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文革的博客
对文革的关心，超越其他一切。
*2012年，舒云所编《林豆豆口述》出版
*2006-2012年，舒云的“三大名著”
*丁凯文，出一本拍一本
*2012年《口述》出版，丁凯文不拍了
*2013年5月，《“九一三”回望》出版
*2013年8月，舒云、丁凯文回复
*2013年8月，丁凯文的“盾”
*2014年2月，《罗瑞卿案》出版
*《罗瑞卿案》中的丁凯文
*２０１５年６月，余汝信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发表
*２０１５年８月，丁凯文抛出《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
*2016年，《林彪传》出版
*2019年2月28日，舒云文章《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发表
*三国大战的展望
*2012年，舒云所编《林豆豆口述》出版
2012年，舒云所编《林豆豆口述》出版，在文坛上是一件颇为热闹的盛事。激起了林粉的阵阵欢呼，“《林豆豆口述》披露‘绞肉机’”之类的文字随处可见。
在学术界，围绕着《林豆豆口述》，展开了一场“三国大战”，其战况之激烈，不下于曹、刘、孙的《三国演义》，故有予以介绍，加以评论的必要。
《口述》2012年出版，刘家驹在2013年对期的《炎黄春秋》是发表《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其中对《口述》是这样说的。
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刘家驹所说，说出了一些实情，以刘家驹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见解。刘家驹的文章发表后，舒云发表《《林豆豆口述》：特殊环境下的成果－－兼复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其中说：
《林豆豆口述》由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多次被《亚洲周刊》列为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２０１２年底，林豆豆曾向友人推荐过两本书，一本是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另一本是林豆豆和近代史研究所刘树发共同主编的《林彪军事文选》。
本人在《林豆豆口述》编者按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１９８０年林豆豆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审判‘两案’的消息，被邓小平发配河南郑州的她决定到北京为黄吴李邱辩护，但是未果。林豆豆在和总政‘两案’取证组三人的长时间的谈话，她认为林彪是冤枉的。林彪既没有想害毛泽东，也没有想南逃广州，更没有想北逃苏联。在几天的谈话后，林豆豆口述，林豆豆爱人张清林记录，将申诉材料写出来，交给中央。因为监禁中写的材料全被抄走了，林豆豆身体极不好，断断续续地写了很长的时间。除了上交，他们还留了几十份底稿，装进一个小黑箱子里。我在成书前几次寻找这个小箱子，而张清林因搬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幸亏９０年代初我得到了其中最主要的几份，于是构成了本书的主体，第一次公开发表。”
林豆豆的这些资料可以看成当事人对那段历史的个人认识和回忆，是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林豆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他们甚至还生活在黑暗当中，受到严密的监控，毫无人身自由。作为个人的申诉材料，它们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个人回忆不够准确，一些评述不够客观，急于为父亲申冤而疏于理性的思考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这些申诉材料还可能涉及文革当中的某些要人，而这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林豆豆在申诉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无法畅所欲言。然而抛开这些内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许多人们以往不了解的历史，值得研究者们在从事文革史研究时认真思考、借鉴。
一言以蔽之，这些材料都是出自林豆豆和张清林的手笔，是极为珍贵的手稿，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为林彪冤案奔走呼号的声音。我对这些申诉材料怀有很深的感情，引用过其中一些片断。随着这些年来我在林彪事件探索、研究方面的进展，我心中常有一种想法，即将林豆豆当年向中央申诉的内容、将林彪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的过程向社会披露，让广大的民众知晓那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知晓林豆豆在当年特殊环境下所做的一切。即使这些材料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还是希望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让广大的读者和研究者去鉴别，而非永久地封存在我的箱底。
《林豆豆口述》由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多次被《亚洲周刊》列为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２０１２年底，林豆豆曾向友人推荐过两本书，一本是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另一本是林豆豆和近代史研究所刘树发共同主编的《林彪军事文选》。此外，在出版《林豆豆口述》前后，我几次当面与张清林谈话，张清林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因为该书的出版要起诉我。所以刘家驹的“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之说根本不成立。
我在《林豆豆口述》后记中说：“《林豆豆口述》整理完后，并未经林豆豆本人审阅，个别处有删节，书中的错误由整理者负责。”我遵照“尊重史实”的原则，只是对林豆豆申诉原件作了个别文字的订正，决没有添枝加叶，更不可能弄虚作假！
在《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一文中（《口述》456页），舒云说：
一、林豆豆说:不再有第四次倖存第一次见林豆豆,是在邻居老刘家。老刘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本来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是他接的“活”,他还专门到郑州和林豆豆长谈了好几天。后来他把这件“活”转给了张正隆,但老刘从此与林豆豆建立了信任和友谊。
不过最后，不仅仅是文字交锋，还对簿公堂，成为名誉权纠纷一案，上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再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笔者在《不平系列30》和《不平系列31》谈了笔者对《口述》的观感。《口述》实际上就是一本大杂烩，处处是谎言，处处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依笔者看来，《林豆豆口述》可以作为“精神病测试手册”。要测试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病，只要让他看看下面的文字，看看他信不信：
《口述》456（舒云：《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根据我们的亲身经歷和我们掌握的真实情况,林彪没有触犯法律。相反,至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实际上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并遭到剧毒药品的毒害。
《为林彪元帅辩护》（《林豆豆口述》248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
这里所说，有哪一个读者相信么？说这种话的人不是脑子进水是什么？
《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中还说：
在我印象中,大名鼎鼎的林豆豆沉静,简单,执著。她活著的目的就是要为林彪平反。
其实，这不仅仅是林豆豆“活著的目的”，而且也是“雌雄双煞”“活著的目的”，林豆豆加上“雌雄双煞”，组成了一个铁三角。
*2006-2012年，舒云的“三大名著”
稍懂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四大名著。舒云也有四大名著，那就是她的三书一文。三书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年），《林彪画传》（2007年），《林彪传》（2016年），一文为《为林彪元帅辩护》（2007年载于《百年林彪》，2012年载于《林豆豆口述》。其中，“三大名著”出版或者发表先于《口述》。
《不平系列》推出了四期，分析舒云的“四大名著”和《林豆豆口述》的关系，揭露了舒云如何弄虚作假，把林豆豆80年写的材料，冒充为96年、99年的所谓“采访”。中外文坛，能够如此弄虚作假的文人，实在不多见。直率些说，这不是“文人”，而是“文人之耻”。舒云根本搞不清“采访”和“材料”之间的关系，拿到了林豆豆的材料，进行了一些改头换面，移花接木的文字工作。然后就冒充所谓“采访”。这在文品上是不入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舒云是全面继承了林豆豆的观点和文字。可以说，林豆豆的材料是舒云的“四大名著”的主心骨，而舒云的“四大名著”其实就是林豆豆80年写的材料的扩充版。所以，当舒云得到了林豆豆的材料的时候，那是喜不自胜，天助我也，于是日颂夜读，林豆豆的材料，给了她无穷的灵感，终于完成了她的“四大名著”。如果没有林豆豆的材料，舒云也许只能向隅了。
舒云是全盘继承林豆豆的文字。要说舒云有什么文字，舒云的文字就是林豆豆的文字，要说舒云有什么观点，舒云的观点就是林豆豆的观点。舒云所做的，就是把林豆豆的材料拿过来，作些取舍，编辑一下，拿出来向全世界广播：这是真相。舒云不是在研究文革，而是作为林豆豆的代言人。其实，舒云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文章当以《为林彪元帅辩护》为代表作。
《不平系列》已经揭示了舒云的“四大名著”和《口述》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丁凯文，出一本拍一本
上面说的是“铁三角”中舒云和林豆豆的关系，这里说说“雌雄双煞”之间的关系。他俩是，目标一致，联袂而战，为完成漂林大业而并肩作战。“雌煞”一本又一本的出书，“雄煞”当然不能闲着。于是，“雄煞”就跟在后面拍，你出一本，我拍一本。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年出版，丁凯文马上就奉上《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多维月刊》２００６年８月号，华夏文摘增刊第五三一期二○○六年十月四日）：
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终于问世了。这本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再一次将人们的眼光吸引到文革史研究当中迄今未解的一大悬案——林彪事件。
本人读罢此书，感慨良多，有些体会愿意写下来与读者们共享。
一、历史的考据与纪实相结合
舒云女士出身军旅作家，曾为聂荣臻元帅传记组成员之一，亦出版过多部大作，并发表过大量文章。专著有《大将罗瑞卿》、《上将杨勇》等，发表的文章涉及毛泽东、林彪、许世友、胡耀邦、刘伯承、刘亚楼、李雪峰、郑维山、余立金、严寄洲，甚至张春桥等。可以说，舒云女士是位多产的作家。不仅如此，舒云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常常发掘出他人未曾注意的细节，并从大量的史料中整理出完整的线索，综合叙述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读来毫无枯燥感。
舒云女士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试图将史学论述与纪实性作品相结合，既不缺乏史实论述，言之有据，又有颇为可读的具体情节，将这段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会有一些朋友质疑这种写作手法是否符合严谨的学术著作，但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写作尝试，更何况舒云女士给出了所有引用材料的出处，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在阅读的同时，按图索骥，自己思考。
二、采访知情人士，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
舒云女士采访了一百多位与林案有关的人士（因各种原因，有些人并没有写进书里），记录了大量的笔记。这些被采访者不仅有大人物，还有众多的小人物，上至共和国的将军，下至林案受牵连者的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的人士的采访，使舒云女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细致的访谈正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前提条件，这些资料无疑对搞清林彪事件真相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三、在细节上下功夫，不放过一个疑点
“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名言，其目的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按邓小平的口径给文革下结论。说白了就是不要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只要粗线条地按照中央精神，按照《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来阐述历史就可以了。然而，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细节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不将细节搞清何以解释历史真相？何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舒云女士正是在历史的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
四、舒云女士之作对林彪事件的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舒云女士的研究对此却有重大的发现——林立果的身边有毛泽东的“耳目”。林立果９月８日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对亲信们言及要炸毛的专列火车，毛则及时将专列转移到安全地方；林立果曾设想在硕放铁路放置炸药炸毁毛的专列，该铁路沿线很快就有部队严加巡逻；林立果还设想当毛泽东在上海时烧虹桥机场的油库，而毛命汪东兴及时对油库严加守卫；林立果还说要炸中南海，而毛泽东一行在９月１２日返京时，先在丰台车站下车，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到中南海。如果没有“耳目”的及时报告，毛泽东何以“明察秋毫”“神机妙算”？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时，连周恩来都不知情，可却有人通知了林立果，致使林立果连夜飞去北戴河，当晚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９１３事件”。是何人胆大妄为向林立果透露了毛泽东的行踪？可事后却没有受到追查追究？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以前笔者也忽略了这一情节，舒云女士的细致分析探讨的确令人信服，这是对林案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林彪一案以前有许多疑点未被澄清，舒云女士都予以具体分析：如林彪知悉林立果的“计划”吗？８３４１部队为何没有拦截林彪出走的专车？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为何跳车自伤？２５６号专机飞行员潘景寅为何不等机组人员到齐就匆忙起飞？林彪专机为何迫降外蒙的温都尔汗等等？相信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较为清楚地认识。
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舒云女士对林彪事件的探索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２００２年舒云女士在湖北文联的《报告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噩梦九一三——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２００３年又在《时代文学》上发表了《九一三事件真相探微》。由于这两篇文章的独特性、重要性，本人将其收录在２００４年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
2007年，丁凯文发表《“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继续拍：
十四、舒云新书《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突破
2006年8月，舒云新作《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该书出版前，笔者就看过完整的书稿，对舒云的工作深表钦佩。该书出版时，笔者曾撰文“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予以介绍。
舒云新作有几个特点：历史的考据与记实相结合；采访众多的知情人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林案的细节上下功夫，不放过一个疑点。正是有了这番辛勤挖掘，舒云新作在林案的研究上有了相当大的突破，比如毛的南巡与林立果的行为之关系，林立果身边是否有毛泽东的“卧底”，是谁将毛回京的消息及时透露给了林立果，为何会有两个“林彪手令”，8341部队为何未能拦阻林彪的出走，为何在林立衡的一再要求下8341部队不仅不履行保卫林彪的职责、反而应“中央”的指示要求林立衡与林彪一行也一起上飞机，《“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如何发现的，为何发现这份《纪要》的人不仅没有“立功”反而遭受长年的关押迫害，江腾蛟、李伟信在所谓林立果的“小舰队”密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共方面为何放弃追寻256号飞机的黑匣子，为何不要回飞机上所有相关物证和文件，为何不将遇难人员的遗体运回中国安葬，空军的战机为何没有击落周宇驰等人驾驶的直升机，林系大将黄吴李邱在9月12日那天做了什么，中央专案组又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对黄永胜的警卫费四金大搞逼供信，等等。
舒云新作还有很多相当重要的突破，如庐山会议上林彪如何带头打击毛泽东的亲信“上海帮”的张春桥，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陈伯达是如何被打倒的，李雪峰、郑维山的冤案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庐山会议后的林彪到底做了些什么事等。这些历史事实的还原，可帮助人们更深地了解林彪事件的真相，而不被中共官方的声音所误导。
舒云新作有着重要意义，王年一教授称赞该书是林案“全景式的大曝光”。王老为该书作的序言说：“不管林彪事件如何复杂，在事实面前，一切胡说无所遁形。¬……舒云着力于采访、调查，但并不摒弃别人的发掘。几方面的材料揉合在一起，乃成‘全景式的大曝光’。把一切放在阳光下，让世人判断。”[51]善哉斯言！
2007年，《为林彪元帅辩护》被收录于丁凯文所编《百年林彪》。该书的“内容简介”说：
林彪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经历了北伐战争、国共分裂、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等，对中共建国居功阙伟。中共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林彪在其晚年捲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71年在毛泽东发起对林的党内斗争之际，林彪与毛泽东和平分手，乘机出走，在蒙古温都尔汗不幸罹难。
本书对林彪主要时期的历史及其作用予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同时也进一步剖析“913事件”，还原那段被官方扭曲的历史，使人们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本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着作，是对林彪以及文革史研究的重要推进，也是三年前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桉》一书的延续和补充。谨以此书向林彪元帅的在天之灵致敬，愿林帅英灵永生。
2007年，《林彪画传》出版，丁凯文迫不及待地推出《林彪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读舒云《林彪画传》》，发表在《多维时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７月２０日，二○○七年九月十日《华夏文摘》增刊429期）：
今年５月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画传》，令本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拜读之后，感触良多。
舒云女士通过这些详实和具体的描述，为人们展现了一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林彪形象。林彪的成功绝非是林彪一时的侥幸，更非是“国军无能、共军狡猾”或共军依靠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么简单。那是与林彪这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林彪认真、勤奋、执着、智慧、勇气的卓越体现，从而也回答了上面的那个问题，为何原本弱小的共军居然在四十年代后期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很多倍的国军。
而舒云这本《林彪画传》却用文字和图片给读者展现了林彪的一家的真实的情况，内容非常珍贵。
如何看待林彪提倡的“政治挂帅”，舒云女士也有独到的见解。舒云认为“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整套做法，也许不是最好、最科学，但却最有效、最切合实际，当然有错误，但决没有‘罪行’！而且那些不足与过错，也不能由林彪一个人来承担。”
四、抹去官方泼在林彪身上的污水
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国内出版的有关林彪传记和相关文章，无不将林彪描写成大搞阴谋诡计的坏人，文革中的一切坏事都是林彪干的，林彪被官方彻底脸谱化、妖魔化。舒云女士的《林彪画传》则从史实出发，抹去了官方多年来泼在林彪身上的脏水。
五、采访众多知情人，整体传记生动感人且言而有据
以往海内外出版的林彪传记，在主要内容的撰写方面从无注明史实资料的来源，似乎一部严肃的人物传记可以任意挥洒，以至于一些作品以讹传讹，甚或根本就成为坊间的小说和野史，其编造的离奇程度让史家瞠目结舌，令读者真伪莫辨。而恰恰是这些作品在发行时都冠上冠冕堂皇的名称，如《林彪正传》、《林彪的这一生》。而舒云女士的这本《林彪画传》则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言必有据，在许多重要而关键的地方均注明所引材料的来源。
首先，舒云女士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如林彪的家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林彪的老部下、老战友等，达一百多人，有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就能发掘出他人所不知道的情节和内容，写出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林彪。如对林豆豆的采访，对叶群弟弟叶镇的采访，对林彪手下大将邱会作的采访，对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的采访，对原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的采访，对原林办秘书于运深、关光烈的采访，对江青秘书阎长贵的采访等等。舒云不辞辛苦地对这些知情人士的访谈奠定了这部书的真实可信的基础。
其次，舒云女士这本《林彪画传》没有任何人为编造的情节，重大的历史事件上，舒云女士反复予以核实，从不人云亦云。
舒云女士为这部《林彪画传》，想方设法从当年的摄影记者、林彪家人和老部下家人手中寻找，并沿着林彪当年的足迹，走访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锦州、葫芦岛、四平等十几座城市，终于收集和拍摄了几千张有关林彪的照片。这次精选的一千余幅照片极为珍贵，大部分是从未发表过的，很多照片甚至是绝版。可以说，这部《林彪画传》是收集有关林彪照片最全的书籍。全书制作水平高超，质量上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林彪新传。
舒云女士的这本《林彪画传》是继《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后的又一部新书。《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舒云女士专门针对“林彪事件”所撰写的专著，该书在海内外已引起了深远的影响，该书是舒云女士近二十年间深入采访、研究的结晶，而这部《林彪画传》更是舒云女士对林彪一生研究的总结。正如国内著名的文革史学者王年一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舒云女士这部《林彪画传》是迄今为止描述林彪元帅一生最好的一部传记，她好就好在真实、深刻、忠于史实，再加上生动和详实的叙述，一代名将－－林彪跃然纸上。林彪的一生不是没有错误，特别是在文革中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林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是林彪绝非是官方所描述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更不是“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彪在被动的情况下被毛泽东硬拉上了文革的战车，欲罢不能，最后却因反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被毛泽东不容所打倒。王年一教授说得好：被颠倒了的历史应该被颠倒过来！而舒云女士的《林彪画传》就是一个典范。在此，我要向舒云女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在林彪元帅百年诞辰之际，这部《画传》无疑也是对林彪元帅最好的纪念。
拍舒云的马屁，其实也就是对《林豆豆口述》的肯定。舒云把《林豆豆口述》中的文字拿过来，称之为“访谈”，丁凯文就大吹“舒云女士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如林彪的家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林彪的老部下、老战友等，达一百多人，有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就能发掘出他人所不知道的情节和内容，写出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林彪。如对林豆豆的采访，”。真是“雌雄双煞”一个写，一个拍，根子全在《豆豆述》。
*2012年《口述》出版，丁凯文不拍了
2012年，《林豆豆口述》出版。照理说，“如对林豆豆的采访”已经令丁凯文崇敬不已，《林豆豆口述》现真身，丁凯文理当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才是。奇怪，太阳从西边出了，丁凯文不吱声了。
早在2001年9月11日，肖思科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九一三”事件转眼三十年知情人反复查证，粉碎五大谣言林彪死因只一个》。其中说：
据查，写信的当事人对林彪“被骗上飞机”的说法由来已久。1971年9月12日晚，她在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局部队报告情况时，就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要把林彪“弄走”。1971年11月，当事人在写给中央的材料中，仍然保持了这种说法。而在中共公布57号文件之后，当事人就一改常态，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拥护中央“对林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正确”，并声称“几年前就知道林彪要搞阴谋”。
而到了1979年11月初，她给江西省一名前要员写证明材料时，又冒出了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
这里的“写信的当事人”就是林豆豆。2002年，丁凯文发表了《也谈林彪９１３事件－－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发表于“枫华园”第３５５期，后来收入《重审林彪罪案》）。
肖先生在其文中特别批驳了林彪是被“绑架出逃”，而且指出这一说法是出自林彪亲人之口。肖先生为何不点明此说就是出自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之口呢？林立衡是913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和证人，作为913事件的当事人，林立衡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她的证词应被视为第一手资料。913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张宁也在自己的回忆录《尘劫》一书中，描述了913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后来被中共专案组审查的经历。这些无疑都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性不容轻易予以否认。换句话说，林立衡与张宁的回忆的重要性绝非坊间传闻的“西山镇压说”、“替身代死说”以及“软禁老死说”可比拟，稍有史学知识的人都清楚她们的回忆极具史料价值。然而肖先生在其文中却不屑地将林张的回忆与那些道听途说或胡编乱造相提并论，对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及回忆尽量予以忽略、贬低乃至否认，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肖先生的研究动机和研究功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看看丁凯文所说，“应被视为第一手资料”，“无疑都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性不容轻易予以否认”，“绝非坊间传闻可比拟”，崇敬之心，可想而知。况且，对于那些小说体的“四大名著”有一本拍一本，2012年，真神显身，丁凯文应当使出浑身介数，拍他个天昏地暗才对。《邱会作回忆录》，《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每出一本，一定有“雄煞”的“读后感”出世，唯独林彪的亲生女儿林豆豆所著的《林豆豆口述》这样的“第一手资料”，不见“雄煞”出来捧场，有点奇怪。看到的是，“雄煞”不愿意多提《口述》，仿佛在“躲”着林豆豆。
看看这个“雄煞”，捧舒云，批高华，打王海光，评老麦，《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出一本捧一本，丁凯文的文献之中，邱会作回忆，吴法宪回忆，李作鹏回忆，连篇累牍，眼花缭乱，唯独对于林彪亲生女儿的这个“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弃如敝屣。“雄煞”的排山倒海的文字之中，引用的林彪亲生女儿的这个“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少而又少。笔者所看到的，也就是2002年的文字，轻描淡写的一句“她们的回忆极具史料价值”就打发过去了。还不是“她”，而是“她们”。和“雌煞”形成鲜明的对比。看看“雌煞”，何等勇敢，把《口述》零割细剁，造就了“四大名著”。当然，“四大名著”以《口述》为主心骨，拍“四大名著”的马屁也就是拍《口述》的马屁。所以，讨论丁凯文和《口述》的关系，可以说是“曲线拍马”吧。这也正是“铁三角”的含义。
《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三○期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问：请介绍一下林豆豆目前的情况，她的观点如何？
丁凯文：据我所知，林豆豆现在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系还在那里。生活还不错，身体还可以。再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丁凯文，以漂林为业，对女儿实在不大关心。
《林豆豆口述》出版一年之后，余汝信编著出版了《“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可以说是组织了一次对《林豆豆口述》的大批判。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珍稀历史资料汇编”，下编为“史实与辨析”，有四篇文章，即天穹的《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天文）、韩钢的《「九一三」事件考疑》（韩文）、王海光的《「九一三」事件循时考》及余汝信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余文）。
“内容提要”中说：
天穹、韩钢、余汝信的文章，各自对林立衡的有关说法尤其是「林彪被骗说」提出了质疑。王海光的文章则首次披露了1971年10月林立衡的有关交待，可供读者将其与林立衡1980年所写的材料相比照，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林豆豆口述》中的主要材料，一是“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一是“我所知道的‘九一三’事件”，也就是对文革前文革中，的两个大事件：“罗瑞卿案”和“九一三事件”，提供的林豆豆观点。我们再来看《“九一三”回望》中几篇文章所说。
（韩文）去年香港出版的《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再次收录了这份申诉材料，题为《我所知道的“九一三”事件》。遗憾的是，该书并非林豆豆所编，甚至“未经林豆豆本人审阅”，且“有删节”。据研究者考证，《世纪风铃》和《林豆豆口述》的编著者都对这份材料作了改写。两个修改稿和原稿的差异，已有研究者做了仔细对比和甄别，此处不赘。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减损其史料价值。
（韩文）的最后说的是：
对“林豆豆材料”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或口述提出的这些疑问，笔者并没有确定的结论。事实上，这份材料还有该书的其他文章留下的疑问远不止这些。解开这些疑问，仍待时日。
(天文)在“九一三”事件四十一周年之际，人们多么希望林豆豆向人民、向历史做一个坦诚的交代，她毕竟近七十岁了，时不我待。但是，《林豆豆口述》的出版，却使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
经过反复阅读《林豆豆口述》，及多次走访了解林豆豆的人，笔者发现，有三个“关系”，是林豆豆“思想体系”的基础；她的思想认识和她的所写，都是以这个三个关系为基础的。这三个关系是：（1）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2）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3）叶群和林彪的关系。因此，弄清搞准这三个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关系弄不清搞不准，是很难研究清楚林豆豆所讲述的具体问题的。
笔者认为林豆豆讲的这三个关系，都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够真实的。
“九一三”事件已过去四十一年，快半个世纪了。林豆豆最不该的是，她不但不自责，还出书编假话诋毁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九一三”事件，林豆豆毫无反省，也没有给林彪正名的具体行动；四十一年来，毫无建树。现在可好，出了一个《林豆豆口述》，不但伤害了林彪、叶群，也伤害了真实的历史，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谷底。
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一是林豆豆写得不实；二是她们关系的好坏，也左右不了什么政治大事（“九一三”除外），林豆豆把自己看得太高，太重要了。
二、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
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陷阱：你不相信吧，她是林彪的女儿；你相信吧，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究竟林彪“在病重时”对林豆豆的嘱托是什么？不得而知。林彪既然病重，不向中央报告，不向军委嘱托，不向军委办事组嘱托，而向林豆豆嘱托，这绝不符合林彪的党性原则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当然，王淑媛生活在毛家湾，林彪、叶群讲过的只言片语，王淑媛是可能听到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如果把王淑媛听到的只言片语作为林彪对某个重要问题看法的依据，是绝对错误的。林豆豆常抬出王淑媛，只是她的障眼法而已。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林豆豆是林彪家庭的一员，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经表示过的对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只言片语，被演绎成林彪对叶群的政治立场和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
三、叶群和林彪的关系
文革后，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把毛和江青切割。林豆豆为了护林，也机械地仿照；如此这般地切割，结果适得其反。叶群在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单独的意见和态度，林彪的利益和荣辱就是叶群的利益和荣辱，这点叶群很清楚，也是叶群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因此，林彪和叶群的“政治”关系、“革命”关系是好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豆豆恰恰看错了这个基本点，或者说为了给林彪开脱（其实完全不必开脱什么！），故意编造了林彪和叶群关系假的“基本点”，说他们的关系就是叶群对林彪的控制和欺骗。
林彪和叶群的关系，绝不是林豆豆说的“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的关系。叶群有时为了林彪的身体，不得不推却或私下处理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事，有所谓善意的“欺骗”。但绝不是在路线问题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对林欺骗，更不是为了毛泽东所愿而欺骗林彪。林豆豆说叶群对林彪欺骗和封锁等等，只是林豆豆十分幼稚的为了“维护”林彪找托词而已。
因此，我们说林豆豆笔下的林彪是不真实的。
这样从时间上排排队，说明叶群并没有在哪个时间段和林彪根本上不一致，形成对林彪的“欺骗和控制的关系”。所以林豆豆杜撰的林、叶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林豆豆旨在为林彪辩诬，想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
林豆豆为了给林彪护短，搞出个耸人听闻的“打针、吃药”说。与其说鲜为人知，不如说耸人听闻。
这是林豆豆式的护短，可是林豆豆又不会护短。林彪不需要这样幼稚的护短，遮住了这头又亮出了那头。
林豆豆此时想告诉公审的主将彭真：我爸爸林彪还说过你好话呢！试问林豆豆是不是也被打了毒针改变了思维？这是给父亲身上抹黑，还是为父亲脸上添彩？
林彪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但并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错误，更不是打毒针造成的错误。有位了解关心林豆豆的老同志说：“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帅府千金抖出几个“鲜为人知”的“猛料”，就能改变历史的。林豆豆为父亲辩诬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哪些林彪做对了，哪些林彪做错了，哪些林彪要负责，哪些林彪不负责，她并未搞清楚。希望林豆豆努力呀！东隅已失，桑榆非晚。
如果林豆豆是对林彪热爱的、负责的，就应当努力学习，认真思考，潜心研究。比如说在文革中，林彪哪些是跟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犯了错误，哪些是讲的违心的话，哪些是对毛泽东吹过了头，哪些是伤害了一些干部；又有哪些是对林彪的栽赃，哪些从过去和现在看都不是错误，这是要下功夫的！
正所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平按：“轻薄为文”到底是谁？“尔曹身与名俱灭”说的又是谁？不就是林豆豆么？
余汝信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余文）。
（余文）去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笔者发现，书中声称“林豆豆口述、张清林记录”的有关“九一三”的材料，实际上就是舒云以“整理”名义进行了部分改写的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笔者还注意到舒云的改写，某些段落抄自李晨，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更大。
基于上述原因，李晨、舒云对林立衡原稿的大量改动（虽然，李晨、舒云的改动并没有触及林立衡的基本观点），已使李、舒两书有关部分失却了史料价值。故而，本文辨析的对象，仅为林立衡材料的原稿。
(余文)在看到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并经与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忆相比对之后，笔者今天依然认为，林立衡的材料总的轮廓，还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当晚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情的大致经过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林立衡当时的思想活动，不等于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细节，更不等于说笔者赞同林立衡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后，我们今天更有条件去深入探究一下事件经过的一些关键点，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而这些启发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思考，很可能与林立衡的观念有很大距离，甚至截然相反。
二、被林立衡扭曲了的林、叶关系
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林立衡为了强说“林彪是被骗的”，扭曲了这一基本点，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林立衡对林彪“主动走”与“被骗走”一直很纠结。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编织“林彪是被骗的”这一神话。这正反映林立衡被“封建专政主义”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
林立衡不愿意向中央报告，自然有她的小算盘——她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大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她企图将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分离，天真地认为如果8341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是林立衡对中共党内严酷斗争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一厢情愿，对8341部队的行为准则更毫无所知。她想用纸包住火，不将信息透露到北京“以免被人利用”，以保住她父亲的政治地位。林立衡的小算盘，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小学生级数的，绝不现实。
五、林立衡的政治悟性
当我们将邱的谈话与林立衡的材料对照着看，政治悟性的高下立马可见。当然，你可以说邱的这些话是“九一三”三十年后才说的，那么，我们倒想知道的是，林立衡写这些材料到今天也已逾三十年了，她的那些观念到底改变了没有？改变了多少？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将近四十二个年头。林立衡给中纪委写材料，也已过去近三十三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在沉思，历史也在沉思。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探索在艰难中前行，历史也在前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么多年过去，曾改名为“路漫”的林立衡本人，想必也会有不同于当年、精神境界高于当年的再思考和再认识。我们诚挚地盼望，林立衡的新思考、新认识，能尽早公诸于世，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更重要的，是她应履行的历史的使命。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是2013年5月出版的。２０１３年８月出版的《新史记》总第１５期，同时发表了舒云的《“九一三事件”没有阴谋吗？――兼答余汝信先生》和丁凯文的《林彪出走，几分主动？几分被动？－－读余汝信<“九一三”回望>》，对《回望》进行了回复。舒云的文章，说得确切一些，反扑。照理说，《回望》批的是林豆豆的材料，“雌雄双煞”并无一定出场的必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雌雄双煞”和林豆豆，已经是一个“铁三角”，那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难分难解了。
《阴谋》一文开首便说：
余汝信在２０１３年５月编著出版了《“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本文主要质疑署名余汝信的文章《＜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
舒云，编辑、出版了《林豆豆口述》，其后，在《《林豆豆口述》：特殊环境下的成果－－兼复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林豆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他们甚至还生活在黑暗当中，受到严密的监控，毫无人身自由。作为个人的申诉材料，它们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个人回忆不够准确，一些评述不够客观，急于为父亲申冤而疏于理性的思考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这些申诉材料还可能涉及文革当中的某些要人，而这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林豆豆在申诉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无法畅所欲言。
但是，诸位看到过舒云对《林豆豆口述》提出过质疑没有？没有。有哪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哪一些“个人回忆不够准确”？哪一些“评述不够客观”？哪一些“疏于理性的思考”？舒云没有一个字的论述。相反，舒云把《口述》作为一个宝藏，在里面精挑细捡，找到了一些宝贝，把它们充斥到自己的“四大名著”中去。在文化革命中，这是典型的“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给自己戴了几顶帽子，却说不出一个道道。如今，看到《回望》对《口述》的批判，可以说是火冒三丈，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口述》已经成为舒云的宝贝蛋了，怎么能随便给人批判？大家知道，舒云出版过一本书《百问九一三》，这一篇《阴谋》，正确的题目应该是《九问余汝信》。里面向余汝信提出了九个问题。
１、“九一三事件”谁该负责？
２、是谁的阴谋？
３、毛泽东怕林彪跑吗？
４、谁耽误了拦阻时间？
５、毛泽东南巡“胜券”不在握吗？
６、林彪“主动出走”苏联？
７、叶群只有小事敢骗林彪？
８、林叶怎能和毛江相提并论？
９、林彪不知毛要打倒罗瑞卿
下面是一些文字摘录。
余汝信承认“林豆豆的材料反映了‘九一三’当晚的大致经过”，而余汝信的“解读”却没有反映这个“大致经过”。
余汝信试图对“九一三事件”作一番新的诠释，把“九一三事件”的责任完全推给林立衡（林豆豆），从而回避了林豆豆上诉材料中最关键的部分，即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从开始全力支持林豆豆并报告上级，到后来却消极应付，甚至奉上级指示让林豆豆等人也一起上飞机，直到最后眼睁睁看着林彪专机起飞。
余汝信说：“在‘九一三’中林立衡是否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余汝信认为林豆豆在最后五天中没有与父亲沟通，不能代表林彪的意志。
这就奇怪了，最后五天没有与林彪沟通，就不能代表林彪的意志？难道林彪在最后五天的意志与以前不一样吗？那么请余汝信举出林彪另外的意志。如果林彪真的在最后五天改换了一种意志，那林豆豆没有与父亲沟通，恐怕就不能代表林彪的意志。问题是“林办”工作人员没有一人揭发出林彪在最后五天改换了意志，既然林彪一如既往，林豆豆怎么不能代表林彪意志呢？
什么是林彪意志？林彪有“杀害毛泽东”的意志吗？林彪有“逃往苏联”的意志吗？换句话说，林彪在北戴河有任何出走境外的物质或精神准备吗？如果有，为什么林办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揭发出来？根据现有材料，林彪内勤倒是“揭发”出林彪说过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个“民族主义者”难道不是林彪的意志吗？林豆豆请求８３４１部队不让林彪上飞机，不就是代表林彪的这个意志吗？林彪有什么理由背叛他流血流汗百死一生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他有什么理由背叛毛泽东？从林彪那封５月份未发出的给毛泽东的信就可以看出，林彪还是在向毛泽东低头表忠，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丝毫没有背叛之意。
为什么余汝信闭口不提“九一三”当晚的种种怪异，却把责任全推给林豆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林豆豆不应该为“九一三事件”负责。余汝信把“九一三事件”的全责任推到林豆豆身上，就有违事实了。
余汝信指责林豆豆不让８３４１部队向林彪报告，向上级报告，是给８３４１部队出难题。林豆豆不让８３４１部队向林彪报告了吗？林豆豆只是讲了自己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的理由，是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主动说“就是不要向林彪报告”。据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回忆，张宏根据上级指示，要上去向林彪报告，被他拦住了。姜作寿的理由是张宏上去，他也跟着上去，林立果有枪，万一他们两个指挥员都回不来，部队谁管？而且８３４１部队是外卫，从来不进林彪房间。这样，张宏就没有上去向林彪报告。
余汝信说：“‘九一三’是８３４１部队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关键在于对中央上层斗争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直接面对的这场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党的唯一副主席！面对这一场建国以来高层警卫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８３４１部队根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也根本没有处置预案可资遵循。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那又如何？又从何谈得上有什么‘阴谋’？！”
这一大段看似有理，但事件正在进行中，谁能知道这是“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实际上８３４１部队面对“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并没有如余汝信所说“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他们向上级报告了。问题是“上级”超“冷静”，不下令拦阻，反而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态度？难道是欲擒故纵？
余汝信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在‘九一三’当晚，毛、周或８３４１部队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阴谋。一切关于‘阴谋’的猜测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臆想，都缺乏确凿的证供。”
谁说周恩来、８３４１部队在九一三事件中有“阴谋”了？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中只是一个“傀儡”，决不敢越雷池一步。至于８３４１部队更是与“阴谋”无关。确如余汝信所说：“当张宏的直接上级没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按兵不动，当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照原样传达，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上级没有命令拦阻林彪专车和专机，８３４１部队当然不能拦阻。
但是，周恩来和８３４１部队没有阴谋，不等于“九一三事件”中没有阴谋。“九一三事件”是有阴谋的，阴谋来自毛泽东。为什么８３４１部队的“上级”不下命令？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拦阻林彪？为什么毛泽东要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就是网开一面放林彪走吗？
余汝信认为“九一三事件”中没有阴谋，完全是“突发事件”。“九一三事件”是“突发事件”吗？“九一三事件”是孤立的“当晚”那几个小时吗？没有九届二中全会，没有华北会议，没有批陈整风，没有毛泽东南巡谈话，能有“九一三事件”吗？如果没有阴谋，毛泽东南巡讲话反复讲林彪坏话是什么意思？符合党的原则吗？党的主席对党的副主席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多次请求与毛泽东面谈，都被挡回或置之不理。难道这不是打“草”惊“林”、步步进逼吗？难道这是余汝信说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与阴谋无关吗？
余汝信认为：“九一三事件”不仅出乎自诩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来与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及８３４１部队的意料之外。余汝信怎么知道“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周恩来会是意外？林办工作人员、８３４１部队意外是有可能的，而毛泽东、周恩来怎么可能意外呢？
余汝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觉得‘九一三’的问题，主要的责任是毛，而不是林。”“九一三事件”的责任不是林彪，这话很对呀，但为什么余汝信又把“九一三事件”的责任推到林豆豆头上？为什么一再指责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耽误了时间，先是耽误了“五天”，最后又耽误了“一个半小时”？
事实上，是谁耽误了拦阻林彪的时间？不是林豆豆，也不是８３４１部队，而是８３４１部队的“上级”，是毛泽东！
林豆豆在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申诉材料中写道：“结果，从９６号楼（北戴河林彪别墅）到机场，从北戴河到山海关，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我们的五次报告和请求，除了叫我们‘跟着上飞机’外，所采取的唯一具体措施，就是列兵荷枪不动和随后‘快追’。列兵不动和随后‘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这一死无对证的结果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上述这个‘材料’不仅对在我找８３４１部队后长达近三个小时之久的时间内所急剧发生的众目昭彰的严重事实极力回避，讳莫如深，并因无法回避而玩弄文字，制造了谎言，颠倒了事实，混淆了是非。”
这才是“九一三事件”的真相！
余汝信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毛要整林而南巡鼓动，但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处理林？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否则他就不会南巡发动“诸侯”了）。”
余汝信怎么知道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毛泽东南巡的沿途谈话看，如果毛泽东“胜券”不在握，又怎么敢在南巡时如此大胆地一再“炮轰”林彪？打“草”惊“林”呢？
总之，并不是像余汝信所说“只是在林立衡的报告后，毛才拿到主动权”，毛泽东早就“胜券”在握！
余汝信认为：“按照林豆豆的观点，林彪是被叶群骗上飞机的，按照林豆豆材料中的叙述中来说，林彪并不是被骗的，林彪很清楚他的目的是想跑到国外，林彪从没有夜航习惯，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当天离开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跑到国外去。”
林豆豆的上诉材料中，观点和事例都同样指向林彪是被骗走的。林彪专机摔在国外，飞机上不仅仅有林彪，还有飞行员，有叶群，有林立果，余汝信又是如何证实“林彪离开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跑到国外去”呢？至于林彪第一次夜航，与“跑到国外去”并没有因果关系，难道目的地是国内就不能首飞夜航了吗？
余汝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１９７１年８月毛泽东开始南巡并发表讲话，林彪预感毛会将他作为历史上中共的‘反党头目’看待，下场有可能会像刘少奇一样，林彪于是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准备一走了之。”“林彪不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对此际自己的角色剧变心知肚明――这并非是堂堂‘副统帅’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仓皇逃命！”余汝信认为林彪事件不仅不是阴谋、也不是被叶群、林立果骗上飞机，而是一场与毛决裂后的出走事件。
表面看余汝信是在赞美林彪的“壮举”，但实际上是把“主动出走”强加到林彪头上！
林彪有什么理由“主动出走”苏联？
余汝信有什么证据证明林彪知道去苏联？
余汝信的证据是“叶群明确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没有表态。其实，不表态至少也是一种未加反对的态度。”没有表态，就是“未加反对”，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就没有不同意的可能吗？再说，广州、香港和苏联是南辕北辙。余汝信拿这样的证据证明林彪知道北逃苏联吗？林彪还有一句著名的“民族主义者”的话，为什么余汝信不引用？这句话不是很清楚地说明林彪并不想逃往国外吗？
原来，并不是林豆豆在编织“林彪被骗”的神话，而是余汝信自己编织“林彪知道”的神话。
余汝信猜测：林彪“所谓去广州或去大连，只是一种掩饰。”林彪临走说去大连怎么是“掩饰”呢？林彪想掩饰什么呢？林彪不是普通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中。假设林彪知道去苏联，如此大的行动，他不可能“掩饰”得如此彻底，总会露出蛛丝马迹。
余汝信对“德国之声”说：“从目前看到的材料，麦克法夸尔的观点也是参与本书的学者一致的看法：‘官方说林彪要搞政变，我们没有看到林彪要搞政变的证据，而且说林彪要谋害毛泽东，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林立果确实有一些想法，都体现在‘５７１工程纪要’中，但是这只是林立果几个人的计划，我们并不认为林彪知道和赞同他的这个计划。’”
而余汝信却要把《５７１工程纪要》算到林彪头上，他说：“集中体现了林立果真实思想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又何尝不是林彪此际内心的独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余汝信通过想象，把《５７１工程纪要》和林彪绑在一起，制造林彪主动出走苏联的理由？余汝信说：“林彪对文革的一套，已丧失热情”。“林家大难临头！思前想后，林彪、叶群、林立果横下心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走了之！”余汝信“大声为林彪声（申）辩――主动走，又如何？！”
余汝信说的林彪“对文革的一套丧失热情”，“林家大难临头”就是林彪出走原因？林彪是自己上的飞机，林彪专机摔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就能证明林彪知道去苏联吗？难道没有别的因素让飞机在空中改变航线吗？
余汝信承认：“对于毛的心计，不能说林彪没有察觉，但林能做的，似乎只是消极应对而已。”但为什么余汝信又认为林彪临走说去大连是掩饰？是“主动出走”呢？
林彪“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是研究“九一三事件”的关键之一。什么叫“主动走，又如何”？主动就是主动，被动就是被动，不能凭主观想象，需要确凿证据，在没有新的证据推翻林彪说去大连是掩饰之前，只能认定林彪就是要去大连。可是事实上林彪殒命在蒙古温都尔汗，那么叶群是怎样对林彪说的？去大连还是去苏联？这就牵扯到林豆豆所说的叶群骗林彪的问题了。
余汝信对叶群的“骗”是这样解释的：“作为‘林办’主任，叶群为林彪应付外间（界）的方方面面。叶群的心态，是林彪不要操那么多心，有些既非原则又不那么要紧的事，就不告诉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么‘骗’，何况一般地说，所有‘首长’的老婆，都是会给丈夫挡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称，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料，也是细心周到的。”余汝信认为叶群与林彪“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因此不存在叶群欺骗之说。”
余汝信把林彪在台上的“九年”一贯制了。林彪从１９５９年起主持军委工作，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止，这九年多时间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分为两段。以最初几年林叶关系类推这九年的林叶关系，就以偏概全了。余汝信说的“林叶一体”，应该截止到１９６５年上海会议前。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经常下部队调查研究。但自从１９６２年林彪累病了以后，毛泽东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林彪退居“二线”，这一段时间林彪曾让叶群替他下部队搜集过材料。这时候，确如余汝信所说“林叶一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和叶群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余汝信仅举出“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个例子，并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叶关系。林豆豆说“叶群骗林彪”，是特指“文化大革命”。随着林彪地位上升，叶群这个“林办”主任也被毛泽东提名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上毛泽东插在中间，林叶关系就开始复杂了。
余汝信的话让人想起李文普所说“叶群小事敢骗林彪，大事不敢骗”，而且更进一步具体化了。
余汝信把林叶关系和毛江关系类比，认为林豆豆“强行切割林叶”，“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余汝信说的是就是事实吗？
余汝信说：“对叶群职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没有坚决反对。”林彪怎么能坚决反对？叶群进政治局是毛泽东之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从政治局预选名单上划掉，还不是坚决反对吗？毛泽东再次把叶群的名字写上，周恩来又做工作，林彪还能再反对吗？正如林豆豆所说，在毛林之间，叶群只能骗林彪。叶群骗林彪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余汝信说：“目前并没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林彪对叶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人）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满。”
目前，有材料揭示叶群参与军委和中央的什么工作了吗？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没有更多指示，唯一声名远扬的是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林彪在北京对总参副总长阎仲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示，疏散西郊机场的飞机。国庆节后，林彪视察张家口驻军，然后到苏州，让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他关于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疏散部队的指示，即所谓的“林彪第一号令”。这一段林彪为战备做的这几件事“轰轰烈烈”，瞒得了谁？如果林彪还有背着毛泽东给军委办事组的指示，早被批判得底朝天了。叶群虽然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只是挂名，林彪不让她干预军委办事组的事情，叶群对军事也一窍不通，很少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按邱会作的说法，军委办事组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既然叶群没有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林彪何来满意或不满？
林豆豆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仅仅是个人的回忆和申诉，因各种因素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林豆豆是严肃的、认真的，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揭开了“九一三事件”真相的盖子。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林豆豆的“围剿”却一直没有停息。除了当年中央专案组的横加指责，还有人屡屡抛出林豆豆被迫写的或被改写的交代材料，以此想封住林豆豆的嘴。
但是，“九一三事件”的真相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
我们相信，“九一三事件”终会真相大白！历史也终将证明，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正确的！
看看舒云所说，那是火力全开，刀对刀，枪对枪，对余汝信所说进行了逐条驳斥，为《口述》进行了全面的辩护。“历史也终将证明”的，岂但是“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正确的！”还将证明林豆豆的所有回忆是正确的，譬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实际上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并遭到剧毒药品的毒害。”譬如“在他不知道或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进口剧毒药品”，譬如“更是忧深责重,然而因处如缧绁,无力尽责,无法忍受封建专制利用和糟蹋他的声名,忧愤交加,恨不欲生而几欲自戕?以致我宁愿陪他同归,和工作人员商量过怎么冒死帮助他服毒自尽,以便永远结束他那令人不忍目睹的摧残,被折磨因而被人得以利用的我无法形容的痛苦情状!”譬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
舒云说了，“历史也终将证明”，当然，如果历史不能证明，至少，舒云已经证明了。
我们可以看到，舒云是挺着长矛，对着余汝信一顿乱捅（至少捅了九下）。作为“双煞”另一半的“雄煞”在做什么呢？《口述》于2012年9月出版，没有看到丁凯文的“读后感”，《回望》于2013年5月出版，8月，丁凯文的“读后感”就和舒云的《阴谋》一起发表了。可见《回望》的威力之大。“雌雄双煞”，向来是联袂作战，或则一左一右，或则一前一后，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在同期的《新史记》上，发表了丁凯文的《林彪出走，几分主动？几分被动？－－读余汝信<“九一三”回望>》。比较“雌雄双煞”的两篇文字，如果说，舒云的《阴谋》是“矛”，那末，丁凯文的《主动》便可以说是“盾”。一搭一挡，有功有守，可以保得主公无恙。
《主动》一文开首便说：
２０１３年５月，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余汝信编著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笔者很快就收到余先生从香港寄来的样书，拜读之后颇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愿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这一段话给笔者提供了一条线索。丁凯文不写《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读《林豆豆口述》》，是否因为舒云没有，或者说没有及时，把《林豆豆口述》（样书？）寄给丁凯文，使得丁凯文大为不满，于是“罢笔”，闹起了小脾气？等到《回望》出版，看看再“罢笔”不行了，于是重披战袍，再次联袂。
当然，丁凯文的“本事”也就是“玩魔术”。《回望》的“内容提要”中说：“天穹、韩钢、余汝信的文章，各自对林立衡的有关说法尤其是「林彪被骗说」提出了质疑。”麦克法夸尔在该书的“序”中说“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九一三”回望》，就是对上述“口述”的反响。”丁凯文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偏要抓住麦克法夸尔所说“正如本书所示，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变起了魔术：
笔者认为，无论是韩钢先生的文章还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实际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来强加给林彪的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将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看看丁凯文所说：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大致写作于１９７９年下半年和１９８０年上半年期间，主要针对中共中央主导的“两案”审判。由于这是林豆豆个人的回忆，这份申诉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值得研究者们的重视。
一、披露原始状态的史料
二、揭露专案制度的黑暗
（１）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揭露了中共专案制度的黑暗。
（２）林豆豆作为“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其申诉书较为完整地叙述了９月７日到１２日北戴河林彪住处发生的事件，虽然有若干情节的细微之处还应与其他当事人回忆综合起来加以考证。
（３）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完全否定中共中央多年以来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成立了“反革命阴谋集团”，从事了“反革命阴谋政变”、“谋害毛泽东”，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俩面派、叛徒、卖国贼”。
三、剖析申诉材料的问题
四、“九一三事件”考疑
由于这是林豆豆个人的回忆，这份申诉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值得研究者们的重视。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其申诉材料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单地指责林豆豆编谎话显然不够客观，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为好。笔者认为，林豆豆的申诉仅仅是当事人留存下来的史料，史料不应与真实的历史简单地划上等号，研究者应该对照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最后还想多说一句。有关舒云女士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近来国内有些批评之声。笔者认为，舒云这些年来探索林彪和林彪事件，自费走访了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士，出版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多本著述，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著述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宜以此全面否定舒云的辛劳和贡献，对《林豆豆口述》一书也应该站在客观、理性和善意的角度予以评论。
丁凯文，你是文化革命研究学者，林彪研究专家，何不以身作则，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你放了这么多的屁，怎么遇到《林豆豆口述》就放不出来了？“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怎么没有看到你的“读后感”出世？
说穿了，丁凯文说的就是：《“九一三”回望》没有“站在客观、理性和善意的角度予以评论”，“史料与真实的历史简单地划上等号”。丁凯文手里拿着独门兵器、传家之宝，也就是“官方”的帽子，甩又甩不出来，于是扭扭捏捏，欲说还休，迸出一句：
刚刚问世的这本《“九一三”回望》可算是最新的成果之一。
余先生对“九一三事件”作了如此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其中一些看法笔者也有同感。
心里的憋屈可想而知。
再来看看丁凯文是怎样擦的：
三、剖析申诉材料的问题
作为一份个人的申诉，林豆豆的材料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天穹在《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这篇文章来看，作者天穹是一位比较了解林豆豆及林彪家庭的圈内人士。因此，天穹在分析林豆豆、林彪家庭以及林彪在文革中的具体活动有独到的见解，值得人们予以重视。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其申诉材料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单地指责林豆豆编谎话显然不够客观，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为好。笔者认为，林豆豆的申诉仅仅是当事人留存下来的史料，史料不应与真实的历史简单地划上等号，研究者应该对照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天穹认为，林豆豆与叶群之间产生如此的矛盾不能说林豆豆完全没有责任。这应该是一个中肯之言。
林豆豆是林彪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帅府家庭中，耳濡目染自然会了解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甚至一些中央高层的内幕，这从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中可以找到很多。但是这种了解的来源和渠道是什么，这些了解又深入到什么程度，其可靠性如何，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有些来自林豆豆的亲身经历，如有关罗瑞卿的问题，还有的也许来自林办或其他知情人士等。但是林彪会否向自己的女儿做出什么政治方面的嘱托则是大有疑问的。
再次，天穹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了叶群和林彪的关系。针对林豆豆申诉材料中“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说，天穹表示了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天穹的这一看法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
天穹在文中对林豆豆颇有一些批评，笔者认为有些批评是语重心长，恨铁不成钢的，但是有些批评似乎还是言重了。比如天穹认为“林豆豆爱说假话”，“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林豆豆申诉材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林豆豆本身思想认识问题，有些是历史局限性问题，还有些是言不由衷，不能一概而论地指责林豆豆故意编瞎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民众的思想还受到长期以来党化教育的束缚，其解放程度也远远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林豆豆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手头也没有什么资料，全凭自己的记忆和过去的感受。此外，林豆豆急于为父申冤而在申诉过程中缺乏严谨的思考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其申诉材料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单地指责林豆豆编谎话显然不够客观，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为好。笔者认为，林豆豆的申诉仅仅是当事人留存下来的史料，史料不应与真实的历史简单地划上等号，研究者应该对照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其实，所谓的“国内有些批评之声”，不就是余汝信的两本书么？官方对《口述》有批判么？笔者只看到高厚良的《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这一定使“雄煞”有点气馁。这“雄煞”手里攥着一大叠的“官方”的帽子，抛又抛不出去，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于“雄煞”来说，这是一个比“罗瑞卿案”更难解的问题：怎么会是余汝信的《回望》，而不是“官方”，来批判《口述》。要是“官方”来批判《口述》，丁凯文早就立马横刀，口诛笔伐，一顶顶的“官方”帽子，打得对方落花流水，落荒而逃了。如今偏偏是余汝信组织的大批判，你让这“雄煞”是硬好还是软好？丁凯文看物，一向就是“非无即资”，不是“民间”就是“官方”，文字之中，几百顶“官方”帽子都已经抛出来了。如今这“国内有些批评之声”，到底是“官方”还是“民间”？
丁凯文好奇怪，扭扭捏捏，分析了几大原因，你干嘛不来进行一下分析，哪些是“林豆豆本身思想认识问题”？哪些是“是历史局限性问题”？哪些“是言不由衷”？你可是文革研究的专家，你可是林彪研究的专家，怎么碰到《口述》就缩头了？抛出了几顶帽子就躲开了？
你先要说说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实际上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并遭到剧毒药品的毒害。”是弥天大谎还是真实描写？“在他不知道或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进口剧毒药品”是弥天大谎还是真实描写？“更是忧深责重,然而因处如缧绁,无力尽责,无法忍受封建专制利用和糟蹋他的声名,忧愤交加,恨不欲生而几欲自戕?以致我宁愿陪他同归,和工作人员商量过怎么冒死帮助他服毒自尽,以便永远结束他那令人不忍目睹的摧残,被折磨因而被人得以利用的我无法形容的痛苦情状!”是弥天大谎还是真实描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是弥天大谎还是真实描写？你先要说说看，这些言论，是“林豆豆本身思想认识问题”？是“历史局限性问题”？还是“言不由衷”？
丁凯文找出了几大原因，你倒说说看，上面的断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能“全盘否定”，如果一个证人在法庭上宣了誓，然后说“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她的证词还有可信度么？不能“全盘否定”么？你干嘛不去和“雌煞”一样，挖点宝货出来，充填到你的《找寻》、《解放军》中去？
这个“雄煞”很奇怪。帮林豆豆擦了不够，还要帮“雌煞”擦。“这些著述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宜以此全面否定舒云的辛劳和贡献”，把“雌煞”当成是可怜兮兮，受尽委屈的童养媳了。看看同一期上的《阴谋》一文，“雌煞”可以说是武功非凡。至少余汝信身上已经被捅了九个窟窿。你“雄煞”硬要说人家“这些著述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你倒说说看，“雌煞”的《九问余汝信》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你要读者“不宜以此全面否定舒云的辛劳和贡献”，要读者“站在客观、理性和善意的角度予以评论”。丁凯文，你算是老几？你的拍马拍上去，你也不看看对方受用不受用。看看“雌煞”所说：“历史也终将证明，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正确的！”你这马屁不是拍在马脚上么？“雌煞”正在英勇奋战，杀得不亦乐乎，你却要读者“站在客观、理性和善意的角度予以评论”，让“雌煞”多捅几刀吧。这世界怎么这么奇怪。
丁凯文，我看你玩魔术玩出了几百万的文字，也是“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就“不宜以此全面否定你的辛劳和贡献”？你征战了无数，魔术了无数，垃圾制造了无数，别人要批判你，你就马上“不宜以此全面否定你的辛劳和贡献”，你玩魔术的时候像一匹恶狼，形势不利，形势变了，就乞恕讨饶，有这种道理么？
对于“雌雄双煞”的一矛一盾，联袂出击，余汝信没有回应，是难以回应？还是不屑一顾？估计可能是如同一个人走路听到什么吠声一样不值得理睬吧。相反，于2014年出版了《罗瑞卿案》。该书的“后记”中，余汝信说：
然而,事情往往在行进过程中,可能会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个别「当事人」的所谓「回忆」,不仅对澄清歷史真相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对歷史真相还起到扭曲屏蔽的反作用。这里,我们针对罗瑞卿事件所指的,主要就是2012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载、林立衡与张清林写于1980年间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经瑞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
如冬连兄所言,这份材料是1980年两案审判期间写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作者急于为林彪辩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篇材料有违事实即是明显的,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见证人口吻，加上编辑者未经作者本人同意而擅自作了颇多改动及在境外公开出版,这就为厘清歷史真相增加了新的混乱,依据现有资料对它进行辩伪是必要的。」
新世纪出版社在今年5月间已出版了批评林立衡与张清林关于“九。一三”事件过程申诉材料的《“九。一三”回望》，本书可视为其姊妹篇。
《罗瑞卿案》的目录如下：
《罗瑞卿案》中最有价值的是樊真、沪林的文章中披露了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上的指示：
林彪: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先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危险分子,去掉军内的大炸弹、大地雷。这个人(过去)背过两支枪,很厉害,很会钻空子。
看看“雄煞”的一贯所说。《“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初稿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定稿，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五六六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
第三，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林彪从未表示过要打倒罗瑞卿。无论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上海会议还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都未在会议上露面，亦未曾对会议作过任何批示。
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
《林彪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读舒云《林彪画传》》（《多维时报》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批罗的会议，林彪不仅没有出席，甚至没有任何指示和言论，就倒罗一事，毛也从未征求过林彪的意见。事后林彪对毛泽东将倒罗的口实说成是罗瑞卿反林十分不满。
《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7月）：
综观整个上海会议和三月北京会议期间,林彪既没有露面主持会议,更没有发佈任何批判罗瑞卿的指示和谈话,完全置身事外。
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
在整个倒罗的过程中,林彪从未直接出面主持过会议,也未发佈过任何批罗的指示。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
樊真沪林披露的林彪指示，无疑是打了“雌雄双煞”的耳光。
*《罗瑞卿案》中的丁凯文
《罗瑞卿案》中收录有丁凯文的文章《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兼谈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根本就是垃圾。文章共有八节：
- 解放军高层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 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由来
- 罗瑞卿与老帅之间矛盾激化及军内的反弹
- 毛泽东发动文革前的战略部署
- 倒罗的具体实施：上海会议、北京会议
- 罗瑞卿事件中的两个问题
- 对林豆豆申诉材料的几点看法
- 简短的总结
文章有几大看点。
1、继续沿续丁凯文的一贯所说：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态度。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这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判若二人。庐山会议时林彪是毛泽东临时决定搬上山批判彭德怀的援兵，林彪在会上作了发言，表了态。可是这两次倒罗的会议，林彪却变得默默无闻。如果林彪是积极主动的倒罗者，林至少要出席会议发表讲话，可是林彪似乎什么都没做，沉默以待。从这点来看，林彪内心对此是有看法的，是躲避的，是不愿参与的，而非官史认定倒罗主谋。
和樊真、沪林披露的林彪指示一比较，就知道“雄煞”又在胡说八道。
2、对于《吴法宪回忆录》中所说的“四条”经过只字不提，文中引用《吴法宪回忆录》两次。
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５〕
此时的罗瑞卿正在云南昆明视察，听取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汇报并在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作了报告。１２月１１日，罗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２８〕
把吴法宪和“四条”联系起来一次：
据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吴法宪在法庭上说：“上海会议之后，叶群编造的‘四条’内容，人们有怀疑，要找证明人。找谁证明呢？谁也不能证明。那么只有找刘亚楼的爱人翟云英，要翟云英证明‘四条’，可翟云英根本不知道。”〔４３〕此后，官方认定刘亚楼的“四条意见”纯属捏造。
然后就大变魔术。其实，吴法宪“在法庭上说”并没有错，“官方认定”也没有错。《吴法宪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文字，这可不是“在法庭上说”，而是“回忆录说”。里面详细说明了叶群如何威逼利诱，搞到了“四条”。可是“雄煞”对此置之不理。分析“罗瑞卿案”的文章，对于《吴法宪回忆录》中的文字不置一词，这样的文章绝对是垃圾。你可以不赞同吴法宪所说，你可以驳斥他，但是你不能无视他。你可以不引《口述》，因为这是垃圾，毫无价值。但是你不能不正视《吴法宪回忆录》。
看看“雄煞”在《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中所说的：
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文革”史和“林彪事件”的一家之言，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前后不一，矛盾百出，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搅浑，甚至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经历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当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吴法宪，作为“身在其中、经历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当事人”，对他的所说，你极力掩盖，你到底在“解开那段历史之谜”还是在制造“那段历史之谜”？
- 叶群，“叶群更早一些时日就作为调解人介入了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
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叶群当晚紧急给罗打电话，请罗到林家谈谈，叶群要向罗解释清楚此事。叶群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１０１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他那个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５２〕
《罗瑞卿传》对此也有较多的描写。我们看到的是叶群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当罗问“我怎么过关”时，叶群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指林彪）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５３〕
从罗点点的回忆和《罗瑞卿传》的描述来看，叶群为了此事，特意连夜将罗请到家里作了说明，叶群还告诉罗那份林彪的电话记录已经追回，事情到此为止不再扩大。由此可见叶群作为调解人的一片苦心。
笔者认为，林豆豆的这份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是……叶群为了从中调解，缓和紧张的气氛，连夜请罗到家里来作工作，并申明该电话记录已经追回，请罗不要介意。叶群为了有证人还特地拉上了自己的儿女作陪。
可是七年以前，“雄煞”在《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六期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是这样说的：
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作为调解人介入了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由此可见叶群作为调解人的一片苦心”和“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是同一张嘴巴里出来的么？你这样打自己耳光，你让你的“丁粉”情何以堪？《辨析》中说：
会议列出了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２、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３、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４、１９６５年６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６、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７、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８、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５日刘亚楼给罗总长的信；９、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１０、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１１、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６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３２〕
其中，“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据《林彪传》“还有一份关于《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志》的材料,这是叶群张罗的,她要"林办"秘书关光烈等人签上名。”这是不是叶群“作为调解人介入了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
- 关于“四条”，《辨析》中说：
据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吴法宪在法庭上说：“上海会议之后，叶群编造的‘四条’内容，人们有怀疑，要找证明人。找谁证明呢？谁也不能证明。那么只有找刘亚楼的爱人翟云英，要翟云英证明‘四条’，可翟云英根本不知道。”〔４３〕此后，官方认定刘亚楼的“四条意见”纯属捏造。
然后，《辨析》此进行了狗屁不通的驳斥：
当年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的揭发批判中就刘亚楼的“四条意见”都曾大引特引，言之凿凿，强调该材料的真实性。而现在官方和国内史学界以及罗瑞卿的家属对此加以否认，认为这是林彪、叶群恶意陷害罗瑞卿的伪作。而涉及该事件的当事人刘亚楼、叶群等人早已作古，曾积极参与批判罗瑞卿的军队高层人士们日后或改口，或默然，均对此讳莫如深，由此导致文革研究者们的莫衷一是。那么到底有无这“四条”的存在呢？
《辨析》中辩了半天，得出了结论：“以笔者分析，刘亚楼的这‘四条意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折射出罗瑞卿对军委高层动向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即使没有这‘四条意见’，罗瑞卿也难逃被整厄运。”什么叫“空穴来风”？“并非空穴来风”算是“有”还是“没有”？有，你就要给出证据，没有，那就是林彪和叶群的诬陷。罗瑞卿是否“难逃被整厄运”，那是另外一回事。某人控告你丁凯文强奸了一个女子，你说你没有，某人的律师从你的文字中找到了你爱慕该女子的证据，然后说：“以笔者分析，丁凯文的强奸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折射出丁凯文对该女子的看法。”你认不认？
《辨析》中说了“有关刘亚楼‘四条意见’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叶群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如果没有“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叶群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会不会有“当年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的揭发批判中就刘亚楼的‘四条意见’都曾大引特引，言之凿凿，强调该材料的真实性。”？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大引特引，言之凿凿”，那末，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呢？这个丁凯文，也亏他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辨析》中引用了李作鹏的回忆：
李作鹏对此回忆说：“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的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４９〕
但是，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明明说了“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辨析》对此视而不见，刻意隐瞒，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做法。李作鹏所说“此事确否成为悬案”是不是也证明了你的“并非空穴来风”？当然，这还是一个小恶劣，更大的恶劣是把吴法宪回忆录中叶群如何胁迫吴法宪为“四条”作证的内容完全抹去。我们就来看看吴法宪是怎么说的。
到了上海，我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萧华就来告诉我，说林彪要找我谈话。紧接着，我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她那里去。我很快到了叶群那里。叶群告诉我，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因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对如何处理罗瑞卿，林彪没有提什么意见。这些天来，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在上海开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
听到这个决定，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说完这些，叶群就要我在会议上发言，说就讲这些材料就行了。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会议是十分保密的，与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萧华他们住在一层。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我被编在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
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十一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我一起吃饭，我乘机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当面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要我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周恩来马上问我：“接电话了吗？”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周恩来听了后强调：“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我刚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我。我刚想去接电话，周恩来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罗瑞卿来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瑞卿已经到了上海。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折衷主义。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就散会了。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
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按照惯例，我还是赶在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候在机场接他们。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彪、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就算靠边站了。罗瑞卿下台以后，由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着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三月四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
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辨析》中说：
笔者认为，上海会议前叶群曾向李作鹏打招呼，并要李作鹏和林办工作人员写揭发材料不能看作叶群的个人行为。李作鹏就说：“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５５〕
《辨析》把李作鹏和“林办工作人员写揭发材料”放在一起。事实上，李作鹏的材料写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写于5月20日，两者相差了半年之久。“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不能看作叶群的个人行为”？你这个魔术玩得太过拙劣了。
- 林彪的态度
《辨析》继续了丁凯文一贯的漂林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态度。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这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判若二人。庐山会议时林彪是毛泽东临时决定搬上山批判彭德怀的援兵，林彪在会上作了发言，表了态。可是这两次倒罗的会议，林彪却变得默默无闻。如果林彪是积极主动的倒罗者，林至少要出席会议发表讲话，可是林彪似乎什么都没做，沉默以待。从这点来看，林彪内心对此是有看法的，是躲避的，是不愿参与的，而非官史认定倒罗主谋。
然而，就在《辨析》一文的同一本《罗瑞卿案》中，有这样的文字：
的确,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在1966年3月4日-4月8日北京批罗的会开始前,中央军委常委在3月1日召开会议,林彪及老师们在会上狠批罗瑞卿,因为篇幅关系,只简要摘录如下:
林彪: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先用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危险分子,去掉军内的大炸弹、大地雷。这个人(过去)背过两支枪,很厉害,很会钻空子。
难怪在1966年4月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现在号称的无產阶级革命家们基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在党内地位高于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这个档次。当然也绝对没有叶群讲几个小时去煽动，可是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这是“默默无闻”么？所以，丁凯文的文章根本就是狗屁不通，不值一钱。
- 为林豆豆擦屎，《辨析》中说：
笔者认为，林豆豆的这份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是，间接地将罗瑞卿与军内老帅们的尖锐矛盾点了出来，讲清楚了１９６５年５月林彪为何发出电话指示，命令收回罗瑞卿作的总结发言。
有关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情况，邱会作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回忆，但是作为参与叶群、罗瑞卿谈话时在场的当事人，林豆豆的说明更有说服力。
笔者认为，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中比较会产生争议的是，林彪对上海倒罗一事是否事先毫无所知。
所以，林彪对上海会议倒罗一事事先毫无所知一说难以成立。
林豆豆申诉中另一个较有争议的是，林彪不知道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中用了很多的篇幅描述林彪在得知上海会议整罗后很伤心，甚至很冲动要去见毛。比如林豆豆说，林彪知道罗出事后“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背着我？可是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
笔者认为，林豆豆的这份关于罗瑞卿事件的申诉材料之所以存在以上这些问题，原因大致如下：
(1)林豆豆的申诉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人们刚刚从文革的阴影下走出，思想远远未如现在这般解放，思想认识方面仍然难以跳出原有的格式。毛泽东还是一尊巨大的神像，文革乃至那之前发生的很多事件还是不能轻易碰触的。再加上当时由邓小平、彭真主导的“两案”政治审判已经将林彪、江青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为林彪辩诬也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在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林豆豆的申诉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使林豆豆未能从政治角度的高度来看待罗瑞卿事件，未能体认罗瑞卿的倒台实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哨战，而仅仅将罗瑞卿事件局限在林罗之间的一些矛盾以及罗瑞卿与军内将帅们之间矛盾的问题上。
(2)林豆豆、张清林在“九一三事件”后被长期关押、审查，后来又被发配到郑州，名义上是在郑州汽车厂做个一般性干部，实则受到严密监视，毫无人身自由。他们既不能与外界接触，外人也无法接近他们。在“两案”审判前后他们所做的申诉也不能公开化，只能秘密进行。此外，他们手头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申诉材料基本上全凭自己的记忆，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的叙述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难免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项上的差错，这些都在情理当中。
(3)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爆发前军队内部一场大地震，其中涉及到军中的一些大人物，而这些大人物在文革后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如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人。罗瑞卿在文革后复出不敢触及这些曾在当年风风光光批判他的军内大佬，故只敢将批判和仇恨的矛头对准早已倒台的林彪。现在的大陆官方和史学界也面临了同样的窘境，在官史里我们是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倒罗的真实的历史。林豆豆在那个年代写申诉时同样也不能不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作回避，而将军内倒罗的责任放到江青和康生的头上。所以，在林豆豆的申诉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是如何表演的，看不到他们所起的真实作用，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倒罗的“急先锋”。
(4)林彪家庭的一些内部矛盾，特别是林豆豆与母亲叶群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由此导致林豆豆长期以来对叶群的所作所为的反感及不谅解。这一矛盾的产生与１９６０年以来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有关，这些信件主要是挑拨林豆豆与叶群的母女关系，乃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林豆豆怀疑叶群是自己的生母，在很多事情上不认同叶群的做法，这一矛盾在“九一三事件”中有了充分的体现。这种心态也带进日后与朋友的交流和申诉当中，难免给人以“捧林贬叶”的感觉。比如，林豆豆在与罗点点的谈话中就说：“叶群办了很多坏事，她不能代表林彪。”“叶群在他们（指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里也起了坏作用。”〔６８〕其实，这种倾向性在林办的秘书中也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官伟勋所著的《我所知道的叶群》和张云生所著的《毛家湾纪实》、《“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等。
第五，林豆豆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文革结束后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所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是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可以看成是林豆豆个人的回忆和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在这份申诉材料中，林豆豆就自己所知对罗瑞卿事件发生的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一些内容确实值得文革史研究者们的重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林豆豆本人的时代局限性，在某些问题的回忆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差距，作为个人的回忆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研究者们既不必全盘照收，也不必彻底否定，而是客观、理性地予以分析。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对于提供的材料，尤其需要真实，必须提供真实，不真实的材料，编造出来的材料，只是一堆垃圾，一钱不值。人们评析材料的时候，首先就是评析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假。一个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需要的是什么？真实的所见所闻。你看到他偷窃，那就说他偷窃，至于他的偷窃所得是孝敬父母还是去嫖去赌，那是另外一回事。《罗瑞卿案》中樊真、沪林的文章标题就是《可悲的谎言---评《林豆豆口述》中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述说》，要说的就是：《林豆豆口述》是谎言，而且是“可悲的谎言”。其中说到：
为了给林彪开脱,林豆豆极力编造林彪和罗瑞卿关系如何如何之好,罗瑞卿一些对林彪不恭的话(比如「让贤」)其实不是针对林彪说的,中央整肃罗瑞卿林彪事前事后都不知道,等等。
实际情况如何呢?在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红色家族档案》173页中已指出,「根据档案记载,林彪和叶群早在上述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下了整掉爸爸的决心了。」1965年5月20日,他们授意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罗点点明确说是「根据档案材料」。
可见，林彪是完全知道毛主席和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决心的，林豆豆所说并非事实。
上海会议林彪是在场的,即便有时林彪不在场,会议简报林彪肯定会看的到的。在上海会议期间,叶剑英秉从毛泽东主席的旨意拟定了一份新的军委工作班子的名单,就是叶帅的W秘书在上海亲自交给药群的,当时林彪也在场。如果林彪认为罗瑞卿被冤枉,林彪为什么当时不找毛主席汇报,向党中央说明情况,事后却在家里哭天抹泪,还要衝出去找毛主席,林豆豆所述的真实性,实在让人难以置信!看了林豆豆的叙述,味同嚼蜡,实际上对林彪丝毫没有帮助,没有想到林豆豆给林彪翻案是这么个翻法!
据说,林豆豆之所以在磨难中活下来,就是要给林彪翻案。可四十年来,不知道她究竟做了什么?人们甚至期盼林豆豆的「原子弹」,炸平一切对林彪的诬陷。可是《林豆豆口述》的出版,不但没有炸平对林彪的诬陷,却带来很多谎言,不仅伤害了林彪,也亵渎了歷史。人们等了四十年,林豆豆向人民交了信任、重用一张白卷,向歷史交了一张白卷。
当然，如果丁凯文认为林豆豆说的都是实情，没有编造，也是正常的。你就为她辩护，你就证明，林豆豆所说，都是“应被视为第一手资料”，“无疑都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性不容轻易予以否认”。奇怪的是，丁凯文并不在乎材料的真实性，他在乎的是“政治角度的高度”。真实不真实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了“政治角度的高度”就没有问题了。看看丁凯文所说：
林豆豆未能从政治角度的高度来看待罗瑞卿事件，未能体认罗瑞卿的倒台实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哨战，而仅仅将罗瑞卿事件局限在林罗之间的一些矛盾以及罗瑞卿与军内将帅们之间矛盾的问题上。
在林豆豆的申诉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是如何表演的，看不到他们所起的真实作用，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倒罗的“急先锋”。
在“雄煞”看来，林豆豆“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是如何表演”，这是林豆豆“存在以上这些问题”的原因。只要林豆豆看到“这些军内大佬们是如何表演”，就不会出现：
林彪知道罗出事后“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背着我？可是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
“在官史里我们是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倒罗的真实的历史。”林豆豆的材料也“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是如何表演”，这不是说林豆豆和官方穿一条裤子么？丁凯文简直要对林豆豆咆哮：“你看不到，你不会造点出来吗？”
哎，这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垃圾！我们来看看一场场景对话：
林豆豆：以上所说就是我所看到的。
樊真、沪林：你的所说和我们所有的资料不一样，你能否解释一下？
天穹：笔者发现，有三个"关系"，是林豆豆"思想体系"的基础，她的思想认识和她的所写，都是以这个三个关系为基础的。这三个关系是：（1）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2）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3）叶群和林彪的关系。因此，弄清搞准这三个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关系搞不准，是很难研究清楚林豆豆所讲述的具体问题的。
笔者认为林豆豆讲的这三个关系，都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够真实的。
所以林豆豆杜撰的林、叶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林豆豆旨在为林彪辩诬，想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
林豆豆此时想告诉公审的主将彭真：我爸爸林彪还说过你好话呢！试问林豆豆是不是也被打了毒针改变了思维？这是给父亲身上抹黑，还是为父亲脸上添彩？
有人说林豆豆爱说假话，不是为了造假，而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林豆豆为什么爱说假话，姑且不去探究，但她爱说假话是事实，很多人有同感。林豆豆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必定是局面不可收拾。一个假话说不圆，又编一个，这样一个一个接下去，编造了一份林家的虚假历史，把林家的群像画得面目全非。
余汝信：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林立衡为了强说“林彪是被骗的”，扭曲了这一基本点，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丁凯文：《吴法宪回忆录》中说，他对你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你既然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理应看到毛泽东是怎样对发动文化大革命作“战略部署”的？能不能说说你所看到的？
林豆豆：没有，我没有看到。我已经把我看到的都写在《口述》里了。
丁凯文：那末，当时军中大佬经常到你父亲这里来串门，你总应该看到吧。你能否说说，他们是怎样“倒罗”的？
林豆豆：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把我看到的都写在《口述》里了。
丁凯文：哎，你的“政治角度的高度”还是不行，你还得努力加餐才对。
林豆豆：你要我怎么样努力加餐，来提高我的“政治角度的高度”呢？
丁凯文：容易，容易。我已经泡制出了《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困境》，《“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之二》，当然，还有《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找寻真实的林彪》。这些都是宇宙真理啊，是我费了十八头牛四只老虎的力气造出来的。只要你把这些文字熟读了，你的“政治角度的高度”自然就高了，自然就能看到“罗瑞卿的倒台实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哨战”，自然就能看到“这些军内大佬们倒罗的真实的历史”。
林豆豆：我一定好好拜读，提高我的“政治角度的高度”。如果我读了以后，还是看不到你所需要的哪些东西呢？
丁凯文：你的“政治角度的高度”，和你父亲比起来，是差得远了。中国有句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你把这些背熟了，自然灵感就会出来了。再不济，抄一些过去总会吧。当年，你母亲作为“作为调解人介入了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你不记得当年的情景了吗：
叶群仍然叫我写关於总长的材料。她说她叫我写的这个材料决不会作为文件印发,只是留个资料放在她箱子里,谁也不让看。
我说:“爸爸和总长那次谈话,谈得很好嘛。总长的话有什麼问题?!我也没有听到多少,我怎麼这个材料?”
叶群把笔塞到我手里,非叫我写不可。我按事实写了一张纸几行字,叶群一看,就忽地把纸撕得粉碎,说,“这怎麼行?!”叶群又叫赵根生和我一起写,还是写不出。叶群火了,接著由她口述,由赵根生整理,她再修改后,就叫我抄写。
我迫於无奈,尤其是以为总长真的出了什麼“大问题”了,便胡乱抄了一下,很潦草。叶群也没有看,就塞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知道叶群确实避免交出这个材料,她拖了一个多月.......可是,因为她在上海会议把话讲出去了,她无法不交这个材料。
叶群说:“我把材料给他看后,他说「写得很好,但字跡太草」,退回来叫我重抄一遍。”
叶群对我说:“你就重抄一遍吧。”
我说:“退回来才好呢!你不是说不给别人看吗?!”我坚持不肯抄。叶群说:“我也不想交这个材料,可是上面已经批了字了。”但是,叶群还是对我说,她不会让印文件的,要我放心。接著,叶群就把材料给我,我见材料上有批字。
和当时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这位军队领导同志也难免被蒙骗了。
我在抄写这份材料时,思想斗争更加激烈,服了大量安眠药。想到材料有些话明明是叶群也说过,甚至是她先说的。在这种思想情绪下,我在材料中,有的地方把总长的名字写成了叶群的名字,把叶群的名字又写成了总长的名字。抄完后,材料被叶群拿走,她也没有看,送到萧华同志那里。
叶群知道我把名字写颠倒后,当眾公开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故意捣乱,是故意抄错的”,甚至气得说我是对她“搞政治陷害”等等。
接著叶群把我单独拉到她房间里,打开箱子,对我说:“难道就你听你爸爸的,护著总长?!你看,你抄的两份(叶群於上海、苏州先后叫我抄的一共两份材料)都在这里,你放心了吧,我不会交出去印文件的,我只让看一看就都要回来了。不然我怎麼会看也不看一下就把材料交出去了?!”
我因反对抄写这份材料,接了不少整,这是原“林办”不少工作人员知道的。上海精神病医院栗宗华院长、严和战大夫和潘淑庄护士也有所闻(上海会议后,我在瑞金路招待所呆了三、四天左右。叶群为了不让我和林彪接触,就叫我治病去了)。因为他们见我又患了一场病,要瞭解我的病因。他们当时还直劝我:“想开些,不然又影响治疗效果了。”工作很繁忙的栗宗华院长见我精神状态很不好,出於同情和负责,还专门给药群写了一封信。
我虽然反对写这份材料,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歷史条件下,即便有林彪绝对不准叶群叫我写任何材料的严厉规定,我也未能反对得了。当然,也不是叶群叫我抄我就抄的问题。
你看，你当年不就抄写过材料么？这次，故伎重演，再抄一遍，你的“政治角度的高度”就会大大提高了。你放心，我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这次你肯定不会抄错，所以你也不需要重抄，当然更不需要吃安眠药，我也不需要打老远的去找严慰冰来顶缸。
- 张耀祠的“文抄公”，《辨析》说：
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说，他曾经三次短暂地进入会客室，催促结束谈话。张说他听到了叶群谈话的片断：“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了，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让给他。”“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５８〕然而，我们将张的这个回忆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张耀祠根本就是原封不动地将叶群在会上的发言抄袭在自己的回忆里，张三次短暂地进入毛的会客室催促结束谈话，居然可以把叶群谈话内容如此一摸一样地复制出来，不知是具有“顺风耳”的特异功能，还是做了文抄公？
丁凯文对张耀祠的不爽是肯定的，其实，一个作者对某件事有回忆，用公开发表的文字矫正一下，并非个例。只是“雌煞”把林豆豆的1980年写的材料，冒充为1996年的“采访“，怎么会成了丁凯文的“而舒云女士的这本《林彪画传》则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言必有据，在许多重要而关键的地方均注明所引材料的来源。”？
- “叶（剑英）主动”？《辨析》中说：
罗瑞卿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的不睦和交恶是罗瑞卿倒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国内史学界对此却长期视而不见，不愿触碰，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军内老帅和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国内史学研究者们宁可将倒罗的全部罪责放到林彪头上，也决不碰触到这些军内的元老和将领们。但是这却面临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为何军内元老和高级将领们积极参与了这场倒罗活动？
显而易见，叶群在毛泽东部署的倒罗事件中充当了毛林之间信息专递者的作用，大致可算个“助理”或“助手”吧，与那些军内元老们所发挥的真实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的意图是，只要叶群参加会议并发言，就给人叶群代表林彪的印象，加深所谈内容的分量，形成倒罗的大趋势。现在的官史极大地渲染了叶群的发言，夸大了叶群的作用，似乎叶群的发言左右了上海会议的进程，为倒罗事件定了调，而刻意隐匿了其他老帅和军队高级将领们的发言和倒罗中所起的更重要的作用。从事后发展的情况来看，叶群的发言未被列入中央下发的文件中，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中央批转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附件下发了。
总之，丁凯文的结论就是：林彪、叶群并不想打倒罗瑞卿，而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他们想打倒罗瑞卿。所以，吴法宪说的“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错了，应该说“提出问题是叶剑英，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几位作者同时指出，虽然直至今日，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惟以下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然而，林彪的确介入了罗案的处理全过程，完全无视林彪在罗案中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了，应该说“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叶（剑英）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
*２０１５年６月，余汝信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发表。
《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９６６年６月）》（《新史记》第２６期，２０１５年６月）的发表是“罗瑞卿案”研究的一件大事。其中最主要的是披露了林彪在“罗瑞卿案“中所作的指示。
２月８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３月１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这里，3月1日的指示，其实在樊真、沪林的文章中已经披露（《罗瑞卿案》），而且还有详细那么一点点。2月8日的指示则是新的。对于林彪的这一指示，樊真、沪林指出（《罗瑞卿案》65页）：难怪在1966年4月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现在号称的无產阶级革命家们基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在党内地位高于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这个档次。当然也绝对没有叶群讲几个小时去煽动，可是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罗的问题就大了」。
林彪也够聪明的，上海会议，北京会议都不发言，因为这两次会议级别太低。要发言，就要到级别高的，圈子小的会议上去发言，既可以提纲挈领，又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于是，“雌雄双煞”就可以拿着高音喇叭，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全世界广播：林彪在上海会议没发言，林彪在北京会议没发言。
*２０１５年８月，丁凯文抛出《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
除了老调重弹，魔术再变之外，这篇文章有几个特点。
- 把黄瑶所指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歪曲成《罗瑞卿案》，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大玩魔术，《不平系列16》已有详细介绍。
- 终于有点读懂了《罗瑞卿案》：
细读韩钢的《“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考辨》、樊真和沪林的《可悲的谎言》，他们认为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在某些问题上颇有疑问，为林彪所做的辩护有些是难以成立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樊真和沪林对林豆豆的批评尤为尖锐、严厉。萧冬连先生指出官方就罗瑞卿事件的解释“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而“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萧先生判断，由于军内矛盾的激化，无论毛泽东是否信任罗，罗的命运已经注定，更何况毛正在酝酿发动文革运动，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的稳定。所以，萧先生倾向认为“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终于不再宣称不再“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了：
笔者认为，无论是韩钢先生的文章还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实际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来强加给林彪的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将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 引用了余汝信披露的材料（据《华夏文摘》的版本，文献出处有点张冠李戴），只能忍痛打自己耳光了。
也就是说，承认了林彪在“倒罗”中确有所为。不过当然，魔术还是要变的。在摘引了“几位军中老帅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之后，加上了评论“这些中共老帅们的谈话虽然有政治性表态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发泄对罗的不满，罗对这些老帅的不尊重，使得他们难以忍受，这次他们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不过，在摘引了林彪指示以后，无一字评论。这是林彪“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林彪对罗瑞卿的爱护？看上去丁凯文不像是林彪研究专家，倒像是“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研究专家了。看看丁凯文所说：
为了开好批罗的会议，叶剑英、萧华、杨成武都谈了批罗的准备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３月４日至４月８日，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的解决罗瑞卿问题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邓、彭、叶三人是会议的主角。
从会议的过程来看，叶剑英是会议的绝对主角，负责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运作，而具体工作则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和谢富治负责。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这个发言的分量很重，可以说代表了中央军委和中央工作小组的态度。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批罗的整体部署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具体工作则是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负责，林彪虽然也有涉入，但并非主角，林也没有参与北京会议，会议期间甚至不在北京。
综上所述，《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是林彪主持搞出来的，而是在邓小平、彭真领导下由叶剑英主导的中央工作组炮制出来的，并由毛泽东最后批准后下发到县团级党委的。黄瑶先生现在批驳《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首先应该批判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可是我们通观“黄文”，却见不到黄先生对毛、邓、彭、叶等人的丁点的批判，黄先生就罗瑞卿事件的解析算得上客观和公正吗？
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基本上都属工作范畴，诸如“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着学习”等。针对罗与老帅们之间的不睦，林甚至把罗找到家里拿出毛着和党章，要求罗注意加强沟通，实际上就是告诫罗要搞好与军内老帅们的关系。但是，罗瑞卿似乎并未听进林彪的批评和规劝，其锋芒毕露的个性，得罪了众多老帅，引起军中老帅们的强烈反弹，军内最终形成了倒罗的强大势力。至于林罗之间的矛盾，黄瑶先生提出的“远因”说和“近因”说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林彪由此而恶意诬陷罗瑞卿主动发起“倒罗”斗争。
第三，罗瑞卿事件中，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罗瑞卿一案是毛抑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还原这段复杂的历史。
一篇题为《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的文字，不提《吴法宪回忆录》中叶群如何威逼利诱吴法宪去搞“四条”的材料，不提叶群的告状中的十份材料，其中就有林府家丁5月20日写的材料，这样的垃圾文字，也只有丁凯文这种垃圾拿得出来。
余汝信说：“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丁凯文证明了“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基本上都属工作范畴”。你要研究“罗瑞卿案”，就应该去批判“毛、邓、彭、叶等人”，而不应该去批判林彪，这就是丁凯文的“客观和公正”！
《罗瑞卿案》出版之后，没有看见舒云的《再答余汝信先生》，两年后，也即2016年，《林彪传》可以看作是《九问》的继续，也是对《回望》和《罗瑞卿案》的反扑。《林彪传》对于披露的林彪讲话不理不睬。尽管一些人一直在嚷嚷，官方不肯公布材料啊，不过，有了材料，我不睬总可以吧。丁凯文总算在文章中引用了林彪的指示，舒云干脆就不睬。《林彪传》反映的是，舒云认为，《罗瑞卿案》和《辑要》所披露的文字不可信，而下面的文字则是可信的。
（339页）林彪对罗瑞卿的疏远倒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他放手让罗瑞卿干工作的嘛。林彪对叶群说：“罗长子抠得还挺细的嘛，对嘛。”叶群说：“那你过去讲话说过‘顶峰’、‘最高最活’呢？”林彪很生气地摇头，说：“有没有讲过，我忘了，我不过是照本宣读，也可能错，甚至错得更大。文字上的问题，怎么准确你斟酌，多听罗长子的意见，他接触实际多。”
（341页）：叶群对罗瑞卿说，你不分昼夜的，一心想怎么把军队工作搞得更好，敢管敢负责，当然难能可贵。但是你忙得东跑西跑，也别使人觉得你好像是横冲直撞、盛气凌人的。有些事别看得那么太简单了，各个方面都要想到。林总是瞭解你的，但有些领导同志有意见，也许以为你是按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的，他们也不好说。特别是对最上面的事情，好心办了好事，你还不知道犯了什么忌讳。政治上你也请细心谨慎些，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繫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这样，是否更好些……还是要多通气，要不然有些事情反映到林总这里，他都不好替你说话。今天总长专门来看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劝你不要来，我是怕林总认为我插手办什么坏事了。我听到一些反映，作为总长的下级，我感到有责任向总长反映，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见得对，供总长参考……
第二天，叶群拉着两个孩子专门对林彪说：“昨天晚上总长找我谈话，谈得很好，我可是非常尊重和团结总长的，完全是出于好意。”林彪说：“叫你不要插手，你又插手！”
叶群说：“接电话的秘书和两个孩子都知道是总长一定要找我谈话的，叫我不要叫醒你，怕影响你休息。”
林彪说：“谁知道你说了些什么？！”叶群说：“两个孩子可以作证。”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拉上儿女，是为了使林彪相信她是尊重总长的。在1965年9月之前的好几年，叶群在工作人员中总是说她怎样尊重总长，生怕林彪认为她在挑拨。
（349页）罗瑞卿被打倒后，林豆豆曾问她父亲：“为什么打倒罗瑞卿？”林彪反问：“为什么打倒罗瑞卿？”
（350页）折中主义,顾名思义,是对几种不同的意见进行调和,毛泽东突然说的“折中主义”指谁?谁“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叶群认为毛泽东皆定是指罗瑞卿,她说:“主席对军队一个师的关于‘反对折中主义’,在军队现在就是针对罗的,以后还不知道要弄到谁头上呢。现在主席就看别人对罗抱什么态度。看样子,不单纯是为了整罗长子,还不知道有什么来头呢?”林彪气得全身颤抖:“管他什么来头不来头,只看对国家和人民是不是有利。搞折中主义,就是搞团结,不搞极左,也不搞极右,有什么错?解放以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是一次次的极左,现在哪裡有什么折中主义?”林彪坚持要去找毛泽东,被叶群拉住,骗服了加倍的安眠药,叶群并交代李文普,他醒来后,一定要看住他,可别让他去找主席了”。
（358页）叶群回来对林彪说：主席在杭州见我，谈了几个小时，叫我吃了午饭，又接着找我谈，我主要讲“四清”，一直谈了一天。我几次要走，主席不让我走。问来问去，就问到罗长子。主席说，听说罗长子有事不找林彪。我说你长期在外休养，具体工作叫总长多请示其他老帅，罗长子和你也就通气少了些。主席具体问了罗瑞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主席说也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主席还问，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都没有？叶群对林彪说，我就没想到主席对军队这些事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也不清楚主席问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听了很紧张，我就照实说了具体情况，说你不怪总长，是你让总长大胆管的。主席听了不满意，说我是有话不敢讲。主席说他早就讨厌罗这个长子，开国大典那天，上下天安门的路线，非要他说了算数不可，我走一步，他跟一步，路都是他定。实际上他是要“炫耀自己”、“出风头”，从那天起我就讨厌他了。叶群极为震惊地摇头，主席对开国大典那天这么一件小事，十多年了，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以后叶群要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定要走在毛泽东的后面）？主席讲罗长子限制了他的自由，他当公安部长，我真受罪，后来幸亏他没有继续当公安部长了。主席还说罗长子这么狂，发展下去，很危险，说他早就看出罗瑞卿这个人“将来有野心”。叶群说，这当然不是指罗长子想当国防部长的问题，他已经身兼党政军好几大重任。你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他了，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你叫他代表你去参加的，也是主席、中央同意的。不存在“篡国防部长的权”，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的问题。我听主席讲的意思是指罗长子要篡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位置，这你怎么好去保他呀？可这次会议上又说罗长子篡国防部长的权，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林彪对叶群大发脾气，我早就交代你，不准说罗长子的坏话，你在杭州背着我搞什么鬼？叶群说我可没有背着你搞什么呀，主席见我，我只想着给主席彙报“四清”。主席问了罗长子和你的事，我才反映了一些一般情况，说我们没有发觉总长有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让主席知道罗长子和你没有太密的关係，没有搞什么阴谋。罗长子是你的部下，不说一下也有个责任问题，叶群还说主席当时也没有说要对罗长子怎么样。你也知道，主席多年说话不算数，决心多变，刚刚说的话马上就推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当时听了很紧张，不知道到底真的要整谁，感到又要“钓鱼”了。我可没想到主席要整倒总长呀，我说总长的坏话，对我有什么好处[1]？
（369页）上海会议结束两三天后,叶群对林豆豆说:“你爸爸知道总长‘出事’后,成天低著头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衝出去找主席。”第二天,叶群对黄永胜和萧华也说了同样的话。叶群专门交李文普注意防止林彪去找毛泽东。叶群首先急著要林豆豆去劝慰林彪,林豆豆不去,她就把林豆豆拽到林彪面前。这时林彪头也不抬,正凄然泪下。叶群叫林豆豆去劝,林豆豆没动,叶群就在背后使劲掐她,林豆豆还是没动,只叫了一声“爸爸”,她实在不忍见他如此伤心。
林彪泪眼红红，看了女儿一眼，便猛地站起来，要冲出去找毛泽东。叶群紧张了，把林豆豆推到一边，把林彪按在沙发上。
林彪全身颤抖，悲愤得直跺脚，流着泪大声说：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嘛？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背着我？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叶群见他声音很大，急得直哭，赶忙把门关上，劝林彪说：求求你，求求你声音小一点，冷静点！你这样伤心，脉搏又这样快了，你身体受不了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呀！
（370页）叶群说：“可这次会议上又说罗长子篡国防部长的权，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林彪气得发抖，说：“罗长子篡我的权，这真是笑话！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嘛，是我有病让贤，叫他对军队工作大胆管，多管的嘛，我不找主席说清楚，不是太冤枉罗长子了？我也冤枉呀，这么大的事他不找我，我得找他去！”林彪说完猛地站起来，又要去找毛泽东。“叶群还是把他按倒在沙发上，劝他说：“主席突然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听说是为了防止罗长子‘搞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席掌握了罗长子什么事实，我们长期在外面休养，和罗长子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能去保？到时候就该说你在背后怂恿罗长子“搞政变”、“篡接班人刘少奇的位”了。你去保他，还以为是你心里有鬼，怕牵连。想捂住什么事，保你的兵权呢，这你怎么能去保呀！何况现在中央已经开会作出决议了，越保越糟。让主席去查嘛，查不出什么事，看主席怎么办嘛，不然主席老是对你和罗长子的关係不放心。林彪摇头长歎，泪流不止，说主席事先找我谈一分钟的话也好嘛。
（372页）1969年及以后,叶群曾拉著林豆豆的手对林彪说:“主席整掉罗长子原来是为了解除你的兵权,为搞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错)做準备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準备的,你能保得住吗?主席就是要以你的名义整罗长子,就像开始要以彭真的名义批什么「三家村”,以刘少奇的名义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你要是身体好,管事的话,像战争年代,像东北时期样对主席,邀你那个思想和性子,早完蛋了!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毛泽东决定军委常委在京西馆继续揭批罗瑞卿,林彪、叶群都没有参加。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彪的任何指示,林彪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看看最后一段话，和“雄煞”比较一下，简直如出一辙：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态度。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这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判若二人。
“判若二人”也是有点说对的。庐山会议是老大起意反击彭德怀，林彪助阵。林彪不需要准备材料，只需要临场发挥。话往狠里说，只要挑得老大心头怒火愈发高涨，从此你彭德怀要想复出，那是比登天还难。“罗瑞卿案”中，要把老大信任的罗瑞卿活生生拉下马，毕竟不是稳操胜算。故而要整材料，告黑状，动员叶剑英，封官杨成武，拉拢肖华，索要材料李作鹏，威逼利诱吴法宪，自己躲在背后，运筹帷幄，小圈子会议上发号施令。形势相异，手段上当然需要调整。只是，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林氏根基。若没有庐山会议上助阵老大，焉有国防部长到手？若不是硬生生板倒罗瑞卿，焉有“四大金刚”上台？千言万语,“得一人而得天下”。不二法宝：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毛泽东思想。“罗瑞卿案”中，更加具体：反对“政治挂帅”。只恐这些难以取信老大，于是再加上关键的材料：“野心很大”，要让你的“亲密战友”下台。
*2019年2月28日，《昨天》第125期再次发表舒云的文章《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其中提到了林彪2月8日的指示：
毛泽东对罗瑞卿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彪并不知底。邱会作是上海会议亲历者，还差点被打成罗瑞卿分子，他明确说“林彪并不知底”，天穹先生怎么就断定林彪“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呢？事实是林彪根本不清楚毛泽东“倒罗”的战略部署。至于天穹先生为证明林彪知道，举出1966年2月8日林彪关于“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的一番话，这不仅不能证明林彪知道，反而证明林彪不知道。天穹先生省略了林彪这番话的最后一句：“……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罗瑞卿）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这时上海会议已经结束两个月了，元帅们都争先表了态，大骂罗瑞卿，林彪能不表态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彪2月8日这一番话不是指示，而是表态。恰恰林彪这番话证明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倒罗”的战略部署，不知道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否则他就不会说“刘主席健在”之类的话了。
“雌煞”总算知道一点羞耻，没有用她的“舒氏逻辑”证明：这是林彪对罗瑞卿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
再看看其它一些文字：
林彪与罗瑞卿本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却在“倒罗”运动中被扭曲成“主导”和“实质”。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仍有大量脏水理所当然地泼到林彪头上。比如党史界认为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支持以发动文革而“倒罗”；再比如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林彪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党夺权”等。天穹先生不是也提出“是林彪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当时很需要林彪，就顺了林彪的意愿”这样的研究课题吗？
林彪为规避责任，在给毛泽东的短信中明确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此外没有一句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话。这说明：1、林彪摸不清毛泽东的态度，不知道毛泽东要如何处理罗瑞卿，只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让叶群去应付。2、林彪没有发现罗瑞卿有反党反毛泽东的言行，认为罗瑞卿是人民内部矛盾。林彪在信中最后说：“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从现有的材料看，毛泽东并没有找林彪谈过罗瑞卿的问题，更不可能告之“倒罗”部署。
毫无疑问，林彪最先批评罗瑞卿，而且非常严厉。林彪的原则一向是“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使用”，他寄希望对罗瑞卿的教育，他批评罗，甚至骂罗，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林彪希望罗瑞卿改正错误，做好工作，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也就是说，林彪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正如天穹先生所说“林彪不是始作俑者”，“林彪也不是罗瑞卿问题的主导”。
邱会作说：林彪没有出席上海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彪的任何指示，林彪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也就是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林彪没有给任何人打过招呼。他自己没有揭发罗瑞卿，也没有让叶群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更没有什么指示之类。
邱会作说：“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李作鹏参加了京西宾馆的“批罗”会议，他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从现有材料看，林彪既没有参加上海会议，也没有参加京西宾馆会议，更没有关于“批罗”的任何指示。
十、林彪在毛泽东“倒罗”时在忙什么？
1965年11月10日，在杨尚昆免职的当天，上海《文汇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此时林彪在忙些什么呢？
11月12日，林彪指示广州军区，把部队经常碰到的60多个“怎么办”好好抓一下，搞出一个真正能够通行的东西，准备在全军推广。11月16日，林彪给毛泽东电话报告：“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工作。”这五条原则是：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2、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4、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退林彪同志。”11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把林彪所提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的方针，望全军遵照执行，颁布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林彪仍在一如既往地忙着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他对毛泽东“倒罗”的部署毫不知情，也不可能预见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后让他当接班人。
所以，林彪对毛泽东主导的“倒罗”全过程，绝不可能“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罗瑞卿问题的实质当然不是林罗的关系问题，那只是借口。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林彪拉上“倒罗”战车，让林彪充当替罪羊。而至今林彪仍没有逃脱“一面之词”的下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给历史吗？
对于一个连1980和1996都分不清的女人来说，要她理解林彪2月8日的指示，按照“雌煞”的说法，“不是指示，而是表态”，确实是有点困难的。她理解的极限就是“最先批评罗瑞卿，而且非常严厉”，“寄希望对罗瑞卿的教育，他批评罗，甚至骂罗，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她所能理解的是下面的文字：
至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实际上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并遭到剧毒药品的毒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
“罗瑞卿案”是文革初的一个大案，也是“雌雄双煞”漂林的一个着力点。舒云有“四大名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年），《林彪画传》（2007年），《为林彪元帅辩护》（2007年载于《百年林彪》，2012年载于《林豆豆口述》），《林彪传》（2016年）。其中三本书都提到了“罗瑞卿案”。《林彪画传》出版后，其中一节“林彪与毛泽东，是谁搞倒了罗瑞卿？”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包括《爱思想》，《华夏文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为林彪元帅辩护》中有一节“上海会议‘倒罗’是毛‘文化大革命’部署的第一步”。2016年，《林彪传》出版，其中有一章“上海会议”。该章后以“重新解读1965年上海会议”为题发表在《昨天》2018年11月30日第121期（简记为《罗3》），文字前有说明：
说明：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一步，而毛泽东却说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罗瑞卿。实际上罗瑞卿从不承认反对林彪，林彪也从未说他挨过罗瑞卿的整，更没有说过罗瑞卿要打倒他。本文是作者据2016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彪传》中的一章重新修订的新稿。
笔者倒也确实找到了一个“重新修订”之处。《林彪传》：
毛泽东1966年1月5日在南昌同杨尚昆、方志纯等人谈话时，说罗瑞卿“这个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而在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找林彪谈过关于罗瑞卿的一句话，林彪也再也没有说过罗瑞卿一句话。
《重新解读1965年上海会议》是这样的：
毛泽东1966年1月5日在南昌同杨尚昆、方志纯等人谈话时，说罗瑞卿“这个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而在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没有找林彪谈过。而林彪人在上海，却没有出席1965年的上海会议。回到北京，他仍然没有出席批罗会议，也没有揭发罗瑞卿一个字。
这一个改动是不是因为林彪2月8日的讲话引起，不知道。
总之，“雄煞”虽然扭扭捏捏，毕竟承认了，当然，承认不承认，也没有多大的区别，观点是不会变的，如同林彪说罗瑞卿：“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
“雌煞”研究“罗瑞卿案”有她特殊的方法，《吴法宪回忆录》中关于“四条”的文字绝对不碰。甚至连《林彪传》中所说的“还有一份关于《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同志》的材料，这是叶群张罗的，她要‘林办’秘书关光烈等人签上名。”也弃之不顾。对于林彪2月8日的指示，那是理解为“不是指示，而是表态”。
那末，舒云2019年的文章和她的“四大名著”有什么区别呢？不但有区别，而且是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四大名著”中，《口述》是主心骨，2019年的文章中，“林豆豆”三个字不见了。《林彪画传》中的一节“林彪与毛泽东，是谁搞倒了罗瑞卿？”一共35次提到林豆豆。《林彪传》中有一章《上海会议》，引用林豆豆的文献，共23处。而《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一次都没有。什么原因？是不是认识到了林豆豆的材料是由谎言组成的？《“九一三”回望》（2013年）和《罗瑞卿案》（2014年）的出版可能是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舒云听从了天穹（《天穹谈对121期舒云文章的意见》，《昨天》122期，《“九一三”回望》中有文章《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的劝告，于是壮士断腕，忍痛割爱，把林豆豆踢出去了。天穹说：
舒云是很努力耕耘的人，但她把一些“直接原因”、“直接事实”串起来，当成主导，当成本质，那永远是找不到真相的。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上的历史性的结论，她是以林豆豆的回忆为基础的，这是她最大的失策。
时代还是在进步，丁凯文写了《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铁骨铮铮一老兵－－读《李作鹏回忆录》》，《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终于没有写《来自林彪女儿的声音---《林豆豆口述》》，看到的还是2002年的“应被视为第一手资料”，“无疑都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性不容轻易予以否认”，“绝非坊间传闻可比拟”。在写了《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读舒云《林彪画传》》，终于没有什么《一部人间稀有的杰作---《林彪传》问世》。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反复的。“雄煞”2006年说的是“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七年一过，成了“由此可见叶群作为调解人的一片苦心”。无疑的，今后丁凯文还会继续“辨析”“罗瑞卿案”，那时候，叶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未可预测。
舒云的最新文章《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一反“四大名著”的所为，连“林豆豆”三个字都不再出现。于是，下面的文字也就消失了：
上海会议结束两三天后，叶群对林豆豆说：“你爸爸知道总长‘出事’后，成天低着头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主席。”第二天，叶群对黄永胜和萧华也说了同样的话。叶群专门交代李文普注意防止林彪去找毛泽东。叶群首先急着要林豆豆去劝慰林彪，林豆豆不去，她就把林豆豆拽到林彪面前。这时林彪头也不抬，正凄然泪下。叶群叫林豆豆去劝，林豆豆没动，叶群就在背后使劲掐她，林豆豆还是没动，只叫了一声“爸爸”，她实在不忍见他如此伤心。
林彪泪眼红红，看了女儿一眼，便猛地站起来，要冲出去找毛泽东。叶群紧张了，把林豆豆推到一边，把林彪按在沙发上。林彪全身颤抖，悲愤得直跺脚，流着泪大声说：“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嘛？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背着我？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叶群见他声音很大，急得直哭。她怕工作人员听见，赶忙把门关上，劝林彪说：“求求你，求求你声音小一点，冷静点！你这样伤心，脉搏又这样快了，你身体受不了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呀！”
《口述》是舒云“四大名著”的主心骨，如同天穹所说：“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上的历史性的结论，她是以林豆豆的回忆为基础的。”舒云用她的最新文章证明：“我不用《口述》，照样能够撑起半边天。”林豆豆撑不动了，邱会作接着撑。反正只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火眼金睛，善于寻找材料，精于用舒氏逻辑来处理材料，还怕撑不起舒氏的“罗瑞卿案”吗？《口述》已经溶入了“雌煞”的血液中，渗入到“雌煞”的骨骼里，拿掉不拿掉《口述》，有什么关系么？
今后，舒云有没有可能再写一本《林彪二传》（简记为《林二传》）？不知道。如果写的话，写不写“采访林豆豆”？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里面不会有叶群威逼利诱吴法宪搞“四条”的内容。
丁凯文关于“罗瑞卿案”的辨析已经够多了，翻来覆去，就是这么车轱辘话，其实也就是三句话：老大的“战略部署”，高层的倒罗风潮，老二的没有出面。今后，估计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魔术这玩意儿，看得多了，也就不稀奇了。笔者倒可以给丁凯文一些建议，如果能够翻出一点新的魔术，这碗饭还能继续吃下去。
- 把《口述》拆零分解，评析一下，哪一些是“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哪一些是“他们手头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申诉材料基本上全凭自己的记忆，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的叙述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难免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项上的差错”？哪一些是“不能不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作回避”？哪一些是“这种心态也带进日后与朋友的交流和申诉当中”？你既然要擦屎，以擦屎为己任，就要擦干净，不能半途而废。
- 你也算是一个文人，而且是北大出来的文人，能不能对这种把1980年写的材料，包装成1996年的“采访”的行径进行一下评析？
- 你对《画传》推崇备至，“用文字和图片给读者展现了林彪的一家的真实的情况，内容非常珍贵”，“从史实出发，抹去了官方多年来泼在林彪身上的脏水”，“采访众多知情人，整体传记生动感人且言而有据”，“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言必有据，在许多重要而关键的地方均注明所引材料的来源”，“发掘出他人所不知道的情节和内容，写出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林彪”，“不辞辛苦地对这些知情人士的访谈奠定了这部书的真实可信的基础”，“重大的历史事件上，舒云女士反复予以核实，从不人云亦云”。能不能对下面的文字进行一下评论？这些可都是“不辞辛苦地对这些知情人士的访谈”得来的，可都是“反复予以核实，从不人云亦云”。你不能只拉屎不清理吧？
- “文化大革命”的事，总是愤慨不已，颤抖着，怒吼着，要冲出去见毛泽东，找江青他们拼命。不知多少次叶群急着扑上去，拦住他，用双手捂住他的嘴，……最后不得不给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就这样，林彪的病不断发作，叶群不敢给他讲什么事，并动员林办所有工作人员长期对林彪说谎[9].
- “顶峰”、“最高最活”呢？林彪很生气地摇头，说有没有讲过，我忘了，我不过是照本宣读，也可能错，甚至错得更大。文字上的问题，怎么准确你斟酌，多听罗长子的意见，他接触实际多[17]。
- [37]？
- ……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背着我？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叶群见他声音很大，急得直哭，赶忙把门关上，劝林彪说：求求你，求求你声音小一点，冷静点！你这样伤心，脉搏又这样快了，你身体受不了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呀！
- “搞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席掌握了罗长子什么事实，我们长期在外面休养，和罗长子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能去保？到时候就该说你在背后怂恿罗长子“搞政变”、“篡接班人刘少奇的位”了。你去保他，还以为是你心里有鬼，怕牵连。想捂住什么事，保你的兵权呢，这你怎么能去保呀！何况现在中央已经开会作出决议了，越保越糟。让主席去查嘛，查不出什么事，看主席怎么办嘛，不然主席老是对你和罗长子的关係不放心。林彪摇头长歎，泪流不止，说主席事先找我谈一分钟的话也好嘛。
- 1969年8月9日，贺龙在北京301医院逝世。林彪不禁仰天长歎：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也不开了？我们这些人也快了[5]！
- [16]。
- “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林办工作人员也参加过劝阻。林彪的病体因他的猛烈愤怒转为虚脱，甚至昏死过去，叶群不得不加倍给他服安眠药，让他安静下来。每次林彪发怒后，都一病几个月，处于更严重的忧鬱状态[62]。
-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他看过、画过、作过眉批的马列着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新调来的秘书第一次见到林彪那痛苦的状况，简直不敢想像，回到自己卧室哭了一夜。
4、评析一下“雌煞”的《九问余汝信》，看看“雌煞”所问有没有道理，道理在何处？你好歹也是在《罗瑞卿案》挂了名的。对这《九问》不辩不否，有失做人的道理。《罗瑞卿案》的编辑被人捅了九个窟窿，你不想表示表示么？
三国大战，至少看起来有点硝烟退了，至于是不是降下帷幕？不知道。诸位且拭目以待。
“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如果把“官方”替换成“魔术师”、“垃圾”，读起来好像也是满通顺的。
