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引導讓我們一眾屁民意識到魯迅先生最愛暴露國人的劣根性，以國人的痛苦為寫作素材。因為販賣這些痛苦，其中包括《藥》這篇小說，魯迅先生賺到了稿費，得到了名聲，還贏得了文學青年的崇拜，作品也被翻譯到外國，中國那點家醜給他揚得四處皆知，我們中國人的臉差一點給他丟盡！
無獨有偶，大家認為莫言的作品醜化了中國人，很多人認為正是因為他醜化了國人，所以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現在也被朝陽群眾罵得狗血淋頭。
魯迅先生的文章在中學課本已經不多了， 原因倒還不是因為先生的如椽巨筆所暴露的國人的劣根性，而是因為他的作品此一時彼一時，已經不合時宜了。
從90年代李澤厚和劉再復的對話錄《告別革命論》出版以來， 宣傳機構就開始逐步用「境外勢力」逐步替換「階級鬥爭」了，到喜禁評時代達到高潮。以前可以利用魯迅先生的文章進行階級鬥爭；現在是「境外勢力論」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就無用武之地了。李澤厚先生已於去年十一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家中大去了，革命的對象從階級敵人轉移到境外勢力，相信這並不是兩位先生對話的本意。
從「階級敵人」過渡到「境外勢力」，這種鬥爭方向的變化，就體現出中國社會一種深層次的結構變遷：人們群眾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鬥爭連結體，轉變成了一個邊界之內不分你我的和諧體。
破壞力量都來自「境外勢力」，那麽「境內」的我們必須保持團結一致，任何不和諧都是在有意無意中迎合境外勢力，只要這一條祭出來，所有的不和諧音都會立馬噤若寒蟬。
這種策略的轉向意味著，宣傳機器要從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中尋找自我身份認同。既然人民群眾是一個緊密團結的整體，那麽不和諧的麻煩製造者就只能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了」。
從而「穩定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絕不容任何境外勢力破壞我們本來的和諧與穩定。這比以往把鬥爭引向內部的「階級敵人」要更有迷惑性和合理性，盡管在強化穩定的同時，不知不覺中轉向了自我封閉，要雙循環要內循環了。因為外部世界已經被視為一種無法掌控的威脅。
再加上「境外勢力」這個說法了讓大多數人感覺很舒坦。所有國境線以內的人都是緊密無間沒有任何問題的自己人，那些不和諧噪音都是來自於境外反動勢力，這也就避免了集體內部痛苦的自我約束，皆大歡喜，不是嘛？
於是，一個極具迷惑性的詞粉墨登場，那就是高大上的正能量。
現在強一些的正能量就是所謂打了「雞血」的雞血；弱一點的正能量就是無處不在的雞湯。
正負能量的評判標準含糊不清，缺乏客觀性，這導致誰掌握話語權誰就有解釋權，形成了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勢主導地位。
不同的意見就被人為地的定義成負能量，不但要被打倒，還要再踏上一萬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人們需要明白的是：沒有負能量的社會是天堂，沒有正能量的社會是地獄；反過來說也一樣，因為天堂和地獄永遠是相對的。健康的人類社會應該是正能量與負能量保持動態平衡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