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天徐爽拉着姜老师去找朱院长，吃了“闭门羹”后，心里的火更大了。她那牛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省教委将材料退回后，学校硬是压着不通知当事人，一压就是两三个月。学校凭啥这样霸气，凭啥这样不把教师当人？她有了想去省教委讨一个说法的冲动。
正好她上课的班，一个要进行课程设计，由另一位老师来上；一个轮到“值周劳动”，不上课。这样，她就有充分的时间往省教委跑一趟告上一状。
徐爽干什么事都喜欢明火执仗地来，还没来得及稳稳地当一回“秋菊”，系里就获知了她雄心勃勃的告状计划。先是苏善林书记亲自出马，做徐爽的工作。苏书记一贯奉行的是“软”作风，他耐心开导徐爽“凡事想开点，职称问题，早一年晚一年解决，也差不了多少。再说了，你现在就是去了，也是白跑一趟，省教委不会专门为你一个人再召集专家开评审会了。你说呢？” 徐爽软的不吃。马上，系主任施大栋就给徐爽来了点硬的“你是预备党员，得给学生党员做好表率，不能不考虑影响。为这点委屈，就撂下工作，往省里跑？如果你一意孤行，以后转正很难说不会遇到麻烦。” 硬的徐爽也不吃。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打起背包，乘长途汽车，赶往长江边上的N朝古都。
很快，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和小铭，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就迎来了这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省里人”更多的是惊奇：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为了职称的事专门跑到省教委告状的，况且这次，还来了一位看起来蛮年轻的女学者。占处长一贯待人都是和和气气，有话好商量的。在没有探明事实真相之前，他通常的做法都是对“来宾”笑脸相迎，茶水伺候，而不管对方的地位如何低微。
风尘仆仆的徐爽在占处长的注视下，喝了几口热茶，就简明扼要地将满腹委屈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出来。徐爽表达清晰，占处长反应很快，没用多少时间，占处长就对这件“冤假错案”一清二楚了。
他先是和颜悦色地与徐爽交谈，表示对她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对她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非常赞同。还说，他的爱人就在一所高校任教，作为教师，将职称的事看得比较重也是人之常情。他一边安慰徐爽，要她先回到工作岗位，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一边诚恳地表示，他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然后妥善地处理好，请她相信组织。之后，占处长说还要开一个会，便匆匆走了。办事员小铭与徐爽无话可说，低头做自己的事。徐爽自觉无趣，说了几句客气话，很快回到不远处的旅馆里。准备第二天，再好好找占处长谈谈，看会不会有一丝转机，看还能不能“拨乱反正”。
第二天，徐爽往省教委的“师资处”打电话，没人接。因为占处长上厕所，小铭打水去了，办公室暂时唱起了“空城计”。徐爽遂决定到附近有名的地庙市场逛一逛，给妈妈买点当地的土特产品，好利用暑假的时间带回去。
另一边，省教委师资处的办公室里，占处长一边喝茶，一边翻一张报纸。小铭用计算机敲着一份文件，没话找话地说：“昨天，那女的，为这点事跑一趟过来，神经不大正常吧？”占处长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对对对，那女的姓徐吧，她的问题还没处理呢。我得给东海理工学院打个电话。”
他让小铭挂通了矿院的电话，慢腾腾接过来，“找人事处的吴处长。”吴处长一听是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先是一激灵，后是心一惊，他还不知道，徐爽已经跑到省里告状去了。吴处长说请占处长稍等一下，他先了解一下情况再禀告之。过了一会儿，当这头的占处长得知，徐爽还没有返回矿院时，他有些激动了，指明要朱院长接听电话。朱院长一听省里来了电话，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小跑着来到人事处，一把将话筒接过来。朱院长有一个为人处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抗上。也就是，对下，可以马马虎虎，对上，必须认真应付。
他毕恭毕敬地听着占处长的训导。占处长一听徐爽还没有回原单位，而他昨天又忘了问她住在哪里，再想想徐老师疲惫不堪的脸上隐约可见的绝望神色，顿时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徐爽在哪里？会不会想不开……”一瞬间，“徐老师”、“长江”、“自杀”几个词接连从他的脑海中往外冒，他有几分不安，他肚子里窝了一股火：“我说朱院长啊，怎么一位女教师的工作也做不好呢？材料退回后，为何不通知本人呢？这要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责任就大了！人现在还不知在哪里呢！”最后，他提高嗓音说：“如果明天你们还见不到徐老师，就给我打个电话。”那头的朱院长像是士兵回答军座的命令似的，下意识地将两腿往一块并了并，伸直了腰，昂起了头，很畅快地说：“好，好，好的！”
占处长放下电话，敞开的门旁便出现了一个身影，啊，徐爽！“占处长”，徐爽喊了一声，占处长耸成一个疙瘩的眉头略微舒展了一些，“徐老师，你还在这里，没回学校？” 他压抑着心中的不满。
开始听到徐爽的“冤案”时，他的确有点同情这位当事人，尽管他并不认为职称的事儿有多重大。现在，经过一天的折腾，他心里的天平有点倾斜了：“这人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大老远地跑到省里来告状。到现在，还待在这里，还想怎么着呢？”不管心里有何看法，占处长还是和颜悦色地说：“我看，还是先回去吧。学生们还等你上课呢。你反映的情况省教委很重视，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说法的。但这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解决的，要耐心等待，不能着急啊。”
徐爽有些失望，并且觉得不过瘾：大老远自掏路费旅馆费跑到省里，就为得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答复？她的犟劲又上来了：“占处长，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总得有个明确的说法吧？”
“你要什么说法？”占处长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徐爽看了看占处长的脸，小心地说：“他们这样做，剥夺了我今年评职称的权利，难道就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嘛？”
“学科评审会都开过去了。总不能为了一个人就把全省十几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再召集到一起，开会吧？”
“那没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处理这类特殊的问题吗？”
“你说说看，什么特殊的方法？”占处长将这个球很自然地踢给了当事人。
徐爽也不傻，又踢回去：“你们当领导的总比我这个普通教师有智慧，一定知道怎样处理的。”
占处长觉得这个徐爽有点难缠，但又不好发作，只得压着一个劲儿想往外冒的火，苦口婆心地开导徐爽：“听说你还是个预备党员，党员有时难免会受点委屈，会遇到点挫折，我们要正确对待，要经受住考验……一到关键时刻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党性强不强了。”占处长软中带硬地说。
徐爽像被人泼了一瓢冷水一样，悲凉又憋屈，她想说出一串有力的话，可嗓子像是卡了根鱼骨，挣扎着却发不出声音“怎么这些当干部的说出的话，就像一个模子里刻的？无论怎样兜圈子，绕弯子，都会回到相似的起点？”
徐爽常常为人的言行的不可理喻、不可琢磨而困惑，她对人性的了解似乎只停留在好与坏、白与黑的水平上，不懂得“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乃人性的真实写照。占处长也是人，而且是领导人，怎会脱俗呢？
可能占处长担心徐爽承受不住，便又安慰了她几句：“我已经给你们学院打了电话，批评了院里的领导。他们对你来省里反映情况表示可以理解；而且，在以后处理你的职称问题时会更加慎重的。这点你可以放心。” 占处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你的情况省里就算备案了，以后我们也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在为全省教师服务的工作中做得更好。你回去后，不要多讲，要少说多做，该干什么干什么。要让大家看看，我徐老师受了一些委屈，但能正确对待，并没影响正常的教学与工作。这样，你会赢得同事们的尊敬的。” 说到这里，占处长竟然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一样，轻轻拍了拍徐爽的肩膀，“你放心，学校领导不会对你怎样的，如果有打击报复的情况发生，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会替你说话的。一定要记住，不要轻易往省里跑，这样对你不好的。”
徐爽听完这番话，再仔细想想，继续赖在这里，也没有多大意思了。正在徐爽犹豫的当口，占处长明察秋毫，再一次亮出杀手锏——“马上要开一个会”，终于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二天，徐爽收拾衣物，坐上了返程的汽车。在摇晃的车厢里，在众人喧嚣的声浪中，徐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一趟赴省城告状，徐爽吃住行自费了一千多元，换来了几句废话，其收获远远赶不上那个农妇“秋菊”的多。
回到矿院后，并不太敏感的她还是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人们似乎在躲避她，像怕沾上什么似的。领导对她不冷不热，群众对她侧目相看，那眼神已由原先的同情变成了“不解”：多大个事呀，还往省里跑。群众就是这样，他们善于将同情给予受压制的人；他们不大喜欢出头鸟，任何“过分”的行为招来的便是不解和猜疑。
尤其是在领导面前，群众们更是有意与她划清界限，避免跟她有瓜葛，很多时候都尽量装作看不见她。谁让她去省里告领导呢？县官不如现管，你徐爽有能耐能推翻现任领导？我们还不都得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吃饭。
徐爽越想越窝囊，总觉得心里有一股气出不来，又想起了那个打官司的农妇“秋菊”。是呀，省教委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不求助于司法机关讨个说法呀？我徐爽在这个地方吃了N次哑巴亏，这一次，不能再沉默了。
于是，她悄悄来到律师事务所，打算求助律师解决问题。她见一个律师，就重复一遍那套说辞：“我真倒霉，我应该知道...去省城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不该跑那一趟冤枉路……” 律师们用一种奇怪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位送上门来的“祥林嫂”。耐着性子，听完她的唠叨后，建议她去附近的区人民法院咨询一下。
徐爽马不停蹄又去了区人民法院咨询。一位律师接待了她，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机敏的男人。一开始，他就对徐爽的案子兴趣不大，几年来，他代理的案子大至人命关天的大事，小到打架斗殴的琐事，哪一件掂量起来都比徐爽的事儿有分量。这老师教书教糊涂了，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想劳法律的大驾？他有点不耐烦地问徐爽：“你说学校剥夺了你评职称的权利，这个站不住脚呀，你明年不能评了？明年评不上，后年呢？学校没有把路堵死嘛！”接着，还补上一句，“你要打官司，恐怕连立案这一关都过不了；假如官司打起来了，没有个半年一载也结束不了，到时你的职称问题早解决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律师斩钉截铁地说“回去，等明年再评吧！别折腾了！”
走出法院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徐爽两腿发软，想着：我读了很多书，还不如一个农妇。农妇秋菊好歹还将村长送进了派出所。转念又想，人家秋菊的冤屈大呀，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了要害，这是看得见的身体伤害，而矿院对教师的精神伤害是看不见的。法律大都关注物质的层面，对人的心灵损害，往往重视不够。
不管怎么说，形势比人强，徐爽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放弃了努力。
后来，从省城传回消息，评副高职的三人中，只有徐爽的职称搞砸了，其他二人，于卞莉和韦君都顺利通过了学科评审组那一关。这意味着，于卞莉成了“准副教授”了，只等省教委的红头文件一下，就甩掉“讲师”的旧帽子，戴上“副教授”的桂冠，与韦君弹冠相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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