鳯 還 巢
喜樂的心，乃是良葯。
必须要说，香港记者确实是“图样、图森破”。像我这种二十出头、诸事懵懂、不过因为能够写通顺句子的青葱，被推到要闻政治版第一线，腿脚能够飞跑，脑袋却跟不上速度。但是，这群人里面也有心眼成熟早、愿意豁出一切挖新闻的记者。
明报和信报是香港中文报纸里水平比较高、口碑比较好的。明报的记者是一个男士，姓杜，年纪比我们这群姑娘大，常常一副不很看得起我们的神情，不大和我们说话。有时候在酒店大堂遇见他从外面回来，想着他可能去哪儿挖掘到什么了，就试探着问他：“有没有料啊？”
他就一脸糊涂地反问：“料？什么料啊？没有啦！”嘴里说着，脚下走着，赶紧去按电梯，怕我们追着他问。
我们不屑又无奈地看着他的背影，说他“鬼”，说他“阴”。其实人家如果独家挖到什么好料，那是他辛劳的成果，有什么义务和理由要让你分一杯羹？
信报的记者是留学英国的洋记，自觉和我们这些没喝过洋水的土记不在同一个水平，极少和我们交往，习惯于独立地默默地挖掘。有一次在睡觉前，她敲开了某个港方男委员的门，堵在门口不让关门，开始问问题。那男委员穿着三角内裤，十分尴尬，她倒是镇定坦然，选择无视。我报社的北京办主任和我们提起时说：有需要这么来吗？
东方日报的报格不高，但是销量最大，他们的记者很拼。有一段时间是一位姓潘的姑娘上京，比我大几岁，有点神经质。一次，她和成报记者同住一房，正好商务中心送来一封信，是成报香港那边传真上来给记者的。潘姑娘开门接收，并不交给收件人，而是拆开自看。成报记者是个文静秀丽的姑娘，事后很委屈地和我们诉苦，说潘姑娘总盯着她，她听了一个电话，也要究底是谁打来的，说了什么，怕得了什么信息不和她分享。
我和潘姑娘也算熟络，常有聚谈。有一次会议结束，港澳办设宴联欢，记者也参与。我看见主席台坐着港方成员罗德丞，随口说：为什么罗德丞能够坐主席台？潘姑娘坐在我身边，听见了，大加赞赏，说我这一次的观察很有政治敏感度，弄得我既受宠若惊，又惭愧难过，可知我一贯的政治敏感度，在她眼里，是何等光景！
南华早报向来是香港独大的英文报纸，后来出现竞争，有了一份英文虎报。虎报的记者是大陆长大、留学海外、然后到香港工作的任姑娘。她有飘逸的长发，风情的眉眼，柔软的腰肢，动人的步态，在我们这群天真幼稚的姑娘中间，别是一道风景。政务组组长梁振英会后出来简报，任姑娘提问的时候，不忘秀发一撩，眼风一抛，斜眼望着他，嘴角微微含笑，梁振英就深深地、深深地看着她。。。这场景自然也成为我们吃饭时无聊时的谈资。
电视台记者是另外一群，他们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出出进进永不停息，扛着笨重机器的摄影记者，总是跟在后面跑来跑去，非常辛苦。每个电视台都有一个记者长驻北京，那就是号称“等死队”的一群，他们的终极目标是等候邓小平的死讯，确保能抢在第一时间报道出来。等死的过程漫长，所以，他们都在漫长的等待中变成了老北京，有时会和我们通报一些不很重要的信息。但总体上，我们和他们的交流不多。
我当年在深圳，不少夫妇结伴赴港，老婆商场扫货，我们猫个地方补充精神食粮，把最近一段时间的报纸杂志书籍狂读一番，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很多观点不一定认同，但是国际化的视野，独特的视角，某些议题和我们迥然不同的思路/逻辑 还是给人很多启迪。
但我是个胆小鬼，怕惹麻烦，返回深圳前都会把那些东东扔到垃圾桶。扔的时候都好心疼。一痛金钱，香港的报纸杂志书籍都比较贵，我又贪多求广，一次要花两百港币。关键太太花几千港币人家大包小包拿东西回去了，我只拿了空气。二痛资料。在我看来，那里面很多宝藏的。有的还值得深入学习品味。时间有限，都只是囫囵吞枣。结果还没有看完就得忍痛扔掉，觉得好可惜。碰到我实在喜欢的又有点长的就用手机拍下。三痛资源浪费。其实好多人想看的，我刚买来才扫了几眼就扔进垃圾桶真的好浪费，有时候我还会看完直接退给卖主。（人家还不领情，说不退钱。其实我只是不想浪费）另外，就是看到落马洲下车前还舍不得扔，就直接留在地铁上，留给后来有兴趣的人。
（一）是香港的报纸版面真多，厚厚的一摞，当时大陆的报纸只有二页纸。
（二）是同样的新闻事件，却与大陆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
不同观点的报道，还是在80年代的香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