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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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女教师的手记》第39章 秋菊状告朱元璋

(2021-07-25 16:11:01) 下一个

       话说那天徐爽拉着姜老师去找朱院长,吃了“闭门羹”后,心里的火更大了。她那牛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省教委将材料退回后,学校硬是压着不通知当事人,一压就是两三个月。学校凭啥这样霸气,凭啥这样不把教师当人?她有了想去省教委讨一个说法的冲动。

       正好她上课的班,一个要进行课程设计,由另一位老师来上;一个轮到“值周劳动”,不上课。这样,她就有充分的时间往省教委跑一趟告上一状。

     徐爽干什么事都喜欢明火执仗地来,还没来得及稳稳地当一回“秋菊”,系里就获知了她雄心勃勃的告状计划。先是苏善林书记亲自出马,做徐爽的工作。苏书记一贯奉行的是“软”作风,他耐心开导徐爽“凡事想开点,职称问题,早一年晚一年解决,也差不了多少。再说了,你现在就是去了,也是白跑一趟,省教委不会专门为你一个人再召集专家开评审会了。你说呢?” 徐爽软的不吃。马上,系主任施大栋就给徐爽来了点硬的“你是预备党员,得给学生党员做好表率,不能不考虑影响。为这点委屈,就撂下工作,往省里跑?如果你一意孤行,以后转正很难说不会遇到麻烦。” 硬的徐爽也不吃。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打起背包,乘长途汽车,赶往长江边上的N朝古都。

     很快,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和小铭,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就迎来了这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省里人”更多的是惊奇: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为了职称的事专门跑到省教委告状的,况且这次,还来了一位看起来蛮年轻的女学者。占处长一贯待人都是和和气气,有话好商量的。在没有探明事实真相之前,他通常的做法都是对“来宾”笑脸相迎,茶水伺候,而不管对方的地位如何低微。

       风尘仆仆的徐爽在占处长的注视下,喝了几口热茶,就简明扼要地将满腹委屈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出来。徐爽表达清晰,占处长反应很快,没用多少时间,占处长就对这件“冤假错案”一清二楚了。

    他先是和颜悦色地与徐爽交谈,表示对她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对她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非常赞同。还说,他的爱人就在一所高校任教,作为教师,将职称的事看得比较重也是人之常情。他一边安慰徐爽,要她先回到工作岗位,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一边诚恳地表示,他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然后妥善地处理好,请她相信组织。之后,占处长说还要开一个会,便匆匆走了。办事员小铭与徐爽无话可说,低头做自己的事。徐爽自觉无趣,说了几句客气话,很快回到不远处的旅馆里。准备第二天,再好好找占处长谈谈,看会不会有一丝转机,看还能不能“拨乱反正”。

    第二天,徐爽往省教委的“师资处”打电话,没人接。因为占处长上厕所,小铭打水去了,办公室暂时唱起了“空城计”。徐爽遂决定到附近有名的地庙市场逛一逛,给妈妈买点当地的土特产品,好利用暑假的时间带回去。

     另一边,省教委师资处的办公室里,占处长一边喝茶,一边翻一张报纸。小铭用计算机敲着一份文件,没话找话地说:“昨天,那女的,为这点事跑一趟过来,神经不大正常吧?”占处长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对对对,那女的姓徐吧,她的问题还没处理呢。我得给东海理工学院打个电话。”

     他让小铭挂通了矿院的电话,慢腾腾接过来,“找人事处的吴处长。”吴处长一听是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先是一激灵,后是心一惊,他还不知道,徐爽已经跑到省里告状去了。吴处长说请占处长稍等一下,他先了解一下情况再禀告之。过了一会儿,当这头的占处长得知,徐爽还没有返回矿院时,他有些激动了,指明要朱院长接听电话。朱院长一听省里来了电话,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小跑着来到人事处,一把将话筒接过来。朱院长有一个为人处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抗上。也就是,对下,可以马马虎虎,对上,必须认真应付。

        他毕恭毕敬地听着占处长的训导。占处长一听徐爽还没有回原单位,而他昨天又忘了问她住在哪里,再想想徐老师疲惫不堪的脸上隐约可见的绝望神色,顿时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徐爽在哪里?会不会想不开……”一瞬间,“徐老师”、“长江”、“自杀”几个词接连从他的脑海中往外冒,他有几分不安,他肚子里窝了一股火:“我说朱院长啊,怎么一位女教师的工作也做不好呢?材料退回后,为何不通知本人呢?这要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责任就大了!人现在还不知在哪里呢!”最后,他提高嗓音说:“如果明天你们还见不到徐老师,就给我打个电话。”那头的朱院长像是士兵回答军座的命令似的,下意识地将两腿往一块并了并,伸直了腰,昂起了头,很畅快地说:“好,好,好的!”

       占处长放下电话,敞开的门旁便出现了一个身影,啊,徐爽!“占处长”,徐爽喊了一声,占处长耸成一个疙瘩的眉头略微舒展了一些,“徐老师,你还在这里,没回学校?” 他压抑着心中的不满。

       开始听到徐爽的“冤案”时,他的确有点同情这位当事人,尽管他并不认为职称的事儿有多重大。现在,经过一天的折腾,他心里的天平有点倾斜了:“这人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大老远地跑到省里来告状。到现在,还待在这里,还想怎么着呢?”不管心里有何看法,占处长还是和颜悦色地说:“我看,还是先回去吧。学生们还等你上课呢。你反映的情况省教委很重视,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说法的。但这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解决的,要耐心等待,不能着急啊。”

       徐爽有些失望,并且觉得不过瘾:大老远自掏路费旅馆费跑到省里,就为得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答复?她的犟劲又上来了:“占处长,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总得有个明确的说法吧?”

        “你要什么说法?”占处长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徐爽看了看占处长的脸,小心地说:“他们这样做,剥夺了我今年评职称的权利,难道就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嘛?”

        “学科评审会都开过去了。总不能为了一个人就把全省十几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再召集到一起,开会吧?”

        “那没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处理这类特殊的问题吗?”

        “你说说看,什么特殊的方法?”占处长将这个球很自然地踢给了当事人。

        徐爽也不傻,又踢回去:“你们当领导的总比我这个普通教师有智慧,一定知道怎样处理的。”

       占处长觉得这个徐爽有点难缠,但又不好发作,只得压着一个劲儿想往外冒的火,苦口婆心地开导徐爽:“听说你还是个预备党员,党员有时难免会受点委屈,会遇到点挫折,我们要正确对待,要经受住考验……一到关键时刻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党性强不强了。”占处长软中带硬地说。

       徐爽像被人泼了一瓢冷水一样,悲凉又憋屈,她想说出一串有力的话,可嗓子像是卡了根鱼骨,挣扎着却发不出声音“怎么这些当干部的说出的话,就像一个模子里刻的?无论怎样兜圈子,绕弯子,都会回到相似的起点?”

       徐爽常常为人的言行的不可理喻、不可琢磨而困惑,她对人性的了解似乎只停留在好与坏、白与黑的水平上,不懂得“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乃人性的真实写照。占处长也是人,而且是领导人,怎会脱俗呢?  

       可能占处长担心徐爽承受不住,便又安慰了她几句:“我已经给你们学院打了电话,批评了院里的领导。他们对你来省里反映情况表示可以理解;而且,在以后处理你的职称问题时会更加慎重的。这点你可以放心。” 占处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你的情况省里就算备案了,以后我们也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在为全省教师服务的工作中做得更好。你回去后,不要多讲,要少说多做,该干什么干什么。要让大家看看,我徐老师受了一些委屈,但能正确对待,并没影响正常的教学与工作。这样,你会赢得同事们的尊敬的。” 说到这里,占处长竟然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一样,轻轻拍了拍徐爽的肩膀,“你放心,学校领导不会对你怎样的,如果有打击报复的情况发生,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会替你说话的。一定要记住,不要轻易往省里跑,这样对你不好的。”

     徐爽听完这番话,再仔细想想,继续赖在这里,也没有多大意思了。正在徐爽犹豫的当口,占处长明察秋毫,再一次亮出杀手锏——“马上要开一个会”,终于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二天,徐爽收拾衣物,坐上了返程的汽车。在摇晃的车厢里,在众人喧嚣的声浪中,徐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一趟赴省城告状,徐爽吃住行自费了一千多元,换来了几句废话,其收获远远赶不上那个农妇“秋菊”的多。

    回到矿院后,并不太敏感的她还是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人们似乎在躲避她,像怕沾上什么似的。领导对她不冷不热,群众对她侧目相看,那眼神已由原先的同情变成了“不解”:多大个事呀,还往省里跑。群众就是这样,他们善于将同情给予受压制的人;他们不大喜欢出头鸟,任何“过分”的行为招来的便是不解和猜疑。

    尤其是在领导面前,群众们更是有意与她划清界限,避免跟她有瓜葛,很多时候都尽量装作看不见她。谁让她去省里告领导呢?县官不如现管,你徐爽有能耐能推翻现任领导?我们还不都得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吃饭。

    徐爽越想越窝囊,总觉得心里有一股气出不来,又想起了那个打官司的农妇“秋菊”。是呀,省教委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不求助于司法机关讨个说法呀?我徐爽在这个地方吃了N次哑巴亏,这一次,不能再沉默了。

       于是,她悄悄来到律师事务所,打算求助律师解决问题。她见一个律师,就重复一遍那套说辞:“我真倒霉,我应该知道...去省城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不该跑那一趟冤枉路……” 律师们用一种奇怪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位送上门来的“祥林嫂”。耐着性子,听完她的唠叨后,建议她去附近的区人民法院咨询一下。

     徐爽马不停蹄又去了区人民法院咨询。一位律师接待了她,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机敏的男人。一开始,他就对徐爽的案子兴趣不大,几年来,他代理的案子大至人命关天的大事,小到打架斗殴的琐事,哪一件掂量起来都比徐爽的事儿有分量。这老师教书教糊涂了,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想劳法律的大驾?他有点不耐烦地问徐爽:“你说学校剥夺了你评职称的权利,这个站不住脚呀,你明年不能评了?明年评不上,后年呢?学校没有把路堵死嘛!”接着,还补上一句,“你要打官司,恐怕连立案这一关都过不了;假如官司打起来了,没有个半年一载也结束不了,到时你的职称问题早解决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律师斩钉截铁地说“回去,等明年再评吧!别折腾了!”

    走出法院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徐爽两腿发软,想着:我读了很多书,还不如一个农妇。农妇秋菊好歹还将村长送进了派出所。转念又想,人家秋菊的冤屈大呀,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了要害,这是看得见的身体伤害,而矿院对教师的精神伤害是看不见的。法律大都关注物质的层面,对人的心灵损害,往往重视不够。

       不管怎么说,形势比人强,徐爽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放弃了努力。

       后来,从省城传回消息,评副高职的三人中,只有徐爽的职称搞砸了,其他二人,于卞莉和韦君都顺利通过了学科评审组那一关。这意味着,于卞莉成了“准副教授”了,只等省教委的红头文件一下,就甩掉“讲师”的旧帽子,戴上“副教授”的桂冠,与韦君弹冠相庆了。

       博客链接:https://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7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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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翎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林向田' 的评论 : 徐爽太幼稚了,这年头,哪有什么状可告呢。
林向田 回复 悄悄话 状告不成,是离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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