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翎
原创文章：纪实连载，名人杂谈，美房欣赏，人生感悟
文/简翎
陈冲是美籍华裔名演员，严歌苓是美籍华裔名作家。两个人年龄相差两岁，都是上海人，而且家庭背景都比较显赫。都在早年移居美国，定居在加州旧金山市，也早就成了无话不说的闺蜜。
两人都是演员出身，一个演电影，一个跳舞蹈，两人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一个是业余爬爬格子，一个是专业亮亮身手，都很“文学”。
严歌苓有一本书是专门写陈冲的，叫“陈冲传”，居然有很多陈冲的粉是通过这本传记认识了严歌苓，也有为数不少的严歌苓的拥趸是通过这本传记更了解了陈冲。
陈冲与严歌苓的性格也很相像，都属于大家闺秀型的，很有教养，很有风度，很优雅，也很女人，但不怎么down to earth，也就是不那么平易近人，她们可以与你并肩而行，却礼貌而疏离。
两人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二度婚姻都不错，一个嫁了外交官，一个嫁了外科医生。两个精彩的女人都拥有了爱她们如初恋的好丈夫。她们不重外貌重才华，不重年龄重品格，都很会看人，都嫁对了郎。两人对领养女儿都很热衷，只是陈冲后来有了自己的女儿。
说起陈冲与严歌苓的祖父辈，也都很有才，都曾留学西方，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大学教授，最后都以自杀的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自杀的原因也是相似的：
严歌苓的祖父四十岁时，恰逢淞沪会战，他目睹了国人被欺辱践踏的一出出悲剧，在对这个世界失望至极的顶峰时刻，他选择了自杀。
陈冲的外祖父五十多岁时，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十年浩劫，怀抱科技救国、医学救国理想的他，却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天天被批斗，日日遭羞辱，在对这个世道绝望至极的关头，他选择了服毒自杀。
这两个祖父辈的亲人的自杀，都影响了严歌苓与陈冲的人生轨迹。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的主要原型就是她自杀的祖父，她让祖父在自己的作品里获得重生。严歌苓曾说，“祖父在我的身上一次次复活”。陈冲在一些电视节目中，不断追问，为何外祖父走上了那条不归路？而且多次表示“外祖父就在我的血脉里”。
严歌苓与陈冲都跟各自的母亲关系亲密。严歌苓有个独当一面的哥哥，陈冲也有个善解人意的哥哥，两个哥哥对各自的小妹都很关爱体谅，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一边守护着母亲，一边等待着大洋彼岸的妹妹。
可怜两位母亲，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苦苦等待着女儿的到来。但直到生命之弦骤然崩断，也没能等来女儿的陪伴。
严歌苓在母亲去世时，没能守在母亲身边，为此，她深感遗憾，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长文，祭奠生母。
陈冲的母亲，刚刚去世，陈冲也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这成了她的终身遗憾。她也写了一篇长文怀念母亲，“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读后，“泪飞顿作倾盆雨”。
严歌苓与母亲贾琳
附 严歌苓纪念母亲的长文：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Physical)，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过程时，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但最终总要醒来，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陷。却是没有一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浑身没三两力气。有时我会跟她叫嚷：“妈妈，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真够‘孝顺’的!”她仍是不理会，只是像一辆坦克一般闯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予妈妈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于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利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理。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个死亡。我在穿过肿瘤科的长走廊时，话都排好了在舌尖上。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耽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将实情瞒着她，其实不是为她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虚假的安宁。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瞠目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烧灼。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块承受这份真实；却发现我也不能面对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式，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耶!”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的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窜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迫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迫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嚎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陈冲与家人
附 陈冲怀念母亲的长文：
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怎么说呢。。。。唉，您给陈冲女士努力找的理由太勉强了。
她和普通人一样，来美国后也在中餐馆洗过盘子的。（她自己在节目上说的）
现在说她“家庭优越。。。高高在上。。。。”， 我觉着有点肉麻。 都是普通人，用不着故意把自己整成假的贵族.
普通人犯了错，可以理解。 犯了错又不承认，硬说狗屎是香的，这让普通人。。。很难接受。
陈冲女士完全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生的两个女儿考虑，把领养很长时间的双胞胎转让了。现在她的脑残粉一定把狗屎说成是佳肴，说陈冲转让孩子是为了孩子好。。。。。无耻至此，让人很愤怒。
二位，追求完美就是最大的不完美。
严歌苓的《铁梨花》那是写得真好，可以查，是她爸爸写的，她只是改编。顺着铁梨花的吸引力去读了她的其他作品包括被拍成电影的《 芳华》，和铁梨花不是一个级别的差很多耶，基本都是小女子小聪明小敏感式的叽叽喳喳，从内到外都没有力度深度。陈冲和严歌苓的交集之一是《天浴》，李小璐是演员，天浴这部小说和其他严歌苓的小说一样，电影也拍的一样，就是我前面说的感觉，真不敢恭维。
我是理工出身，对文学不是很在行，也说不出什么，但这两个女性外表都是很美的。
我们做人，其实每天都在犯着这样或那样的错，绝大部分的错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但有些大错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别人会记一辈子的。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当然有大有小，有轻有重。
陈冲曾经的选择给她造成了一些因果，不过，牢牢抓着对她的怨恨不放手的人其实主要只是遮蔽了自己内心存在着的对这个世界推己及人的悲悯与宽容....
谢谢您对我帖子的回复。
您说得对，人无完人。她外表确实很美。
您仔细网上看看，陈冲女士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她认为把收养的孩子转让，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大道理就不说了。 能狠得下心把孩子送人。。。这份狠心，一般人还真做不到。
枉为人。
陈冲没有人性。 没有孩子时候收养两个女孩，有了自己的孩子，立即把收养的孩子“转让”给他人。
陈冲的先生是美国的专科医生，美国专科医生的收入是30-60万美元一年。 又不是养不起。
这对夫妻人性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