲁奇正是从人性这一角度，演绎了溥仪从人变“神”而最终又回归人的故事。人质这个词，极为形象地道破了人作为个体在历史之中的无力无助无奈。可是很多中国观众并不认同这一主题，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很浓郁的帝王情结。所以中国很多人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感到不可思议无限惋惜，这就是文化的巨大落差。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人权人性自由民主缺失的受害者，而几乎每一个人又成了剥夺他人人权人性自由民主的施害者，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权人性中的“人”，是一个抽象的人，只有哪一个阶级中的人才是具体的人，所以“亲不亲阶级分”、所以“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要用一切资源公有制来控制所有人的生计，从而控制所有人的其他诉求，也许这正是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奥秘所在。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阶级属性就是抽象的人，必须要将每一个人都划到特定的阶级中去，才算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概念，才能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北双方士兵交战属于两个阶级的斗争吗？

美国独立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立国先贤们理想的实现打了多少折扣呢？美国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历届美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做了多少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平等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事情呢？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就是这三个国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中国利益的一次不光彩记录。

2005年5月，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拉脱维亚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其中一段话涉及到《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继承了《墨尼黑协议》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德友好条约）的非正义传统，是通过大国强权之间的协议，牺牲小国的自由。所以，美国要为当年签署《雅尔塔协定》导致欧洲战后分裂承担部分责任。…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为追求假稳定而姑息暴政强权，牺牲自由。我们已经上了一课，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牺牲。我们长远的安全和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其他人的自由。尽管这个演说肯定会使某些国家大为恼火，但美国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毕竟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我们有理由期待，有朝一日有一位美国负责任的政治家能到中国来，为《雅尔塔协定》对中国主权和对中国人权益的伤害，说声：“对不起！”

神性历史观是一种非人性的历史观，在神性历史观看来，人只是神意志的载体，任何人都有原罪，人生就是赎罪，苦难就是最好的大学。所有这些教旨对人生有一定的砥砺作用，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更多的是情感判断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

政治判断、统治利益判断的历史观也是一种非人性的历史观。

兽性历史观更是一种非人性的历史观，在兽性历史观看来，只有胜负，没有是非；只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兽性历史观那里，找不到“头顶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丝毫痕迹。

非人性的历史观有点像人的眼睛患上了近似、散光和白内障，看不清、看不远、彩度降低、对光源产生光晕、无法适应亮光以及黑暗环境下出现视觉障碍等等。

在人性历史观看来，人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让予。凡是保护保障这些权利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都是进步的，反之则是反动的。

在人性历史观看来，目的正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正义。选择错误的路径达到正确的目标和选择正确的路径而到达错误的目标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到达目标前，为驱除邪恶而忍受的苦难是人性必须承受之重。

人性历史观尽可能以事实来判断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用宽恕宽容宽厚来化解历史恩怨，用爱来连接历史隧道。正像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样——爱能原宥一切罪恶，除了对爱的罪恶；爱能谅解一切人，除了没有爱的人！

台湾作家龙应台先生在《大江大海1949》中有几段话很好地体现了人性历史观，我愿借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非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